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在教育｜三明治

文｜小宋

编辑｜李梓新

卢师傅的车寻着Newton社区梧桐树最茂密的路径深处驶去。在这波士顿最古老和昂贵的地段里，这条小路右侧，石狮、绣球花和绿植围成的栅栏后面，是Luke姑姑家。今天是Luke高中10年级入学的日子，公司派我和卢师傅来送他去学校。

正值盛夏，Luke和表弟在前院打着篮球。姑姑一边呼唤着让孩子们快去洗把脸，一边从会客厅徐徐走出。她一袭丝绸白衣，颈上挂着透绿的翡翠圆环，穿着爱马仕的凉拖鞋。皮质的鞋底在大理石地板上哒哒作响。姑姑微笑着向我道谢，说自己公司事儿太多，实在抽不开身。我陪着笑说，没关系，这都是做顾问的份内工作。

目光穿透她家南北通透的大落地窗，我看到了后院的假山凉亭。上次在独院里见到这闲情雅致，还是在七年前。准备去美国读大学前的某个夜晚，朋友邀请我去家里小坐；她家的后院也有这样的假山流水；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别墅长什么样子。就在我出神之际，Luke已经背着书包跳上了余师傅的保姆车。我见状，准备跨进门拿他的行李，姑姑脸上的微笑消失了一秒，眼疾手快将行李从玄关处推了出来。

Luke是我入职波士顿某留学中介公司后接到的第一个学生。他来自中国某沿海一线城市，因为中考没能录取区重点，准备出国读高中。或者按照他家里的说法，是Luke妈妈想让他早点出国，与考试无关。究竟是为了逃避失利的中考，还是追求更开放的教育？谁也说不清，我也不敢问，二者也不矛盾。但是初中毕业出国是比较麻烦的：美国是四年制的高中，刚初三毕业的Luke需要出国读十年级，这严格意义上算是插班生，而且他是在6月申请申请当年9月入学，时间紧迫，插班席位也少。 当然，刚入职的我，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讲究，只是勤勤恳恳地完成老板布置的任务。

我的头衔是“独立教育顾问”，这在美国是个正二八经的职位。许多人是“持证上岗”，并且要向“IECA”––独立教育顾问联盟缴费。但在我司，除了老板和经理，其余的我们甚至没有经过正规地培训。员工都是刚从精英美国大学毕业的学士或者硕士；有美国高中或者国际学校经历的被分在了高中申请组，其余在大学组。我在高中组，但我从未经历过国际学校或者美国的中学教育。

我来自四川南部的一个小城市。十多年前，父母为了让我接受更好的教育，把我送去了成都某寄宿中学。那时候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读书，要的不仅是够硬的成绩，还要够硬的脸皮。进”蜀“赶考时，我和几个小伙伴颠簸在十来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上，一边嗦着康师傅红烧牛肉面，一边背着古诗词，幻想能够到寄宿学校当室友。那样的幻想熄灭在了我考试时候手心出的汗，消失在了公布成绩的那天。我们全落榜了。那晚我在书房里用后脑勺一次次的轻撞被空调吹得冰凉的墙，听着父亲在客厅里一次又一次地拨打同一个”用户正忙“的号码，看着母亲站在房门口，一只手紧握着拖把、一只手攥着门框。终于，夜深了，电话打通了。父亲陪笑着，连连说着“好，诶，好”。

关系通融好了，我有学上了。晚上我躲在被窝里面哭，觉得丢脸，恨自己没有好好学奥数，恨自己需要父母求来学习的机会，恨自己给家里增添了负担。高中毕业数年之后我才知晓，那所寄宿中学录取的一半学生，来自于它的附属小学；我的很多同学，也是交钱或者找关系进的学校。在父母眼里，他们竭尽全力让我跟上大城市孩子的起跑线。而对于年幼的我，正因为离起跑线差的远，所以成年人眼中的机会，在我这里成了一个耻辱的秘密。

在留学行业，人们不看你从哪儿来。老板告诉我，虽然我没有美国初高中的背景，也不是来自于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但她欣赏我毕业于美国前十的大学，并且英语几乎没有口音。我的老板是第一代移民。在她的眼里、她客户的眼里，有一张高等学府的毕业证，就等于开了一张能力和可信度的公正书；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就是优秀、有文化的象征。而真正有关留学的—教育的意义、人格发展的重要性、个人价值等复杂的问题—只塞在精英主义的铂金包底。

在第一次和Luke母亲开视讯会议的时候，老板介绍我为“芝大的才女、作家”。我只在芝加哥读了个一年的硕士，多年前中文出版过个小文集；前者不能让我成为第二个刘亦婷，后者也不能让我成为第二个蒋方舟。但家长不会深究；知道我是好学校毕业的人就够了。小孩子们反倒是清醒的。曾有一个学生问我，“如果最终目的地是一个留学中介里狭窄的工作间，那么你读精英大学的意义是什么？” 我没有回答她。一方面，无论是人生的意义还是精致的厌世主义，我都希望她能够自我发觉；另一方面，我或许也没能搞明白，当初考名校的自己，除了证明我可以，还有什么别的目标。

Luke妈妈并没有展现出对高校的倾佩，反倒是很满意我“才女”的身份。因为申请美国的高中需要填写很多材料—除了语言考试（托福），学生需要写简历、申请文书，家长也需要写家长文书—这些都需要我的”才华“，把一个平平凡凡的初三小孩，包装成一个博古通今梦想远大的年轻人；把一个炒房暴富的家庭，包装成一个符合西方社会期待的东方精英家族。

开会的时候是美国东部的早晨9点，中国的夜里9点。视频里，Luke妈妈正坐在家里的阳台上吹海风，我的老板正在高速路上开着车，我在办公室里。Luke虽然没有开摄像头，但人是在的。他未静音的话筒里总传来打打杀杀的音效。老板叮嘱我好好做会议笔记，并且分享屏幕，方便所有人看到我们认真工作的态度。

从父母的高中，到资产情况，从学生护照属地，到初中教导处的联系电话，老板一边盘问、Luke妈妈一边查、我一边打字做记录。忽然，老板说：

“你做笔记要详细一点，” 她指导着，“不要写‘托福85，无法申请top 50’，要写‘Luke试过了两次，但是托福还没到90分，因此不能申请排名前五十的学校’。” 言下之意，学生自己不争气，中介不担责任。

我微笑着说自己会调整的。

“不，你现在立刻就弄，” 她的声音尖锐，语速飞快，毫不客气。

我请客清嗓子，感到后勃颈有些热，迅速按照老板的规矩重新写了一遍。可是很快，我们的会议就偏了题：“字体太小了，调整一下“，”这个地方换行“，”你不要这样写，要这样“。她越说越带劲，话语就像她驾驶着的那辆红色宝马，飞速碾过水坑，当着满条街的人，溅了我一身。我在视频一边涨红了脸，按照她的要求，占用着客户的时间，将我写下的文字调整成了老板想要的样子。

我还记得老板教做笔记的时候我有多窘迫。像是装了满满一购物车的东西结账却发现信用卡都没了额度。或许是因为初入社会还没习惯被老板教导，又或许是刚被加冠”才女“就立刻被打脸。但也可能就是一种挫败感——在所谓精英学府研究文学的自己，却在中介工作，而且连个笔记都做不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这是从小我父母教给我的。可是当他们辛辛苦苦把我送到成都，又送到美国之后，对我也就有了不一样的期待。研究生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同时拿到了两份工作的终轮面试：留学中介公司和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

我与纽约客的三个部门负责人在视讯会议上，从狄金森聊到策兰，从叙述理论聊到小说为什么需要被核查事实（Fact Check）。谈笑风生间，我几乎已经看到自己每天背着帆布袋，端着冰美式，挤早班地铁去纽约中城上班的职业女编辑样子。

“在正式录用之前，” 主面试官笑着说，“我们希望跟你玩一个冷知识挑战（Trivia），来看看咱们的气场是否符合。” 见我神情紧张，其中一个英国口音的女士说到，“别担心，这不是面试的一部分。”

第一个问题是美国国会有多少人。我脑子一片空白，下意识开始在网上搜索。

“请不要场外求助，” 一位穿着针织衫打着领带的男士严肃的说。

“350个”

“错。“ 他们的笑容逐渐消失。

“选举人团共有多少票？”

我不敢说话，也不敢看向镜头。

“那，美国最高法院有几个大法官？”

我瞄了一眼屏幕，英国女士面无表情，针织衫男士皱起的眉头比他卷卷的棕发还要难以熨抻。两人望向我的眼神，像是一对失望的父母。

“9个！” 我使出全身力气说到，祈祷这个回答能够松弛一下我们之间尴尬的氛围。

“对的。” 他们的欣喜中带些宽慰。可是伴随着一个解脱意味的叹息，他们和我，都泄了气。

我不记得他们问了我多少个问题，也不记得我回答了多少，我就记得自己的脸像是发烧了，视线也逐渐模糊。我或许了解文学，却不了解美国，就像我带着名校毕业的光环，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就像上初中的第一年，英语老师让我们用英文自我介绍，我用一个假期看美剧恶补来的词汇想要证明自己，却遇上了老师和同学疑惑的目光。

小升初的假期，我迷上了迪士尼剧 双面孟汉娜（Hannah Montana）。这剧讲的是一个女孩生活在两个世界的故事—戴上假发就是流行音乐天后，脱下假发就是普通而稍显尴尬的中学生。当时我借用的那句台词是 “it's not in there; it's out here” 字幕组翻译的是：活在想象里。我或许曾想告诉别人我是个充满想象的人—A person full of imagination, an imaginative person，可是念起了自己都听不懂的台词，却变成了 a delusional personal—充满妄想的人。和纽约客的终面结束后，我连一封美国特色的礼貌性拒绝也没有收到。

有什么东西是在小孩子的眼里很丢脸，在大人的眼里很长脸的？关系。有什么事普通家庭做就是吃相不好，而上层阶级做就是拓展人脉？托关系，找关系。如果说美国大学是在通过成绩和课外活动来筛选社会精英，那么高中就是在多方面考察和筛选精英家庭，或者说，肯花钱的家庭。Luke妈妈的第一阶段申请费为十五万人民币，而我们总的服务周期不过三个月。没有门路的花钱是铺张浪费，有关系、打点对了人，才叫做投资教育。

会议结束后，老板告诉我虽然Luke是个三无学生—无优异成绩、无留学基础、无家庭背景—但每年能拿出至少十万美金（70w人民币）的学费和捐款。这样的家庭好搞定；既没有高要求，也无法辨好坏，只要我们好好找找招生办的关系，几周就能让这个孩子有学上。我的老板从自己的孩子上初中的时候起，就开始频繁进出美国私立学校的招生办。无论是感恩圣诞这样的洋节，还是新春端午这样的中国传统节日，她，就像曾经我的父母，总是给相关的老师送去巧克力、购物卡、祝福贺卡。

自从我父母托了关系把我塞进了那所寄宿中学后，逢年过节，也总是会从老家给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送东西。几箱苹果，几箱香橙，水果送多了烂在箱子里了，他们就送老家的特色牛肉。我初二的时候数学不好，需要补习。那时候国内的对于课后辅导没有管控，民办学校老师的待遇也很差，所以多数任课老师闲暇是会带班的。打听了一阵，母亲就带着我，拎着一条中华，周六清晨到数学老师家拜访，插班开始补课。可惜我父母苦心经营三年后，我语数外主科里面，就英语最好。虽然这么一看也挺浪费水果的，但他们培养的关系，也帮我争取到了被老师喜欢的机会。

老板给了我半天的时间跟几个关系还不错的招生办主任打电话，问问有没有10年级的床位。可那是上班的第一周，我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问这个问题，而老板也不愿再多说。于是只能我清清喉咙，带上美式假笑和上扬的声调，去描述我想问的东西。让我感到安心的是，挨着打了一圈电话，大家都听懂了，也没人纠正我的表达方式。后来我临近辞职的时候才明白，学校招生办心知肚明初级留学顾问有极大的人员流动性，所以工作时候大家总是相互包容。草台班子，能撑一天是一天。

只是后来我给老板汇报的时候，她反倒担心了起来。

“你没有说自己是哪家的留学顾问吧？” 她问我。

我想起来自己确实紧张到忘记了自我介绍。

“那就好。不要说，”她提醒我。

“为什么？”

“万一人家以为我们要送一个学生过去，最后又没去，这个关系不好看。”

万幸的时候，几所备选当中，只有一所学校有位置。这样一来，老板不用担心浪费关系，家长更是因为没得选，继而很快做出了选择。因为着急填补空缺，学校要求我们在两天之内上交所有的文书申请材料。外教负责学生文书，我负责简历和家长文书。考验我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简历上，我将副班长翻译成 Deputy Class Representative——在美国的语境下，“Class Representative”一般指“年级代表”。但“Class”的确也是班级的意思，所以没人会指责我们谎报军情。况且，美国寄宿高中一个年级也就几十个人，中国多数学校一个班就有几十个人，都是领导相同的人数，也不必要在头衔上斤斤计较，而且说不定Luke真的能够成为未来的年纪代表呢？

Fake it til you make it (假装成功，直到你真的成功)——这是我初一英语课学到的印象最深的警句。假装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直到有那么一天，你能够真的做到。初三毕业那年，我顺利考上了本校的高中。放榜那天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语气激动，也有些扬眉吐气的调调。第一句话是祝贺我，第二句话是“不用再给你找关系了”。

但因为假装，人会总觉得自己是个冒牌货，一双藏在鲁布托鞋店里，唯一不是红底的高跟。第一次让我感到伪装被识破的时候，是同隔壁宿舍的女生尝试交朋友。初一刚开学，我还认不全同学的名字，但唯独记得那扎着两小辫儿、长得像少女朵拉的女孩，因为我俩的名字读音很像，我俩的脸都比较圆。

一次攀谈间，她撅着嘴问我，”你家开的是什么车？我家开的是奔驰”。或许她说的是宝马。我不记得了，因为我没听过这些名字。一个人对牛弹奏李斯特，难道牛会有所回应吗？辫子女孩同宿舍的一高高瘦瘦的女生帮我解了围。她告诉了我奔驰宝马是名牌汽车。我那时有些脸红，不是因为我家没有名牌汽车，而是尴尬，后怕——对于刚刚进入大城市宿学校的12岁小镇女孩，我不知道我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我有不敢说的秘密，我也怕不合时宜的好奇心会让我露了馅儿，让别人知道我不属于这里。

高高瘦瘦的女生也给我解释了小辫子女孩的意图，告诉了我在寄宿学校里，有些人总喜欢“攀比”和“炫富”。她的善意和耐心也第一次让我觉得安心——也许即便是冒牌货，也能拥有被真心对待的机会。几杯共享珍珠奶茶，几口深夜泡面之后，我们很快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初一初二的时候，我俩形同买一送一：一高一矮，一黑一白，一瘦一胖，一起从宿舍到食堂，食堂到教室，教室回到宿舍。我们听的是同一副耳机——链接我们的耳机线总在不断变大的身高差里拉扯。每年学校英语节，我们都会一起参加配音比赛，一起配音双面孟汉娜。美国、好莱坞、金发碧眼的少男少女，那都是电视剧里的事情，那些我们考试间隙讨论的、模仿的东西。直到有一天她抱起了一本红宝书，开始准备考托福；直到她在宿舍里收拾行李，低声说着让我去美国找她；直到她的座位完全清空，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不仅仅在电视上，英语不仅仅是个科目；它们是一些人的目的地和未来，是我需要认清的现实、我无法选择的离别。

Fake it untill you make it to America（假装成功/假装不难过/假装在美国，知道你到达美国）。那时候一边哭着一边在批发市场里找孟汉娜同款流苏靴子的我，一边说想要去佛罗里达找她却连护照也没有的我，或许早已心知肚明了，我的美国梦，本就与美国无关。

Luke妈妈的家长文书里有道问题：为什么想送孩子到美国读高中？

Luke后来的面试也问了他：为什么想远渡重洋来美国读高中？

他们家，就像后来我经手过的三十多个家庭，都是以下的回答——

父母答：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的教育机会。

孩子答：追求更自由的教育环境，不再死记硬背。

事实上是，一些家长认为读美国高中的孩子更容易考上美国的名牌大学，就像当年我的父母费尽心思把我送到大城市的学校，期待未来的保送资格。一些家长希望孩子能够早些扎根并且最终移民西方，就像当年我的父母希望我能够在成都或者更大的城市发展，不要回到老家。而孩子呢？有学生告诉我他有自己的美国梦，有学生告诉我他想去华尔街，有学生告诉我他想要上哈佛。但多数的学生只会告诉我，因为这是正确的事情、是新鲜的事情，或者 “It's my parents' American Dream.”

初次会议后的几天，我们成功完成并且提交了所有申请材料。Luke家对于我们的效率和专业度也表达了满意。在我们的精心勾勒下，Luke成为了一个勤奋、全面、聪明和孝顺的孩子；他成绩优异，尤其热爱数学；他擅长篮球、足球等团体运动；他像一个大哥哥，总是照顾别人。他是班级的核心力量，是老师信任的帮手，是一个值得依靠的朋友。然而真实的Luke是什么样子的？唯一一次在视频露脸的时候，他穿着白色的背心，有些驼背，戴着黑框眼镜，眼神盯着镜头外的地方，背景是断断续续的“double kill”。作为留学顾问，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去了解和成就一个学生，也不是去批判一个家庭，而是建立起一座空中阁楼，一座能够挨过临检的宏伟却违章的建筑，让客户能够拿到通关的证书。

两周后，Luke不出所料地收到了那所波士顿寄宿学校的录取。意外的是，我也有一瞬间的自豪。或许录取通知书本身就是个令人兴奋的存在，无论是如何拿到的。我的角色也无非是个渡船者。拿钱办事。至于对岸是荆棘丛生还是鸟语花香，是危楼废墟还是高楼大厦，从现在开始，不是我、我的老板、Luke留在中国的妈妈，能够控制得了的事情。

Luke妈妈唯一能做的就是交钱。最后一次视讯会议上，我为Luke妈妈逐字逐句翻译者学校发来的入学合同：学费明细、健康保险、父母义务、寄宿学校义务等。不过我后来也没再这么仔细地介绍过了，因为多数的中国家长对待合同就像是我对待苹果系统升级时候的合约：迅速划到最底端，然后点击“接受合约并升级”。没人愿意读这么多页的英文，而就算是不平等合约，我们也没得选。Luke妈妈也一样。她坐在沙发上，举着手机，听着我事无巨细的翻译每一条合约内容，昏昏欲睡。

“我们要在这两天交五千美金的定金，” 我说。五千美金是我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

“那是人民币多少钱？” Luke妈妈坐直了身体。

“大约三万五千元。”

“行。”

“然后因为我们是插班生，学费最好也尽快交。”

“多少钱？”

“一年七万八千美金。”

“那是人民币多少钱？” Luke妈妈皱起了眉头。

“大约，五十五万人民币。不过，” 我补充道，“交了定金之后，我们应该只用补五十二万五人民币。” 当说出“只用”这个词的时候，我有些惊讶于自己的用词，毕竟我一年的工资也够不着这个数字，我也有些庆幸自己不再需要缴纳着高昂的费用，但同时，也有些愧疚，因为作为留学过来人，我知道这笔费用只是开始。Luke的高中需要花一百六十五万人民币。大学四年全额学费至少也需要接近两百万。在教育上的花销要到多少才算贵？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算作珍贵？还是说，昂贵、珍贵与否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主观的概念。

有什么东西是年少时候没概念，长大了之后只能当概念的？钱。初中好友到美国后的三年，我也告诉父母，我想出国。至于开销多大，我们是否有能力承担，我没想过，也不敢想。或许16岁的我已经不再是12岁时候那个不知何为“奔驰汽车”的小孩，或许近5年的耳濡目染也让我有些分不清什么事假装，什么是真实。也或许，在父亲说出“终于不用找关系”那句话后，我也下定决心要离开这张缠绕着我、压在我父母头上、令人难堪的网。

意外的是我父母没有给我泼冷水。他们从未提过钱的问题，也没说过让我感到愧疚的话—诸如”我们砸锅卖铁、变卖家当也要供你“—这话曾经直接压垮了一个同样有出国愿望的朋友，即便她的家庭并不需要砸锅卖铁。大学毕业几年后我母亲无意间提到过当年的心境：他们不敢阻拦我出国，因为他们自己从未踏出过国门，甚至没上过大学，自认为无法评判出国是好是坏；他们只希望孩子能趁年轻多看看世界，而作为父母，能做的，只有备好学费。

高一的时候我铁定了心学艺术，甚至数学课上也在画素描。那会儿我想去纽约市区的时装设计学院，一众知名设计师的母校。我自学了缝纫，在批发市场淘布匹，还用我母亲的名义开了家“高定”淘宝店；我混迹于各类古着、二手店铺淘“金”，用时尚杂志的内页做剪报，追星那时候的时尚达人韩火火。相册里有一张我和韩火火的合照。他纤瘦，一身黑，时髦清爽的刘海像是在头顶挂了一把昂贵的磨砂黑厨师刀。我满脸通红—为了见到他，我在仲夏的成都狂奔了十分钟到他离场的后门—我的刘海已经被汗水浸湿了，贴在了脑门儿上。但很快我就明白了，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那所时装设计学院的中国学姐，刚开始聊天，她就问我：

“你知道学时装设计一年多少钱吗？”

“没了解过。”

“学费，纽约的住宿费，布匹艺术材料费，差不多要十万美金。” 可能看我有些懵，她补充道，“你做好作品集了吗？” 我分享了DIY的画册。她说我需要找专业的艺术中介，而后无奈的补充道，“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有天赋，是下一个Tom Ford，那也可以试试。”

两家艺术中介给我的报价分别是18万人民币和25万人民币。我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需要花钱请人帮我画画、帮我做我热爱的事情。但是在听了一些艺术留学的讲座、看了录取作品之后，我也才醒悟过来，美国留学究竟需要多钱，多少运筹帷幄，而热情、热爱，虽然是美国学校最喜欢看到的品质，却只能作为画龙点睛。我的教育对我而言太贵了，所以我的选择，永远不该、也无法只为自己而做。

当我更改了志愿专业的时候，我父母有些诧异。我说想明白了，大学还是要学理论的、扎实的东西，而不是时装设计。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欣慰的。后来，我把创作的热情释放到了写作里，因为写作不花钱。在一个小店里，我淘到了一台老式打字机，每到周末回家，我就会叼着抽不明白的烟，用力地敲打着键盘，听着叮叮当当劈劈啪啪的声音，就好像我是斯泰因，是波伏娃，是海明威，又好像是在锻铁，一边咬牙切齿的锻，一边恨铁不成钢。回忆起来，我当时应该转行演戏。

而这几年搬家，我翻出了以前的画稿，也很庆幸自己并没有追求艺术的道路。梦想是虚幻的、热情是虚幻的、数字是真实的。高三那年，我奔着奖学金去了一个在纽约郊外的文理学院。可即便如此，父母最终还是卖掉了成都唯一的公寓，那间他们曾买来，想帮助我在大城市扎根的房子。

在卢师傅的商务车上，Luke刷着手机，一言不发。我问他开学紧不紧张、兴不兴奋，他都回答，“还行”。我问他暑期阅读都读完了吗，他说，“没时间”。因为语言成绩较低，Luke需要读ESL课程，一种专门为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开设的预备语言课。我提醒他如果觉得ESL课程比较简单，就申请去普通英语班，这样对于未来申请大学是有帮助的。他头也不抬地说，“哦”。

我努力地没话找话，不是因为害怕沉默，而是想假装一下，我是个有经验、有价值的教育顾问。刚工作的我，还是站在Luke家的角度评判着留学中介的作用，心想着如果自己能够看上去专业一点，会闲的Luke妈妈花掉的十几万人民币，物有所值。只是那会儿我没有明白的是，Luke妈妈愿意花钱买一个陌生社会的关系，为她和远在异乡的孩子买一个心安，而Luke，无论他想没想明白、愿不愿意、有没有美国个梦，他都在这里了，他不需要合理化任何事情。

“老师，我有个问题。” Luke突然抬头问道。

“你说。” 我有些开心他居然主动搭话了。

“宿舍有网吗？”

“都有Wi-Fi的。”

“可以打游戏吗？”

我愣了一下，笑着说当然可以，但是学业忙起来了的话，还是要好好的安排时间。他没有回应我，戴上了耳机，又埋头回到了手游里面。高速路旁茂密的树林在车窗外涂抹了绿色的影子。我想起自己刚落地纽约国际机场准备开学的那天，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打了辆黄色计程车。我们行驶进了那高楼丛林，路过了那所我曾梦想的时装学院——它的教学楼仅仅是一栋第五大道上的全玻璃建筑，在阳光下反射着金光。计程车穿过了五光十色的时代广场，沿着东河上了高速，一路向北，直到城市的轮廓消失在一片片绿色的影子后面。那时候的18岁的我，应该想不到23岁的我，会在同样的炎热的夏日，送一个15岁孩子去到上学。18岁的我也没想过美国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更想不到曾经的渴望、机会、幸运和选择，也是一种桎梏、迷茫、错位和无法选择。可是交叉在最好的安排、合适的环境、想要的未来、明码标价的现实、和能够做到的现在当中的，多数的我们，无非是没了根的蒲公英，假装自己是一只羽毛，送走了向南的雁群，飘落在陌生的枝头。这个枝头没有好与坏，对与错，只是现在，只有陌生而已。

写作感言：

感谢三明治的机会与梓新老师的引导，让我打破瓶颈、重拾中文非虚构创作。用母语剖析自身曾让我感到太近、近到失焦。但现在我明白，写故事并非为了说教或交出答案，而是提出更多问题。这些收获将鼓励我继续创作。

编辑导师｜李梓新

三明治创始人，有20年传媒经验。2024年以优等学位（Distinction)毕业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创意非虚构写作硕士专业（MA Creative Non Fiction)。著有《灾难如何报道》《民主是个技术活儿》等书，Newsletter「新写作Xin Writing」。

评语：

小宋从自己从事的留学教育工作，观察到用很贵费用读书的华人孩子，连接上自己从四川到美国的读书经历。这个世界有它的逻辑，看上去很对，底层有时只是荒谬。但人们很难去自我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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