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40年的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总是亮到很晚。
毛泽东刚处理完一批文件，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就看见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封信，脸色不太好看。袁国平递上信，毛泽东扫了一眼，眉头就皱了起来——又是项英的辞职信。
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了。
毛泽东把信往桌上一拍，声音不大，却让整个窑洞的空气都凝固了：“辞职？又是辞职！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拉倒！”袁国平从没见过主席发这么大火，站在那儿一动不敢动。毛泽东点起烟，深深吸了一口，烟雾在灯光里盘旋：“你回去告诉项英，没有他项英，地球照样转，新四军垮不了！”
这话说得重，但毛泽东有他的道理。
事情还得从两年前说起。1938年初，国共合作抗日，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军长人选很关键，最后定了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南昌起义前敌总指挥，虽然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在军界威望很高。副军长兼政委，则是老革命项英。
照理说，一个懂军事，一个抓政治，应该是黄金搭档。可问题就出在“党指挥枪”这个原则上。项英是党在新四军的最高负责人，大事最后都得他说了算；叶挺这个军长，很多事做不了主，连一些重要会议都参加不了。叶挺觉得憋屈：我堂堂军长，说话不算数，那还当个什么劲？
1938年夏天，叶挺跑到武汉找周恩来诉苦，说想成立个新四军委员会，大家一起商量着办事。中央很快同意了，让项英当主任，叶挺当副主任。可项英对这个委员会不太上心，实际上还是老样子。叶挺一气之下，9月份直接撂挑子回广东老家了。
这一走，蒋介石可高兴了。他趁机对共产党方面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毛泽东知道后很着急，赶紧让周恩来去做工作。周恩来专程跑到广东，苦口婆心劝了又劝，叶挺才在1939年2月重新回到新四军。
可矛盾没解决，迟早还要爆发。
1939年10月，叶挺又去了重庆，直接向蒋介石递了辞呈。国民党报纸马上炒作起来，说共产党排挤党外人士，容不下人。毛泽东得知后，对周恩来说：“这个项英，我早就叮嘱他要注意和叶挺搞好关系，可他就是不听！现在好了，弄得叶挺一而再、再而三地辞职，我们被国民党抓住了把柄。”
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项英发了封近三千字的指示信，话里话外都是批评。项英这人性格倔，看了信反而觉得委屈：我辛辛苦苦带队伍，倒落了一身不是？与其等着被撤，不如自己先走。他提笔就给中央写了辞职信。
毛泽东收到第一封信时，其实压住了火。他知道新四军是项英一手带起来的，部队里威望高，眼下叶挺刚走，确实离不开他。于是回信肯定项英的成绩，劝他继续干。没想到项英不领情，5月29日又来了第二封辞职信。
这才有了开头毛泽东拍桌子那一幕。
不过话说回来，毛泽东发火归发火，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让袁国平带话是表明态度，但实际问题还得解决。另一边，周恩来在重庆又找到叶挺，诚恳地说：“中央已经明确了你在新四军的实际地位和职权，还请你向蒋介石要回那封辞职信。”经过反复劝说，叶挺终于答应回来。
项英听说叶挺要回来，辞职的事也就不提了。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但裂痕已经留下。谁也没想到，半年多后，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扣，项英遇难，新四军遭遇重大损失。回头再看1940年春天这场辞职风波，仿佛已经预示了后来的悲剧。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个人性格、组织原则、现实困境搅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叶挺和项英都是真想抗日救国的人，可偏偏处不到一块去。你说这到底是谁的问题？是制度设计，还是性格不合？或者，在那个特殊年代，有些矛盾本就无解？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