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界大佬后人，我始终无法理解的，是汪曾祺子女

当代文化界大佬后人里，我最不能理解的，是汪曾祺的子女。一方面，他们尽力打造“护爹人设”，竭其所能维护老汪形象，俨然扬名显亲“孝之终也”的典范；可另一方面，近二三十年来，他们又似乎为了那点版税，几乎将老爹版权任意卖给了所有出版商，恨不能全世界出版社都人均出一套“汪曾祺选集”，俨然当今文坛头号“品牌连锁加盟授权商”，不仅榨干用尽吃相很难看，且似乎是消费\败坏汪曾祺声誉最不遗余力的幕后推手。这种操作，左右互搏术，委实是我这笨人看不懂的。

如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汪曾祺选集”，尤其以散文集最为泛滥。汪曾祺生前，出版的散文集其实并不多，自编也就五六种，态度非常谨慎。可到了现在，据说市面上乱七八糟都有300多种“汪曾祺散文”（未曾统计过，我的感觉可能有五六百种），而且都是经过“汪曾祺家属授权”的，也是当今文坛一大奇观。这种搞法，不仅一般读者会迷糊，连铁杆“汪粉”都生气。前几日，我就看到一位自称“将汪老视为我最喜爱的当代作家且没有之一”的汪迷公开吐槽说，近些年坊间所出汪集，大多粗制滥造，各种选本泛滥成灾，大多以美食、花木虫鱼、旧人往事等为主题重复选文，内容高度重复、东拼西凑不说，编校装帧也没什么可取之处，很是无奈云云。过去总觉得《瓦尔登湖》版本之多叹为观止，现在想来，全世界“选集”最多的作家，可能就是汪曾祺。国内如鲁迅，只是再版不断，“选集”其实很有限，得到“家属授权”的更少。

说白了，汪家后人这种迷之操作，目的岂有他哉，无非为了一个字：钱。因为倘若是真心为了推广乃父作品，是不可能这么放任，胡乱授权，毫无底线，明白就是为了拿版税收益的。现当代文化界大师名家的后人里，至今也找不到第二位的后人，是如此“放”法的。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这样完全见利忘义的做法，既损害了买书人，最终也必然伤害到作者汪曾祺本人。因为本身也就是五六本集子，然后要拼凑出三四百本乃至上千种“选集”、“精粹”、“精选集”之类玩意来，选文必然是高度重复的，不知就里的读者总以为是“新书”，买了就要上当。说句不好听的，这是把读者当韭菜割了。当年陆游老师所苦恼的“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其实方法很简单，只要敢够不爱惜羽毛，随时“拔一根毫毛”，“变出三二百个小猴”或“千百个大圣”就大功告成了，老汪一生总共写了553篇散文，自由排列组合上万本自然也是毫无压力的，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妙不可言。

而且，到了后来，“选集”之类名目眼看不行了，又在书名上大做文章，什么《汪曾祺的写作课》、《汪曾祺谈师友》、《肉食者不鄙》、《人间至味是清欢》、《万物有趣》、《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汪曾祺人生漫笔》 、《慢煮生活（升级回馈版）》之类层出不穷，其实变来变去都是那几本书。书出到这个地步，委实与赤裸裸骗钱都不远了，自然会引发反感。现在好些人到了书店，看到“汪曾祺”三个字都会不自觉反胃，这就是反过来伤害汪曾祺本人的名誉。说起来，汪曾祺生前是很淡泊于利的，自订文集也极为谨慎，从未搞过这种事情，怎奈身后是非谁管得，大好名声都让家属拿去挣钱了。汪家何以在挣钱这个事上这么急，着实也是我多年来都不解的。按道理，汪曾祺子女，生活都还不错，看不出哪里这么缺钱了。想现代人即便明确做生意，企业要这么胡乱授权，放任贴牌，大收群众智商税，都是要遭诟病，得大量差评的。天下读书的人，买书的人，又不是都傻。《左传》那句骂人的名言，“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贪故也，实贪以祸夫子”，汪家有焉。

公正地讲，“事主”汪曾祺自己，是一点都不贪鄙的。他一生名士派，不治生产，随遇而安，阿堵物对他的诱惑力只怕还没一份正宗云南汽锅鸡大。林斤澜说，1993年他受邀到京城蒲黄榆一幢十二层楼的汪家吃饭，一进门都震惊了，发现汪曾祺“家太小了，太简陋了，过道窄，又阴暗，连墙面都没有粉饰”，而彼时汪曾祺已有“艺术大师”之誉，可谓大红大紫，想搞钱多的是门路，卖几张画都能置办一套新房子，可汪曾祺夫妇是无所谓的，““他反正是比较出世的”（程绍国《林斤澜说》人民文学06年版）。1992年11月5日，海外名作家古剑询问他的字画“润格”，有意花钱购买，汪曾祺当即回信从来不要钱，有人想要直接来索取就好，只须“索字画者不俗”就行（《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广陵书社2016年版，页352）。尽其所能地弄钱，似乎也不需要体面，这绝非汪家“家学”，是毫无疑问的。

不得不说，与汪家子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汪曾祺恩师沈从文的后人，也就是沈从文两个儿子和孙女们。沈从文去世前就已经“名垂宇宙”，声望与影响力较之汪曾祺，只会更多而不会有少，所以近三十年来，各大出版社也是绞尽脑汁，想要出版各种“沈从文选集”，可版权这一块到了沈家那，即便是抛出巨额版税诱惑，往往都是“免谈”。因为沈家后人并不希望胡乱出书，少数有授权的也必然步步紧跟，只求对得住“父亲”。给沈从文出“全集”的北岳文艺，当初水准不够，沈家就准备换出版社的，他们只要求编辑专业且用心，至于稿酬多少一点都不在意，始终都没提过。不仅如此，沈家的“家规”是，一切还是遵照沈从文意愿，不愿意高调宣传。所以，前些年湖南地方上想搞一个“沈从文博物馆”，凤凰老家要搬出“沈从文”招牌搞文旅，想圈地搞一个“沈从文墓”然后卖票，沈家都是直接反对的。如今凤凰的“沈从文故居”也是地方承包出去的，承包期为50年，并没有得到沈家允许，属于强行上马，导致沈家后人“从来不进故居”，只因为讨厌“商业运作”。

话说有一回，湖南凤凰县里主事者找人与沈从文后人疏通，意在将本地那个大广场命名为“沈从文广场”，再往中间树一个塑像，沈从文两个儿子沈龙朱与沈虎雏听闻就坚决反对，理由是“父亲自己从来就反对挂名这些事，挂名这个，挂名那个，他特别不喜欢，特别反对”。沈龙朱甚至当面质问那个女县委书记，“街上还有卖沈从文辣肉的，你将来怎么管理？”搞得那位女书记很下不来台，勃然大怒，拂袖而去。对于，沈家后人的集体主张是，“我们的命名权，绝对不撒手，不符合基本要求的，绝对不同意。这是父亲原来的想法，不是我们的想法。父亲生前谢绝过沈从文基金会、沈从文研讨会之类的东西。我们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就是谢绝，不要搞，不合适”（刘红庆《沈从文家事》新星出版社2012版，页355）。

要说钱，沈家后人显然更穷。沈从文两个儿子沈龙朱、沈虎雏，一辈子都是普通工人，他们各自的独生女也无非一个普通编辑，一个在科研机构搞社会学研究，论收入都是我等普通工薪族。可是，他们不会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就放弃原则，玷辱先人声誉，然后彻底和稀泥去了。这种作派，也许就是所谓“家风”了。想到前几天在看的巴金传记，巴金晚年最怀念的老友就是沈从文，因为1970年代他们家落难时，旧日友好没有一个人主动联络，即便是萧珊重病住院，生命垂危期间。也只有沈从文，在京探知这一消息，冒险辗转通过上海那边的亲戚，写了好些长信慰问友人，那份恩情让巴金至死不忘（窦应泰《巴金最后32个春秋》，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5年版）。这，也许就是沈从文的“风骨”。近读许建辉《姚雪垠传》，恰好看到1972年正“运交华盖”亲朋避之唯恐不及的姚雪垠，也是“最始料不及地”“忽接沈从文兄来信”，劝勉他无妨“专搞历史研究”（湖北人民07年版，页228），让风雪载途中饱尝人情冷暖之人感激莫名。

沈从文一家三代人，当然都是可敬的。此外的更多“文二三代”、“名父之子”，委实就不好说了，常见的“啃老”倒是很其次的，最让“粉丝”们无语的，可能莫过于司马迁所痛哭流涕的那句“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了。大儒钱锺书那种，有心人要整理出版乃父文集，结果一概拒绝，铁面到水流花谢两无情的，固然是一种极端；但汪家后人这种，将“祖产”径当摇钱树，一篇遗文恨不得粘贴复制出千百亿万化身，完全不恤人言的，只怕也是天下罕有的。事，也确实是小事，无非搞钱不体面，但这事似乎从未有人公开说，反倒奇怪了。

2026.5.20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