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去朝鲜之前，我听说那里有农贸市场，是国营商店的补充，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一定要去看看真实的朝鲜物价。
可第一天到平壤，导游就明确说了：“外国游客不能进当地农贸市场。”理由没细说，但意思很明白——那是给朝鲜百姓买东西的地方，不对外。
我偏不信。
第二天，我换了一件深色的、款式朴素的夹克，找朋友借了一枚领袖像章别在胸前。对着镜子照了照，除了皮肤白点，和当地年轻人差别不大。我跟着一位在朝鲜做生意的朋友，混进了平壤较大的“统一大市场”。
市场是露天的，外面一圈是地摊，卖香皂、香烟、打火机、发卡之类的小日用品，摊主清一色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小板凳上，面前铺一块布，商品摆得整整齐齐。没人吆喝，有人路过就抬头看一眼，不买也不强留。
进了市场里面，和国内的老式农贸市场差不多——划分了服装区、小百货区、蔬菜区、水产区。通道不宽，人不少，但不算拥挤。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所有摊贩，全是女的。从卖菜的到卖衣服的，从二十多岁的姑娘到六七十岁的大妈，没见到一个男商贩。
后来朋友告诉我，在朝鲜，做生意的大部分是女性。男人多在国营单位上班，工资不高但稳定。家里要改善生活，靠的是女人出来摆摊。“朝鲜女人能吃苦，也敢闯。男人拉不下那个脸。”他说。
我在一个蔬菜摊位前停下来。摊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穿着洗得发白的衬衫，手上指甲缝里有泥。我假装问价，她用朝鲜语报了一串数字，朋友翻译给我听：黄瓜五百朝币一斤，西红柿三百朝币一斤。
朝鲜普通工人的月薪，大约在五千朝币左右。也就是说，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够买十斤黄瓜。
我心里算了一下，在国内，黄瓜最贵的时候也就四五块钱一斤，一个月薪五千的工人能买一千多斤。十斤和一千斤，差距是整整一百倍。
我又看了看旁边的鞋摊，一双女士高跟皮鞋，标价几千朝币。差不多是一个工人半个月的工资。朋友小声说：“这还算便宜的，涉外商店同样的鞋要贵一两倍。”
在统一大市场里逛了半小时，我没敢拍照——朋友提前叮嘱过，这里不允许拍照，被发现会很麻烦。但我把看到的、听到的，都记在了心里。
离开市场后，朋友带我去了一家涉外商店。同样的黄瓜，标价换成人民币，算下来比市场里贵了将近两倍。而一包在国内卖几块钱的饼干，在这里要十几块。导游说，涉外商店的商品质量和本地市场不一样，很多是进口或者出口转内销的，所以贵。
我点点头，心里却明白：贵的不只是质量，还有“外国人”这三个字。
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想：朝鲜普通百姓月薪五千朝币，买一斤黄瓜要花掉十分之一的日薪。他们的日子，确实不轻松。可奇怪的是，我在平壤街头很少看到愁眉苦脸的人。他们排队等公交，安安静静；他们在江边散步，说说笑笑；他们在地摊前挑东西，为几百朝币讨价还价，脸上没有绝望。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开销也少——房子不花钱，看病不花钱，上学不花钱。工资虽然低，但每一分都可以花在吃穿上。不像我们，工资看似高，房贷一扣、车贷一还、孩子辅导班一交，剩下的还没人家月薪多。
那天晚上，我站在羊角岛酒店的窗前，望着大同江对岸黑黢黢的居民楼。没有霓虹灯，没有广告牌，只有零星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那些灯光下，是朝鲜普通人的日子。他们吃一斤五百朝币的黄瓜，穿几千朝币的皮鞋，骑自行车上下班，在农贸市场里讨生活。
不富裕，但也没垮。
那些在市场上摆摊的朝鲜女人，让我想起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第一批个体户——一样的能吃苦，一样的敢闯。她们撑起的不是一个小摊，是一个家。
下次再去朝鲜，我还会想办法混进农贸市场。不是猎奇，是想看看那些在艰苦日子里认真讨生活的普通人——他们身上有一种力量，叫“活下去，而且不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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