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嬷的情书》到底有何不同

「咸猪肉好吃吗？」「好吃，我就再寄。」

作者 | 陆娜（北京）

一部没有明星、全素人班底、全程潮汕方言的电影，正在以一种近年来内娱几乎没有出现过的方式生长。

近50万人打出豆瓣9.1高分，排片从首日1.6%一路涨到45%；票房预测从1亿调至4亿，再到如今突破14亿。上周末单日票房破亿，票房占比超85%的成绩，以及在戛纳市场放映的高口碑，还在展露着影片还有更大的想象空间。

这部电影正是《给阿嬷的情书》。它讲述了一个关于侨批、关于守望、关于两个素未谋面的女性跨越山海的共生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着对于真善美最古典的相信和践行，有着对潮汕文化乃至中华民族「贵生」精神的坚定不移的认同。而三次视角转换下普世情感的朴素传达，是影片能够超越地缘文化表象，撬动广义观众的最核心原因。

与大多数影片不同，《给阿嬷的情书》强调对真实生活的汲取，也尊重与观众的每一次对话。主创们在超百场地推路演中袒露了大量创作细节：半年田野调查、数万字《暹罗生活指南》、9个月选角面试1000余人、七八封侨批打磨一个月……

这些扎实到近乎笨拙的方法，与电影本身传递的价值观互为镜像：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温情，超越血缘的守望相助，以及一种朴素到骨子里的正义，「做人要有情有义」。

100万个南枝和淑柔

《给阿嬷的情书》的情深意重、余韵悠长，恰恰来自于生活本身。路演中透露，「电影里90%以上的情节都来自真实故事」。

导演蓝鸿春此前历时七年拍摄美食纪录片《四海潮味》，在东南亚走访超过300个华侨家庭，听到了大量因下南洋造成的家庭错位。那些令人触动的故事，讲述者大多轻描淡写，但他每每听到，「心里就酸一下」。

蓝鸿春回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当年「过番」后也彻底没了消息，家里至今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是否还活着。而外婆的哥哥是一个踩了一辈子三轮车的人，但却养大了家里所有孩子——他后来成为电影里木生的原型。

暂时搁置了原本聚焦「隔代亲」主题的创作计划，蓝鸿春转而将目光投向那段尘封的历史。

大纲成型后，蓝鸿春和编剧搭档杨冷又做了半年的田野调查，采访了大量老华侨，查阅侨批档案。与此同时，制片团队也一起多次赴泰国曼谷唐人街实地调研。他们还找到当年在华文报纸连载的畅销小说，里面详尽描写了当地社会风情，也有大量在异国寻求自我独立的女性形象。

南枝和淑柔的双生关系，是《给阿嬷的情书》的灵魂。蓝鸿春在多次公开场合提到，她们的人格底色取材自他的阿嬷、妈妈和姐姐——那些他从小到大身边那些面对逆境时精神自洽、豁达的女性至亲。

正如豆瓣上的一条高赞评论，「有100万个潮汕女性，就有100万个南枝和淑柔。」

南枝在木生过世后继续选择承担「吾妻淑柔」命运的选择，打动无数人，而这同样来自一位潮汕阿姨的真实家史：民国时期，她的曾祖父远走泰国打拼，后在海上病逝，曾祖父的朋友默默帮了她们家很多年，一直没忍心把真相告诉曾祖母。

好角色是从真实的人身上长出来的，而要让人物落地到银幕上也更加可信，选角就变得至关重要。这部电影最终决定不用明星，而是选用素人、本土网红、当地老艺人。郑萱轩告诉我们，影片演员班底以潮汕籍素人青年为主，是导演蓝鸿春的刻意选择。本土青年自带乡土气息与真实生活体验，搭配走心、纪实的叙事手法，用最本真的表达还原侨批里的情与义，让百年乡愁与家国精神直抵观众内心。

影片的选角逻辑是找「人格匹配角色的人」。为此，团队通过抖音、小红书进行了一场大规模海选，光南枝一角前期就面试了1000多人。整个选角过程耗时9个月，占筹备期70%以上。

路演中，主创们多次提到，演员的真实人格和角色的MBTI竟然高度重合。和南枝同是infj的扮演者李思潼分享道，她相信，南枝也曾质疑过自己所做的决定，在频繁去批局的日子也会担心隐瞒木生死讯继续扮演他，「其实是干预了他人的命运」，但经过多年消化和命运沉淀应该是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看到即使过去很久她再代入南枝还是会动情落泪，网友评论，「这么强的共情能力，就该她演这个角色」。

而谈及如何理解木生对于淑柔的爱和纯度，演员王彦桐则坦言，他因为没有经历过这样深刻的情感，一开始也找不到感觉。直到抓到「爱是常觉亏欠」这个点，才找到情绪读懂角色。同时，他也意识到，真正在为生活奔波的人是来不及感受品味苦和累的，所以他演绎的木生充满干劲和生命力，只为让淑柔和孩子们更好生活少为受委屈。

对素人演员，《给阿嬷的情书》片场有一套从纪录片带来的方法：情绪重的戏反而不过度讲戏，而是调取他们的本能。导演拍摄时常常不喊「咔」，让演员在情绪里多待一会儿，因为最真的东西往往在表演结束之后才流露出来。

原剧本中老年淑柔得知木生早已去世后，原本只有一句感慨，「唉，一大群小孩」，但饰演老年阿嬷的吴少卿说的是，「你走这么早，那这群小孩怎么办呢」。这句即兴发挥背后，来自一个真实的女性对于另一个角色的悲悯，是她身上那种朴素的共情力，是对生命本身无分别的尊重和对命运的敬畏。

重建一份南洋旧时光

「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圆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电影中那些让人泪目的侨批书信，正是《给阿嬷的情书》的题眼。上述这封，恰恰是南枝决定撤回讣告后，写下的第一封模拟木生视角的信。据公开采访，这些信件中多是蓝鸿春在早期创作剧本时写就的，七八封写了一个月，不断打磨润色。

中国的古汉语之美奠定了这部片子的美学基底。这也和影片的题材选择有关。侨批——这项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潮汕华侨故事中最重要的情感符号。一纸银信联通山海两端的家庭，纸短情长，字字千钧。

而承载这些文字的潮汕方言，本身就被语言学界誉为古汉语的「活化石」。由于背山面海的地理隔绝，潮汕话完整保留了汉魏六朝时期的古音古韵，大量在普通话中早已消失的古语词汇至今仍活跃在日常口语中。影片中台词的最后一道工序，是由方言编译小组「分子喜剧」将书面语转化为地道的潮汕话，在古典文雅和乡土生活之间找到那个恰好的落点。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如何挖掘地方文化特色的创作样本。当大多数区域电影还停留在用方言制造喜感或标记地域身份时，他们真正将其转化成为了情感的载体本身。而从淑柔的信件、南枝代笔的侨批和木生此前的来信对比中，也能看出女性视角的差异和不同气质的情绪流淌。

《给阿嬷的情书》故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暹罗唐人街，但整部电影旧暹罗时代的大部分镜头都在潮汕本地完成。

这不纯粹是预算限制。郑萱轩告诉我们，团队发现了一个关键逻辑：早期下南洋的华侨把潮汕的建筑样式带去了南洋，而回来的华侨又把南洋风格带回了潮汕——两地的骑楼和老厝天然相似。找到这个逻辑，就找到了不去东南亚也能拍东南亚的现实路径。

但「相似」不等于「还原」。做完田野回国后，蓝鸿春提出编写一本工作指南，以便全组了解那个时代的暹罗。郑萱轩和同事小七最终整理出一本数万字的《暹罗生活指南》。大到当年曼谷的街区布局，小到暹罗的服饰花纹、日常用语、生活习俗，指南中都做了详尽的梳理。它是全组开展工作的翔实依据，「力求让一个旧时光的南洋在银幕上得以精确复现」。

置景同样是「笨办法」。团队动用大量外联人员和道具组的同事走遍潮汕各个村镇，向乡亲父老借用家中真实使用的老物件作为拍摄道具。锅碗瓢盆、日常器皿、卧床桌椅，全部来自民间生活。同时在潮汕老厝、老街基础上，改造门面招牌、南洋式骑楼构件，用一些旧商号的招牌，街头杂货铺、摊位的陈设，包括大量的热带水果的道具，基本上还原出了唐人街的烟火市井感。

其次，美术上也用了大量的细节物件，如南洋布料、侨批书信、还有东南亚常见的藤编家具、热带植物等等，制造环境的氛围，服装上则大量的做旧处理，搭配南洋风情的服饰，这样配合，用光影质感强化年代感，打造出南洋城市的细节。

郑萱轩将《给阿嬷的情书》的制片理念用一句话概括，「一切保创作为前提，制片方面的工作就是服务于内容。」团队把最耗时间的创作环节，如剧本打磨、重场戏彩排，都前置到筹备期完成，拍摄期严格按周期推进，但保留一定的灵活空间为创作提供自由。整个项目时间线大约是：前期筹备了近一年，拍摄百余天，后期制作半年，整体历时差不多三年。

「导演用了100种方法把他想拍的都拍了，而制片组用了200种方法让他把他想拍的都拍了。」

走出潮汕抵达大众

一部全素人、全方言、没有明星的潮汕电影，要如何走出广东、抵达全国观众。

蓝鸿春的前两部电影《爸，我一定行的》和《带你去见我妈》，票房几乎全部来自广东，行业对这类高度地域化的项目天然持观望态度。

郑萱轩表示，他们深知这部电影的优势不在声量，而在口碑。所以团队和宣发公司大麦娱乐共同策划了一套「小而美」的营销策略，核心是地推式路演。

这些路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宣传，而是「面对观众就影片本身进行关于个体、家庭情感经历的交流」。因此观众也看到了大量主创在映后关于创作细节的讨论、对角色打动人心的理解，而非现在更惯常见到的抖舞类短视频营销。

《给阿嬷的情书》没有大规模宣发预算，团队靠17天超100场地推路演从潮汕起步，口碑不断发酵。为了判断影片是否具备走向全国的潜力，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一场试映会。结果显示，即便是不熟悉潮汕方言的观众，也并未因语言而产生理解隔阂，其中女主角的表现更收获了高度认可。最终，影片定于5月3日启动全国扩映。

在第一轮路演结束后，主创们就观察到自来水们开始陆续发力。观众自发画插画、做海报，二创爱好者催着官方更新物料因为「需要大量素材做剪辑」。官方的应对策略是：把观众的反馈和认可以物料形式发在电影官号上，「形成和观众的双向奔赴」。这种良性互动也让口碑从广东蔓延至全国。

过程中，很多观众反馈和互动也让团队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家里有华侨亲戚的观众，还会讲述属于他们家族的「木生和淑柔」的故事，「真的，每一个都让人十分震撼」。

郑萱轩向我们分享到，「有人写到自己家族的一个老阿公，真的是带一块甜粿把命交给老天，跟着红头船飘到越南去了。那些地方蛮荒酷热，他在码头搬货、给外国老板记账、做苦力，学会了英语、法语和当地语言，才艰难生存下来。后来外国人撤离，他把码头承包下来，从衣不蔽体到小镇首富，只用了几年。足见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关于南枝的解读，则是这部电影引发的最有意思的讨论之一。

有人不同意把南枝说得「太高简、太自我牺牲、太没有欲望」：她大可以嫁去有钱人家获得某种虚幻的确定性，但心里一定有太纯粹的渴求，是在庞大的不确定性里寻觅到一种纯度极高、无需任何身份与定义的爱，一种近似母亲般的永恒归处。而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视角，有评论者将南枝解读为一个「走出体系的自主者」：她从潮汕文化那张紧密的角色之网的边缘试着走了出去，用18年的时间走出了自己的形状，一种不被任何既有角色定义的人生。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能触动远超潮汕以外的观众。它讲的不只是下南洋的华侨，而是每一个被如此紧密地爱着、也被如此沉重地期待着的人们，到底能不能活得既不负人也不负己。这是所有中国人共通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