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不想用“洗白”这样的形容电影《监狱来的妈妈》，粗暴且没逻辑。我也支持刑满释放人员有择业的自由，迟志强的《铁窗泪》依然是经典作品。我也不会用性别视角来审判或者豁免，一旦带着滤镜难免偏颇。我还不会用倒查的方式审视电影从立项到上映的流程，程序与电影内容没有必然联系。
抛开这三个前提，是为了尽量避免失焦，即便如此，我依然认为电影《监狱来的妈妈》造成了三重不公。
首先是对死者不公。
从立项到宣发，这部电影都宣称真实人物演绎真实经历，并且以反抗家暴为背景，讲述女主人公因长期遭受家暴而失手杀死丈夫而获罪、从监狱到释放，一步步成长获得新生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纪录片领域并不鲜见，央视就曾经深入女子监狱拍摄过相关作品。这样的题材在故事片领域也很平常，冯小刚前段时间就有电影《向阳花》上映。《监狱来的妈妈》在纪录片与故事片中找了一条中间赛道，或许可以称之为“非虚构电影”，即真人出演，宣称真实经历，但故事线索和视听语言则采用故事片的手法，再借助女性力量、苦难人生等关键词，作为内容产品，这部电影的确找到一条差异化路线，才能在国际电影节上有所斩获。
从法院判决来看，并没有证据显示死者张勃有家暴迹象，更谈不上长期家暴。二人发生冲突，也仅仅是因为铺床这件生活琐事引发争执，赵箫泓拿起一把水果刀刺进张勃的身体，致人死亡。互联网上有添油加醋的描述，诸如女主几乎不做家务之类的，这些都未经确认，不足采信。同样，女主自己描述遭受家暴，在案卷中也缺乏证据，此前没有报警记录、也没有伤痕鉴定，遭受家暴的说法至少在当下不成立。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用一部号称“真实”的电影污名化已经死去的张勃，涉嫌侵犯女主赵箫泓丈夫的名誉权。
其次是对当下的娱乐从业者不公。
这几年，失德艺人、劣迹艺人层出不穷，但失德与劣迹的标准却模糊不定。从前的迟志强，可以认为特殊时期特殊罪名，刘晓庆也曾因为税务问题坐牢，至今又被看成励志榜样活跃在舞台上。后来因税务、吸毒、嫖娼而暴雷的艺人大多被迫销声匿迹，这其中有些是犯罪，有些是违法不犯罪（比如黄海波），还有些顶多是嘴上没把门的（比如霍尊），这些都在法律惩处和道德审判之外，受到影视娱乐行业的“惩罚”。
行业规则并不统一，但大致可以梳理出脉络，对艺人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要求在逐步提高。
尽管我认为演员道德和作品质量应该分开来看，但依然认为这个标准要一致。那些不断尝试“自新”的艺人没有得到机会，却为一个刚刚刑满释放、以自身经历出演电影、在服刑期间就参与拍摄的“艺人”开辟绿色通道，对那些违法不犯罪、甚至失德不违法的艺人实在不公。
最后是对法律判决不公。
在没有确切证据推翻法院判决之前，要尊重程序正义。陕西高院2010年的刑事裁定书认定，赵箫泓犯故意伤害罪。正如柯锦雄律师所说，“该案发生在《反家庭暴力法》出台之前，当时对于家暴的理解可能没有当下如此宽泛、明确。但是不是真的存在家暴也无从得知了。反抗家暴是不是就等于正当防卫，是不是就不存在伤害故意？很多人会存在这样的误解，由于家暴的暴力程度存在差异，反抗家暴是否属于正当防卫也需要考虑正当防卫成立的条件，防卫过当同样会涉嫌故意伤害。”
影片内容有明显质疑判决合法性的导向，已经有观点质疑法院对家暴的认定，现实却是“莫须有”。电影改编采信了赵箫泓的说辞，与法院认定的事实相违背。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报警记录、没有伤痕鉴定，是否存在家暴难以认定，即便有家暴，程度有多严重也难以认定。仅仅凭着死者张勃的母亲和孩子愿意出演，就推定张勃有家暴行为，这种不借助逻辑和事实、仅依赖情绪和立场的舆论断案一旦影响司法，对我们的法治建设和司法部门也是不公。
评论《监狱来的妈妈》撤档事件，我尽量让自己不涉及道德范畴，我这人也没什么道德感。仅从事实层面，这部电影的拍摄和上映，都涉嫌对死者的名誉权、其他“劣迹艺人”的平等就业权、法院的法定判决权造成侵害，如果一部电影涉嫌侵犯他人权利，就应该撤档。
图片来自艺术家刘旭星（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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