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第一枪系中共所为！日本右翼文人，篡改侵华历史有多无耻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93年8月，自民党在竞选中失败，结束了战后38年一党执政、“一党独大”的历史，标志着“55体制”的崩溃。

沦为在野党的自民党再也不顾什么“忌讳”，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堂而皇之地张扬起“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黑旗，其代表作就是《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1、自民党的大步右翼化

1993年8月10日，新党首魁、八党联合政权内阁总理细川护熙在接见记者时说:

我个人认为，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

这里，细川虽然没有明确地指明“那场战争”的范围，但是，这毕竟是日本战后内阁首魁第一次公开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也是对执政38年来自民党战争观的否定和挑战，于是引起朝野内外的一场“轩然大波”。

细川讲话发表的第二天，自民党靖国关系三个委员会，即:“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全员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以及“遗族议员协议会”立即联合召开了紧急会议，猛烈抨击细川的讲话，并于第二天，由“遗族议员协议会”座长原田宪为代表，向联合政权官房长官武村正义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细川立即收回讲话。

8月13日，三个协议会又联合召开总会，就细川讲话商议应对措施。

8月18日，三个协议会又决定成立一个对策研讨会。8月23日，再次召集三个协议会的正、副会长、顾问等会议，决定成立“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其宗旨是，细川“侵略战争”之讲话，以及联合政权“表明战争责任和谢罪”的意图:

不过是以反省战争为名，使自虐史观泛滥，我们应基于公正之史实，确立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以此作为紧急课题。

会议还作出如下决议:

(1)基本课题：如何总结大东亚战争?
(2)检讨研究要领：听取学者们的见解，收集有关资料，编纂发行。每月召开两次左右委员会议。
(3)时间：截止1994年3月末(可以后延)。
(4)人员组成：自民党众、参议员40名左右。
(5)经费：靖国关系三个协议会提供。

会议还推举原防卫厅长官山中贞则出任“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委员长，A级战犯阪垣征四郎之子阪垣正为事务局长(相当秘书长)。实际参加该委员会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76人，参议院议员29人，总计105人。

其中，因屡屡“失言”遭到国内外抨击而跌下政坛的“名人”，如奥野诚亮、樱内义雄、藤尾正行、江藤隆美以及先后在政坛担任过要职的田村元、原田宪、桥本龙太郎、森喜郎、梶山静六、铃木宗男、武藤嘉文、斋藤十郎等人都参与其中。

2、《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作者

1995年8月15日，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选择这个特殊的日子，由展转社出版了代表自民党战争观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是采取邀请学者或社会各界人士讲演，然后将其讲稿汇编成册的形式出版的。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这些学者和其他职业工作者的身份、社会经历以及政治态度等，这样才能明了他们的历史认识以及战争观的思想基础和社会背景。

同时，也可以明了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为什么聘请这些人充当讲师。

中村粲

独协大学教授，历史学者，“昭和史研究所”的头面人物，其人自称是“大日本帝国的辩护士”，代表作《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展转社，1990年)。从70年代初开始，他掀起批判NHK和朝日新闻社“歪曲报道”的运动，指责这些新闻媒体宣扬“自虐史观”。并坚决反对中日恢复邦交，因此被台湾当局奉为座上宾。1975年以后，他每年带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入自卫队“体验生活”。是位“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死硬派。他亲自作词写了一首“大东亚圣战之歌”，制成光碟到处兜售。2000年在金泽市树起的“大东亚圣战大碑”，也是他伙同阪垣正等人撮成的“杰作”。

冈崎久彦

大连出生(1930年)，曾任日本驻泰国和沙特大使，多年从事外交官活动，代表作《百年的遗产——日本近代外交史》等。其人现成立一个“冈崎研究所”，从事国际政治关系和日本近现代史的研究。他的战争观是坚持日本的“自存自卫说”和“亚洲解放说”，支持和赞同林房雄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2001年，他还作为执笔者之一，参与了西尾干二“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新历史教科书》编写工作。

名越二荒之助

原“帝国军人”，直接参加过侵略战争，战后一度被抑留在西伯利亚。著有《从世界看大东亚战争》、《为大东亚战争正名》等，是个死抱着“天皇主义”和“大日本帝国”僵尸不放的顽固派。

中岛慎三郎

1939年应征入伍，直接参与了侵略中国、东南亚的战争，著有《让亚洲苏醒的大东亚战争》，同名越二荒之助一样，他的战争观依旧是战争时期日本官方宣传的那一套。

田中正明

也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曾任南京大屠杀事件首犯松井石根的秘书，并在战争中效力于大亚细亚协会、大日本兴亚同盟等右翼组织。他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始作俑者，在80年代初就抛出《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全面否认日军在南京的罪行。他还纠集右翼团体成立一个“历史修正协议会”，进行颠倒、歪曲和篡改历史的各项作业。

富士信夫

战争期间曾任海军少佐，战后在第二复员省工作期间旁听了东京审判，后着手对东京审判进行“研究”，代表作《我所见的东京审判》，指责该审判是“战胜国单方面的审判”，是“不义的审判”等。

总山孝雄

“帝国军人”出身，曾任近卫步兵第四联队通信中队长，也是一位直接参与侵略战争的人物。战后从事牙医工作，却“不甘寂寞”，著有《从弱肉强食到平等共生时代》、《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与日本人的心》等，表现了他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情有独钟的情结。

西尾千二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头面人物(《总结》出笼时尚未成立)，电气通信大学教授，本来从事德国文学研究。90年代初开始，对日本的教科书展开攻击，指责其“自虐”、“丧失日本人的自豪和自信”。代表作《国民的历史》。2001年，他组织的“编纂会”抛出篡改历史的初中课本《新历史教科书》，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和批判，其人也是日本战后掀起第三次攻击教科书逆流的主将。

高桥史朗

明星大学教授，从事教育学研究。他是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聘请学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在学生时代，他就加入了右翼宗教团体“生长之家”。中曾根上台后成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委员名单中，也有他的名字。该会积极主张改革日本的教育，特别是要从改革教科书入手。他又是藤冈信胜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副会长级人物，同时，又与西尾干二共同组建了“编纂会”，著有《天皇的教育》等。

小堀桂一郎

明星大学教授，“编纂会”骨干之一。早在1986年，其人就作为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新编日本史》编写组成员之一，参与了这部被称作“天皇的教科书”的编写。他始终认为“日本现行的教科书如同敌国编写的反日宣传品的翻译件，是造成社会破局的最大责任者”，坚决主张修改教科书。他组织了一个“东京审判资料刊行会”，把东京审判期间辩护方提出的、但被法庭驳回的资料汇编起来，从批判东京审判的立场出发，出版了一套《东京审判驳回资料汇编》。他的代表作是《别了，败战国史观》。

西部迈

《发言者》杂志的主编、评论家，“编纂会”理事。其人并非历史学者，但对东京审判似有“研究”，他认为，在二战结束后，世界上没有一部审判“侵略”的国际法，所以，东京审判是“复仇的仪式”等等。

佐藤和男

青山院大学教授，法学研究者。战后50周年之际，为了阻止国会通过“不战决议”，他伙同日本原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盗用日本国民的名义，成立一个“终战50周年国民委员会”，出版了《世界裁判东京审判》、《亚洲共生祭典》、《走向自由和独立之路》等著述，拍摄了《独立亚洲之光》、《自由亚洲之荣光》等影片，不遗余力地为“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

江藤淳(已故)

作家、评论家。此人从70年代初开始批判美国的占领政策，指责美国当局在占领期间实施“新闻封禁"，控制舆论导向，压抑了日本人的自由。他还是掀起“日本有条件投降论”争议的第一人，他认为日本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有条件的投降，军队放下武器不等于国家的无条件投降等。他的谬说在当时引起社会各界的批判。

除上述人物外，还有长谷川三千子(琦玉大学教授，从事哲学研究，“编纂会”骨干成员、《新历史教科书》执笔者之一)、出云井晶(作家，“编纂会”骨干成员)、大原康男(国学院大学教授，从事神学研究，“编纂会”骨干成员)、松本健一(丽泽大学教授，从事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编纂会”骨干成员，又是《新历史教科书》执笔者之一)、上杉千年(教科书研究者)、安村廉(产经新闻社的骨干成员)等。

再从年龄分析，19人中70岁以上者10人，占53%。其中有5人是直接参加侵略战争的一代，其他5人也经历过战争。他们在骨子里对日本战败投降耿耿于怀，对“大东亚战争”感怀不忘。

另外，19人中除5名“帝国军人”外，至少有8人是“编纂会”的骨干成员，内中有5人直接参与了《新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西尾干二、高桥史朗、冈崎久彦、长谷川三千子、松本健一)，中村粲、佐藤和男等人虽然没有加人“编纂会”，却是“编纂会”可靠的“同盟军”。

以上不难看出，自民党历史研讨委员会置战后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而不顾，偏偏聘请这些与史学界主流抵触之人担当讲师，并把他们的讲稿编辑成书，该委员会对待战争的认识、所持立场和观点以及政治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

3、《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歪理邪说

如何称谓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是日本朝野以及学术各界历史观的重大分歧点之一。

《总结》的作者们认为，这场战争的称谓只能依据1941年12月10日日本官方发表的:

这次对英美战争以及随之推移的所有战争，并包括中国事变称之为大东亚战争(才是“尊重”历史事实)。

尽管美国在占领期间已明令取消“大东亚战争”的称谓，但是，《总结》的作者们还是堂而皇之的把“大东亚战争”搬了出来，并且作为书名题写无忌，仅此一点就可以了解该书的实质内容了。

在《总结》中，中村的历史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日俄战争是解救亚洲的战争”

中村称，明治时期“日本的最大威胁来自俄国”，“俄国是一个非常的、具有侵略体制的国家”。

而中国和朝鲜软弱“才招致俄国的侵略”，所以中朝两国也负有“战争责任”:

如果中国和朝鲜能够着意阻止俄国南下，其后亚洲的历史将会完全不同，日俄战争就不会发生，日本也不会进入满洲，满洲事变及后来的一连串的纷争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这里，中村无视历史发生的基本事实，从假设出发，为明治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贴上“自存自卫”的标签，美化日俄战争是“为了拯救亚洲的战争，是日本的自卫战争”。

他还说:

如果没有当时的军国日本，亚洲就要崩溃。
没有日本的近代化和富国强兵，亚洲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正因为有了军国日本，才能对俄一战，亚洲才得以解救。

(二)二十一条“并不过火”

中村认为，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背景是为了确保“在满洲的权益”，因这些权益是“日本根据朴次茅斯条约以及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所得到的”。但是，“由于中国的排日以及英美的介人，使这些权益得不到保证”，“当时日本并没有领土要求和驻兵权”，也“没有特别要求新的权益”，日本只是“为了确保日本人的生存权益”，因为:

日本的国土和资源贫乏，为了日本人能在他国生存下去，在南满洲租借土地，经营工商业或农业，或者旅游、生活，此外就是延长满铁的租借期，延长在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这些要求就是二十一条，实际只有十四条，不能说过火。(第17~18页)

一个后起的东洋帝国，把刀架在中国人民的脖子上，要这抢那，旨在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在当时就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强烈抨击，而出自中村粲嘴里却像是在市场上做一笔小生意，轻松得令人难以置信。更荒唐的是，中村竟称“日本人是个领土欲望极小的民族”。

远且不论，近代以来日本吞并朝鲜，侵占中国东北，霸占大半个中国的历史事实不知中村氏作何解释?

(三)“满洲国的成立是满洲人的愿望”

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原因，中村的观点同当年的关东军没有什么两样。

他认为：

20世纪20年代世界各经济圈的形成以及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的做法，使日本“不得不关心满蒙”，因为这里是“年增加百万人口的处理场所，即满蒙新天地，这是当时的国际局势决定的”，所以，满洲事变不能单纯说成是日本随意打破了20年代的国际协调，行使武力的侵略。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无法明了满洲事变的原因。(第22~23页)
简单的说，满洲事变使满洲非常安定，又获得超过中国几倍的发展，连后来进入满洲的李顿调查团都为之震惊。(第22~23页)

这段话是货真价实的强盗逻辑，即：因为“白人世界排斥日本移民”，而“满洲新天地”又可以安排“百万人口”，所以日本才人侵中国东北。如果不是白纸黑字，人们绝不会相信，这竟然出自一位堂堂学者、大学教授的笔下。

对于伪满洲国的成立，中村重拾关东军和“满蒙学派”的牙慧，称：

满洲不是中国的(领土)。

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一支军阀武装进了北京后，掘了慈禧太后的墓，盗走墓中的大量珠宝，还对慈禧的遗骨进行了凌辱，于是，中村得出结论说:

可见，中国本身也没把满洲当成自己的。如果把满洲当成自己的(领土)，则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第23页)

中村氏的“高论”自然不值一驳，不过，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出这位先生治学之草率，引证之荒唐，结论之武断，实在令人难以苟同。中村以“满洲非中国领土论”做辅垫，引出的是伪满洲国的成立在于“民意”，“满蒙人自身希望独立”，“如果没有满蒙人企盼独立的志向和意愿，单凭日本的强制力绝不可能成行(第23~24页)。

他又举例称，“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曾经呼吁在北京的张学良返回满洲，但是，有满洲人呈书本庄繁，要求关东军暂时留驻满洲，不要让张学良返回。不错，日本侵占东北后，确实捧出溥仪、郑孝胥、张景惠等一伙汉奸为其效力，然而，如果利用汉奸们当年的表演来证明伪满洲国出于“民意”实在是虚弱、浅薄和乏力得很。

(四)卢沟桥事变第一枪系“中共所为”

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继而倾国力、财力和军事力全面侵犯中国，其十足的侵略性质早已昭然天下，本来无须凭卢沟桥事变的“第一枪”来断定。然而，中村氏为了给这场侵略战争戴上“自卫”的桂冠，竟在“第一枪”问题上大做起文章来。

他称:

犯人是谁呢?就是刘少奇手下、以隐蔽共产党员身份进入中国军队(指第二十九军)的副参谋长张克侠，是他制定了同日本积极作战的计划。

中村的“根据”是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卢沟桥事变风云篇》一书。

中村称这本书中记有:

秘密共产党员张克侠进入中国第二十九军，任副参谋长，计划了同日本的战争，所以，同卢沟桥事变有关系。

那么，《卢沟桥事变风云篇》究竟是如何记述的呢，不妨引用如下:

1937年四五月间，二十九军研究制定了对日抗战的具体作战方案，……二十九军参谋长张越亭根据国民党政府的主张，提出了一个“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的消极方案。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不同意，另外拟定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方案，将二十九军十万大军编成几个集团军，分为天津、北平、察哈尔三个战区，以保定地区为总预备队集结地带，一举击败日军在华北的两万兵力，然后集中全力挺进山海关，收复关外领土。

这个方案经中共北方局同意后，上报给宋哲元，宋哲元也极为赞赏，命令张克侠按此方案积极准备。

中村氏抓住这段话就联想臆断起来：当时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是刘少奇-张克侠是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搞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方案(中村文称“同日本积极作战的计划”)——卢沟桥“第一枪”系中共所为。

他为自己有此“重大发现”和“重大突破”分外兴奋，自诩道:

在日本，我的书(指《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恐怕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以上见第25~26页)

当然，中村氏的主观臆断丝毫不能改变卢沟桥事变的侵略性质。人们知道，当时的日本军队屯兵华北，频繁演习，不断寻衅滋事，兴兵侵略早已箭在弦上，为中外各界所洞明。作为中国军队当然不能坐在家里任人宰割，制定一个积极抗战方案乃是军人之天职，无可非议。况且，这一积极方案同“第一枪”根本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另外，综观中日双方以及各方面的史料也证实，策划“第一枪”的当事人乃是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其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承认，“七七事变”的第一枪“是日本放的”。中村氏抓住张克侠搞的“积极抗战方案”大做文章，正说明了其人为了翻侵略战争案而不惜任何手段罢了。

(五)“中国事变”的目的不是领土要求

中村氏认为:

中国事变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绝不是为了中国的土地，更不是为了占有中国，而是为了要求蒋介石放弃容共抗日的政策。

他称: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一直等了8个月才承认这个政府，为的是希望蒋汪合作，反共和平。

日本近卫声明(1938年12月22日)也“表明了对中国没有其他意图”，只是希望中国方面“与日本携手反共和平”。

最后，中村氏结论称:

我再重复一遍，日本期盼中国的是汪蒋合作，建设安定统一之中国，并同日本经济提携，这是日本的愿望之所在，除此再无其他，对中国领土的要求一次也没有。
日本的目的不在于商业问题，而是在于安定中国的秩序，建设一个安定的中国，与日本经济提携，继而建设一个安定的亚洲，这才是日本的意愿所在。(第32~33页)

中村氏上述腔调，我们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只要翻一翻30年代日本政府的官方文书、诏书、声明之类，就可以找到类同甚至一模一样的注脚，当然，也就不值得一驳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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