五万西撤仅存三千，李运昌带130人返身救活冀东

1938年10月下旬，平谷县樊各庄。

平谷樊各庄，一间不大的农家院子，几个人正争，声音压着，但话都挺硬。吵的就是一件事：剩下的队伍，是继续往西，还是掉头往回。

往西，是去平西，八路军在那儿有块稳固的根据地，到了能补、能歇、练了兵再往回打。宋时轮和邓华铁了心走这条路，部队已经这么走了半个月。

往回，是回冀东死扛。日军正撒网一样“扫荡”，掉头等于自己往包围圈里钻，没后路、没援兵、全得靠自己。李运昌坚持的，就是这条。

在场的有胡锡奎、李楚离，还有别的负责人。不是谁一个人说了算，是有记录的集体争论。最后定了：不往西走了，回冀东。

李运昌带着剩下的队伍，往回走了。这一步，保住了冀东最后一点根。

冀东这个地方，日本人为什么盯得那么紧，它正好夹在华北和东北当间儿，谁掐住这儿，谁就把关内关外的通道攥手里了。

1935年，日本扶了个傀儡班子，就是殷汝耕那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义上自治，实则是关东军在背后提着线，二十二个县全给圈进去了。

到了1938年，这套统治压了整整三年，矿山、棉田、盐场被搜刮了个遍，学校逼着教日文，百姓得朝东边遥拜天皇。压得越狠，底下憋的那股劲就越足。

日本人在这儿搞得很彻底。矿、盐、棉，什么来钱拿什么。政治上，沾抗日两个字就镇压，手不软。文化上，逼着学校教日语，老百姓得朝东边遥拜天皇。整整三年这么过来的，冀东人早就受不了了。

三八年开春，河北省委接了中央指示，决定在冀东搞一次大暴动。下去具体操办的是李运昌和胡锡奎这批人。

他们分头到各县活动，找抗日积极分子、联系地方民团、说服各色有点血性的人。准备工作做了好几个月，到夏天条件差不多了才动的手。

七月六号夜里，滦县港北村先动了手。枪一响，附近几个县紧跟着就起来了。这事能这么快铺开，是因为前期几个月秘密串连做得足够细。

到了七月中下旬，冀东二十一县，县县都拉起了队伍。摊子铺得太大，得有个统一的名号，于是就叫冀东抗日联军。

司令是髙志远，李运昌和洪麟阁当副司令，王仲华管政治部。底下分三个军区，编了四十八个总队，扛枪的有七万多。再把随队家属和各地跟过来的工作人员都算上，这个数就过十万了。

抗战初期，敌后搞起来的民众暴动，没有比冀东这次规模更大的了。抗联跟八路军四纵一起动手，玉田、迁安、蓟县、平谷、卢龙、乐亭，连着九座县城被收复。

日伪据点被拔掉两百多个，北宁铁路这条日军往南运兵运物资的动脉，被他们掐断了整整半个月。

势头是猛，毛病也马上就露了。这支队伍什么来路都有，种地的、念书的、地方团丁、旧军队下来的，还有伪军那边倒过来的。

绝大多数人没正儿八经练过，武器就更别提了，汉阳造算好东西，多数人手里是老套筒、鸟枪，还有拿长矛的。打突然袭击、端个把据点，够用。真碰上日军摆开阵势跟你打，马上吃力。

日本人反应不慢。1938年10月，他们从正面战场抽回兵力，拉上伪满和伪蒙的队伍，开始大举“扫荡”。

他们的招数不是找你主力硬碰，而是封渡口、堵隘口、掐交通线，一步步往里收。

冀东南边是平原，敞开的，没地方藏；北边山里能躲，但几万人往里头一缩，吃喝都供不上，待不住。

到了该拿主意的时候。

四纵的宋时轮和邓华判断，局面已经撑不住了，下令主力全部往平西撤。

但这跟中央的意思完全是反。

四纵决定全军西撤。但延安的电报早把话撂在前头了，军委和北方局再三讲，冀东的队伍不能一锅端，得留人。

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在一封电文里直接说，几万人一齐西退，这计划说不通。意思是就地坚持。四纵没采纳，命令照下。

这样一支队伍，农民占了大头，没受过正规训练，光走路都排不整齐，拉成上百里的一字长蛇阵。

行军队伍里，扛枪的只是一部分。后面还跟着大批家属，老人、女人、孩子，有的把被子锅碗捆在独轮车上，全部家当都推着走。

这样一支部队，要拉几百里路，从日军眼皮底下穿过去，层层封锁线，从头到尾都悬着心。

往西去，头一关就横着潮白河。过了河还有白河，还有燕山。日军早把这些口子掐死了。部队涉水过河，刚走到河心，对岸的伏兵就压上来了。

火力把半条江面封住，人困在河滩上，进不得退不得，倒下的漂了一片。队伍当场就乱了，前后断了联系，各自往能躲的地方跑。跟队的家属哭喊着四处散开，过了河的没剩几个。

建制一乱，上下联系全断，各队自己顾自己。跟队伍的家属、推独轮车的、抱着孩子的，炸了营一样。逃出去的没多少。洪麟阁也在这条路上没走出来。

洪麟阁副司令，在西撤途中牺牲了。

李运昌带着后卫约六千人，在最尾部。过潮白河的时候，前头打成什么样他都看在了眼里。对西撤这事，他本来心里就没底，这回更觉得这路不能再往前走了。

队伍到了平谷附近，跟四纵一部会合之后，他和胡锡奎、李楚离几个人坐下来碰了碰。看法差不多：再往前走，全交代在路上了。

这才有了樊各庄那场会。准确说，那是一次前线党组织的紧急扩大会议。

大家碰头后，李运昌的主张站住了，定了往回走。这不是谁一个人逞英雄，是集体拍板，跟中央此前一再电报强调的方向是一致的。李运昌在里头起了主导作用，这是事实。

往回走，险还是险。日军“扫荡”正紧，到处是敌占区、封锁线。六千人的队伍，走到哪儿都藏不住。李运昌下了一道狠心：部队拆散，各走各的。一部分进山打游击，一部分找地方先躲起来，散了往集合点摸。边走边散，边走边往下掉人。

李运昌领人往回撤，等撤进冀东腹地清点，身边就千把人。接下来边转移边裁减，等退到迁安柳沟峪，脱产的、还成建制的、能拉出去的，拢一块算，就一百三十个人了。

而那头接着往西走的五万多队伍，最后到平西的，撑死一千出头。高志远费了老劲，才带着一小部分人撑到了终点。

暴动最高潮那会儿有好几万条枪，最后东返和西进两拨人加一块只剩三千来人，再往下落到李运昌手边、还能拉出去打的一百三十人。

这就是1938年冬天，冀东暴动收场的真实家底。一百三十人，放在整个华北战场上简直没法看，少得不像话。可这批人，是筛到最后没垮的，是共产党重新插回冀东的根。

从一百三十人开始，李运昌重新搭架子。

第一件事，是把人进一步分散。包森带一小部分人去盘山，组建了第二支队。陈群带另一部分人留在遵化、迁安一带，组建了第一支队。

每支队伍开始时只有几十个人，目标小、机动灵活，驻扎在燕山山脉那些沟沟壑壑里，利用地形跟敌人周旋。

冀东的山不算很高，但地形破碎，沟岔多，熟悉道路的本地人进去游刃有余，日军大部队进来就抓瞎。

打法很土，但管用。白天种地，夜里拉出去，放几枪换一个地方，打完就走。老百姓给藏身、给吃的、给报信。

日本人把冀东平原守得死死的，在那种地方开展武装活动，每一步都踩着刀尖。但就是那一百三十个人，没散，一处一处地生了根。

隔年，萧克把冀热察挺进军拉起来，冀东剩下的这几支游击队，才算正式编进了序列，有了建制。

后来局势一步步稳住，1944年冀热辽军区成立，这批人成了骨头。这里要把时间线掐准，不是什么“1939年编进冀热辽军区”，那是把建制沿革弄乱了。

包森牺牲在1942年2月，才31岁。他在盘山打出了名，但没等到胜利那一天。

陈群也战死在冀东。那一百三十人里头，一大半没等到1945年。但活下来的，队伍一直在滚，越滚越大。

1945年8月大反攻，冀热辽的部队第一批翻过长城，插进东北。这支队伍的骨头，是七年前那一百三十人。

整件事绕不过去的第一个扣，就是西撤这个决策本身。那种“一锅端”式的总退却，把冀东抗日武装打掉了九成以上，这是板上钉钉的结果。

中央的态度，打一开始就两个字：不去。

不准全军西撤，给我就地坚持。电报来了不止一封，说的全是这个。

四纵没听，走了。这事就是办错了，后来也挨了批。别拿什么“各有各的理”来和稀泥，军事结果摆在那，组织程序也摆在那，西撤就是错。

第二个关节，李运昌的东返。他不是在违抗命令，他是在纠四纵的错，把队伍拉回中央一直指的方向上来。

樊各庄那场会是集体拍的板，是组织行为，不是谁的个人表演。但李运昌在里头确实起了主要作用，这得认。

再说“火种”这回事。一百三十人，这个数值得反复掂量。

从暴动时的十万民众，到几万拿枪的，到西撤后剩下的三千来人，再缩到能继续打游击的一百三十个骨干。

这一层一层往下掉的过程，本身就把敌后抗战有多残酷说清楚了。冀东后来那个局面，就是从这一百三十人肩膀上扛起来的。不是三千，是一百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