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旷世奇才，但《宋诗选注》肯定过誉了，更不该成为“中学生必读书”

钱锺书是顶尖高手，论学问与才情都没得说，对宋诗的精通更可谓前无古人，可他那本《宋诗选注》其实颇糟糕，在当代严重过誉了。《宋诗选注》的问题，我以为不止是“选本不很好”，而是非常不好。严苛一点说，内中所选诗差不多就没一首真正能打的。所以，我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固然要承认“学术大师”的厉害，可也不必毫无主见地崇拜，“于夫子之言无所不悦”，不少“经典书”本来就是要去魅的。

现如今，《宋诗选注》这本书还是中学生课外指定“必读书目”，实际非常离谱。别说一般中学生了，他们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能看下来的又有几个呢？老实说，我始终都很怀疑，这么一本“中学生读物”，学界能从头至尾坚持读完一遍的，可能都没多少人，因为它除了高深外，本身也“难看”。而且，与此大体有关的是，我以为钱先生的文化建树，起码有三项“短板”，是让今人过度吹捧的：一，《围城》作为小说，水准真的很一般，无非游戏文字，是他在极度苦闷的动荡岁月里排遣烦忧之作，压根当不得什么“经典”。真要“排座次”，《围城》可能也就比“雾雨电”、“家春秋”这类口水书更高点。正因为它是写着玩的，反倒歪打正着更经得起时间洗礼，因为它没什么“言志载道”“家国大义”的包袱，关注点无非是普遍人性，思想很放的开，加之辞句流畅顺滑，更有大量插科打诨的段子与金句，如此反倒立得住，起码现在人还能看得下去。可这样的小说，终究格调不高，气局未阔，技巧上亦无多少新意，更别提所谓思想深刻性了。公正地讲，《围城》是一部很高明的通俗小说，真实水准相当于同时期的徐訏《鬼恋》，以及张恨水的《巴山夜雨》之类。

二，钱先生的诗，当也在二三流之间，不值得大捧特捧。钱先生论学问，固然号称凿通中西，但他最深湛的领域依然是“集部之学”，所以《管锥编》论及乙部、出土文献、文字训诂就不免隔膜，而独步天下的集部中，他又尤其精通“诗学”，明以前的诗集据说都看完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作旧诗，并且极其自负，愈后愈有点“诗第一、学术第二”的意思，其高自标置如此。可要实话实说，钱先生的诗着实并不高明，似乎偶像包袱放不开，不说远逊陈寅恪了，可能连冒效鲁都不及，人家《叔子诗稿》是很有功力且有深情的，钱诗放在民国都只是二三流水准，《槐聚诗存》面世迄今30年，都少有人去引用，也未见有何名篇名句流播人口，就是证明。相比之下，陈寅恪“寒柳堂诗”始终都是“显学”，不说郑笺者众了，援引率也极高，“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之类名篇名句，多数读书人都耳熟能详，尽管即便搁在晚清以来诗坛大佬中，寒柳堂诗也不过二三流之间，他爹陈散原才是高段位。可不管怎么说，但凡有陈寅恪在前，钱锺书的诗也是要被狠狠压一头的。冯永军《当代诗坛点将录》譬钱先生为“智多星吴用”，放在了民国第四位，我以为是偏爱溢美，评语“高谈大论，目无余子”倒是实情写照。

三，就是此番要重点提及的《宋诗选注》问题。不得不说，《宋诗选注》的注、评、小传确实很精彩，当代也惟有钱先生这等大手笔才能写就，可这本诗选就总体而言，我斗胆以为是失败的。因为“选注”最重要的是“选”而非“注”，这理当是常识，好比婚礼主角必属新娘，伴娘再漂亮也得是配角，喧宾不可夺主；再往下深说，诗词“选注”，选与注是不可偏废的两条腿，若选的高明但注平庸，那是功底有限，可倘注得力但选不佳，那就是眼界有欠。而钱先生的“选”实在太难评了，似乎有意专挑宋诗中的三四流乃至不入流，品位只怕还不如“大路货”的《宋诗鉴赏辞典》。我这个意见，此前好似也从未有人敢说，可我觉得事实大抵如此，并非诋之之辞。并且我觉得，钱先生晚年坦承此书“选”的不够好，固然是大实话，但他将责任完全推给那个时代，认为是“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自身自由权利受限，不得已“趋时”才如此“手高眼低”，不必选的选了，可选的不得已放弃了云云，我以为这个理由还是很牵强的。道理很显然，自由度受限并非完全受限，即便“不得已”的部分有个两三成，可终究还有七八成是钱先生能作主的——正如他自己日后所说的“也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即完全能够依着自家眼光精选出200多首“一流”作品的，可结果并未如此。前几日，曾较认真再翻过一遍《宋诗选注》的，读后还是觉得所选几乎都颇糟糕，导致我都要怀疑起钱先生的品味来了。

当然，以钱先生的诗学造诣，质疑他的“品位”，那绝对是无知无畏的。钱先生的集部之学段位，见解散见于著作与笔记，亦云极矣！真要替他挽尊，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出在他的“趣味”与“性情”上。也就是说，钱先生欣赏宋诗，尽管明言看不上理学家道学家的，可他自己却又偏好那种“瘦硬寡淡”风的，所以才会说就“八家”而论，曾巩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好，又很看重张耒吕本中这些人。说的不客气点，钱先生似乎尤嗜那种“干巴巴”的诗风，这种趣味不仅与我等大众不是一路，与同行中的翘楚诸如夏承焘钱仲联程千帆们亦属殊途，所以他们私下对《宋诗选注》也颇有微词，无论是选还是注。总体而言，我觉得《宋诗选注》选目非常乏味，入选诗作水准不高，无非注解出彩，但终究是本末倒置，价值也就随之大打折扣了。后来杂文家舒展为其编“论学文选”，特意将那些注解摘出，不是别有深意就是歪打正着了。实际上，不仅《宋诗选注》，钱先生身后问世的那本《钱锺书选唐诗》，算是绝对自由的“抽屉文学”，可也很难说是多高明的，按今人张宗子的说法，就是依然“喜欢那些奇奇怪怪”的，“身上是有些孩子气的”，诗选“处处可见他的顽皮”（《乱翻书集》，商务印书馆 2023年版，页12）。可以说，钱先生选诗、论诗、注诗，为了与众不同，也常常刻意说过头话，不屑于走寻常路，“话说得很过头”（张宗子）这是他自出手眼顶牛的地方，但也是他的弊处。张宗子说，《钱锺书选唐诗》属于有趣但“并非好的选本”，《宋诗选注》也差不多如此，只是没人敢说。

我想，这种奇怪路子，也当与钱先生的性格及作派有关。钱先生不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学问家，他是喜欢捉弄人的。钱先生的性格就是这样子的，好异而恶同，绝不肯多“烧热灶”尽爱“推冷门”就是一大表现。比如他特别推重王令，认为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对一代宗师叶适就特不感冒，贬之为不过是不会飞翔的“鸵鸟”，诸如此类的论断，就让我多年来都很迷惑。要我现在重看，就会认为是很武断的偏激之论，再也不敢完全信他了。钱仲联就说，《宋诗选注》的“注法”，无非“挖脚跟”，他这样的同行委实难以欣赏，因为“这样失去了诗的味道”。他还说，《宋诗选注》中有一半诗他以前甚至都没有看过，他看了很吃惊。钱仲联不管怎么说，都是传统诗学领域数一数二的顶尖人物了，他都要这么意外，可想选目那“冷”那“刻意”乖谬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后来，连沪上刘永翔先生这样的高级钱粉，也都不得不承认，钱先生的选诗喜好颇奇怪，委婉说有好多“看上去似乎知行不一的现象”；更有甚者在于，好些选诗明明有更好的版本，钱先生却总偏偏要挑偏门，比如王安石那首“夜值”，目前《宋诗选注》的异文，明显是抛弃掉了《临川先生文集》《王文公文集》这种正经版本出处，而不可思议地专门选了后出且可说毫无版本参考价值的陈衍的《宋诗精华录》，进而导致直接影响到了诗本身的质量，“这就使人很难为之开脱了”（《蓬山舟影》，汉语大词典社04年版，页69）。

当然，比较好玩的是，刘寂潮先生这般慧眼通人，明明早就看出《宋诗选注》选目的大问题，对多数也是不满意的，可他就是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更不敢将责任对准躬操其事的“超级爱豆”钱先生，而是想方设法为其圆话,甚至都成了圆谎。总结他的意思，《宋诗选注》选目有很大问题，原因有二：其一是“时间过于仓卒，选诗者绝无可能对宋人别集一一细加涵泳，摘粹拔尤”，到底算是含蓄批评了一句；其二就搞笑了点，直接一概粗暴地推诿臆测，但凡有问题的，全都是“是文研所的左公们粗暴删改选目造成的”，搞得如同学术界“听床家”，到头来反正钱先生一点干系都没有，要怪就得怪彼时社科院领导昏庸，只给钱锺书两年时间去选，时间太匆促了。刘先生的这个态度与思路，其实也是眼下“钱学家”们的普遍问题：即钱先生做什么说什么都是正确无比的，要有明显错误那也必然是身边人瞎搞造成的，总之是“臧而不否，褒而无弹”，我们只管膜拜好了。可实际上，《宋诗选注》一出来，时人就立马发现所“选”着实让人摇头。最著名的看法，是来自胡适的。1959年4月29日，胡适在美收到寄来的《宋诗选注》，20天在给北大老学生程靖宇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吐槽：“我觉得这部书实在选得不好。例如黄山谷，他为什么不选《题莲花寺》和《跋子瞻和陶诗》？他选的几首都不算得好诗。”胡是明白人，他深感不满的点，绝不在敏感处，而分明钱先生自身的趣味在作怪，在有权限的地方也选得很奇怪，差不多就是我所讲的，“所选诗差不多就没一首真正能打的”。敝人固然妄人无疑，但胡适之也是么？

我想，倘要真正平实且公正而论，在“诗学”这一块，钱先生真正超绝的，是对具体诗作的评析，比如那部家藏未刊稿《容安馆札记》，委实当得起“玄圃积玉字字珠玑”八字，但他确实并不擅长“选诗”。或者更明白地说，钱先生这般旷世奇才，压根只宜埋头著述，而不适合搞ABC级别的“普及读物”，否则就容易出问题。倘要总结其原因，一个是他趣味很个性化，甚至到了有点怪癖的程度，上面已说；二是他性格喜欢逆反，即喜欢对着干，满脑子异质思维，又生平恃才傲物惯了，说好听就是“不从流俗”，说的难听就是总铆着点“立异以为高”的劲头，反正世人都公认好的诗，他就偏不选入，同行都没听过的“幽光”，他就非要吹扬如雪，似乎尽找冷门以显示刁钻与能力，以这样的心理选诗，还是普及读物，如何会好呢？妄揣钱先生性格，他就是要借此展现“举世没人比我更懂宋诗”的高姿态的，想想其实也挺有乐子的。所以，我总觉得对于《宋诗选注》这本书，今人过分高评了，理应有所去魅，完全不必迷信，只会唯唯诺诺，实际真要去看又根本看不下来。要我看，《宋诗选注》当之无愧是一部奇书，但难说“经典”，更不适合“普及”的。这样的书，列入中学生“必读书”，不是很搞笑，还误人子弟？除了让人文社大发其财，我看不出什么好处。

当然，从更高层面看，我这样的无知之徒，肯定并无资格与能力去评判钱先生，毕竟他的段位太高了，咱似乎就该识趣，三缄其口为上。但文艺评论应该是开放的，不是私家营地，更不是请客吃饭，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这本是钱先生爱引用的话。学者当以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从这一点看，我当然也是有发言权的。想当年，姚雪垠指摘某巨公诗词，遭人泄露后压力山大，差点“永世不得翻身”，晚年私下感慨说，“好些事本来是常识，明摆着的，但不能公开去讲，不小心讲了只好辩解。怎么辩解？只有反过来讲”，比如“蹈袭说成是有来历、有出处”，“直露就是突破、是有气魄等”，反正变着法子遮盖，最后连毛病“全都变成了赞美之辞”。姚对人说罢，摇头叹息，“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许建辉《姚雪垠传》，湖北人民07年版，页209）。世间事，其实很多都是这样的，尤其是面对“大师”“泰斗”，我们总习惯性不敢有自己的想法，精神世界时刻都要做“乖宝宝”。

至于已故刘世南老先生说的那句，“今之后生，喜谤前辈”，然后动辄苛责“槐聚翁”，“此亦责人斯无难已”云云（《二钱诗学之研究》序），说的也很切中时弊。我这种口无遮拦之徒，无疑也是要“躺枪”的，只不过应该算不上无辜。我唯一的辩解，就是敝人其实是非常崇拜钱先生的。

2026.5.21，乱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