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和相对比较价值、看重基本面的基金经理聊了下,整理相关知识点如下,供大家批评。
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常识:两家公司,商业模式相近、利润表也相近,但资产负债率不同——往往是负债率高的那家PE更低,负债率低的那家PE更高。
对此最直观的解释是:高负债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这是杠杆的固有属性。这种风险会体现在DCF(现金流折现)模型里——表现为远端盈利的不确定性更高、要求的风险溢价更大,于是压低了PE。
这个解释没错。但可能,不止于此。
一、一个思想实验:戳破"风险溢价"这层解释
我们做一个极端假设。
有两家公司,一家资产负债率为70%,另一家为10%。
假设经过风险调整之后,它们拥有完全相同的自由现金流。
注意,这里的自由现金流已经是"经风险调整"的——也就是说,杠杆带来的那部分风险,已经被扣进了现金流假设里。
既然风险已经在分子端调整过,分母端的贴现率(风险溢价)就可以给到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两家公司DCF模型算出来的现值,应该是一样的,PE也应该一样。
可这显然违背常识。
哪里出了问题?
二、自由现金流,不等于股东回报
问题的根子,在于一句容易被忽略的话:
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FCF)并不等于股东回报,每股净收益(EPS) 并不等于每股股利(DPS)。
DCF模型估的是"这家企业能创造多少自由现金流"。但股东最终拿到手的,不是企业层面的自由现金流,而是分红(DPS)——以及回购带来的每股价值提升。
从企业创造现金,到现金真正回到股东口袋,中间隔着一道资本配置的"瀑布"。
对一个已经成熟、不再有增长性资本开支(capex也不再创造价值)的理性企业(可能是大家眼中的老登公司)来说,每一年EPS的合理处置顺序,大致是:
还债 > 回购 > 分红
先还债——降杠杆能降低财务风险、节省利息;
再回购——低估时回购能提升每股价值;
最后才是分红。
这就带来一个关键差异:
高负债率的公司,赚到的现金要先拿去还债,股东回报被推后、被让位;低负债率的公司,赚到的现金可以更快、更充分地变成回购和分红。
于是,即便两家公司DCF算出来的现值完全相同,低负债率公司的股东回报现值,依然更高。
如果改用DDM(股利折现模型,又叫股息贴现模型)来算——直接对"股东实际拿到的钱"折现——低负债率公司的现值会明显更高。这才符合那条常识。
三、DDM与DCF,估的不是同一笔钱
这里要先厘清一个口径。我们日常说的DCF其实有几个版本:
对企业整体自由现金流(FCFF,Free cash flow for the firm)折现的"企业口径",
对股权自由现金流(FCFE,Free Cash Flow to Equity)折现的"股权口径",
以及只对股利折现的DDM,Dividend Discount Model。
被当作"标准估值"广泛使用的,往往是企业口径的FCFF。
问题就出在这里:企业口径估的是"企业能创造多少现金",离股东口袋还隔着一道资本配置;而DDM(以及FCFE)更贴近"股东实际能拿到多少"。
如果你问的是"这只股票对股东到底值多少钱",股权/股利的视角其实更对题。
那为什么现实里企业口径的DCF用得更广,而DDM用得更少?
一个现实原因是:DDM对"未来能分多少"的假设非常敏感——分红率、增长率、再投资要一起进模型,而绝大多数企业并不会把利润大比例、稳定地分出来,估起来更依赖假设。
这套"麻烦"逼你直面一个问题:股东最终到底能拿到多少。
但反过来想,这恰恰说明了一件事——用DDM算出来的合理PE,往往会比企业口径的DCF 低不少。
这个差异从哪来?关键在于:远期的分红假设,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分红能力",而不是"分红意愿"。意愿可以变,但能力是被约束死的。
而约束分红能力最硬的那道绳子,往往就是资产负债率。一家负债率高的公司,哪怕它"想"多分红,资产负债表也不允许——它得先保证偿债安全。
所以,DDM与企业口径DCF之间那块估值差异,很大一部分可能就来自资产负债率的约束。
四、两个现实里的样本
样本一:银行——分红能力受监管约束
银行是市场上少数公开使用DDM估值的行业,原因正在于此。
巴塞尔协议(Basel III)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有硬性要求,并设置了资本保护缓冲等机制。当银行的资本缓冲不达标时,监管会直接限制其分红比例。
换句话说,银行的分红率存在一个被监管锁死的上限——它的分红能力不完全是自己说了算。
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并不适用于简单的PE估值?
如果用一个30%左右分红率的假设去做DDM,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偏低的表观PE。
银行长期偏低的表观PE,背后有"分红能力被制度约束"这条常被忽视的线索。
当然这不是唯一原因——资产质量(尤其是不良率)、ROE、利率周期、信用风险、增长预期同样在定价里起作用,分红约束只是其中一个角度。
样本二:家电龙头——同样的盈利,不一样的估值
这个角度,也有助于理解家电龙头之间的估值差异。
对象
PE(TTM)
资产负债率(方向)
海外家电龙头加权
大金工业 / 惠而浦 / A.O.史密斯 / 三星电子
普遍 20x 以上
约 40% 出头
XX集团
国内龙头
约 14x
逾 60%
注:以大金工业(日本空调龙头Daikin,非 A 股"大金重工")为可验证锚点,其PE(TTM)长期在20倍以上。大金工业、A.O.史密斯近十年净利润 CAGR约 8%、7%(按官方年报口径测算),增速并不比国内龙头XX集团更高。XX集团PE(TTM)截至 2026 年 5 月中旬约 14 倍(股价约 82 元、EPS-TTM 约 5.8 元);资产负债率 2025 年报口径约61%;2025年现金分红比例约74%,2026Q1 扣非净利同比约 -14%。海外龙头股息政策差异较大(如惠而浦在2026年披露过暂停普通股分红的假设),本处不做股息率横向泛化。不同口径的杠杆指标差异较大,此处以总资产负债率做方向性比较。数据截至 2026-05-21,来自公开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
横向比一下:海外龙头近十年的净利润增速并不比国内某龙头XX集团更高(大金约8%、A.O.史密斯约 7%),而国内某龙头XX集团2025年的现金分红比例还提升到了约74%、分红并不吝啬。可即便如此,该龙头XX集团的PE仍明显低于这些海外龙头。
那核心差异在哪?一个值得关注的可能原因,正是资产负债率:该龙头XX集团的资产负债率长期在60%以上,而大金工业、A.O.史密斯等海外龙头普遍在40%出头——某龙头XX集团高出约15-20个百分点。
在这个框架下可以这样理解:负债率更高的公司,未来自由现金流里可能有更大一块要先用于维持资产负债表的稳健,能稳定转化为股东回报的部分相对受约束——这会在DDM的视角下被"折价"。需要强调,这是分析框架下的推论,而非对美的的测算结论:某龙头XX集团2025年仍大额分红并有回购,2026Q1扣非净利却同比下滑约14%,任何单一指标都不足以定论。
需要提示:家电龙头之间的估值差异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风格、汇率、增长预期、治理结构、海外市场敞口等都在其中。资产负债率只是其中一个常被忽视的角度,不是唯一解释。本段仅用于说明估值框架,不构成对任何个股的判断。
结语:一个被低估的估值变量
最后,把全文逻辑收一下。
我们习惯用PE横向比较公司。但PE的分母是每股盈利(E),它来自利润表;而一家公司"赚到的利润最终能有多少回到股东手里",却主要由资产负债表决定。同样的盈利能力,不同的负债结构,对应的合理估值本就不该一样。
当然,资产负债率不是唯一的变量,也无法解释全部的估值差异。把任何单一因素当成估值差异的全部解释,都会失真。
但它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看估值,不能只盯着利润表。把资产负债表一起放进来看,很多"看起来便宜"或"看起来贵"的公司,才会显出它本来的样子。
这年头还在研究估值底层逻辑、手搓拆财务报表的老工匠师傅不多了,咱们算是在这个疯狂抱团拔估值的市场,探讨一些理性的框架。
某些低估值的制造业龙头公司,市场上很多人在重仓,但他们真的看懂了吗?还是只是基于估值较低的信仰?
当然对于市场而言,我们这属于是很可笑的行为,因为还在研究这些老登框架纠结估值的人,一看就是没赚到AI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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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本文为估值方法论的探讨与公开信息整理,所涉及的公司、行业与数据仅用于说明分析框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或个股推荐。文中估值与财务数据来自公开信息,可能存在统计口径差异与时效性偏差,请以公司公告及权威数据源为准。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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