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举报变成常态

本文是圆方的第1528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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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近日发视频称，因一场直播连麦，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

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小学生家长通过直播连麦，向沈奕斐咨询孩子在学校里遭遇“校园霸凌”的事。

沈教授请她举几个最严重的例子，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

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

二是两个孩子拌嘴，互相推搡了几下。随后，这位母亲因为这两件事，反复投诉、举报学校和老师，甚至还报了警。

沈教授分析：

“这不是霸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受害者逻辑’，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

怎么说呢？沈教授的分析吧，理论上还是挺靠谱的，不过家长完全接受不了。

就因为这波分析，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她。

先是举报侵犯隐私，可视频做了变声处理，没有泄露隐私；随后她又向复旦大学多个部门投诉，举报教授直播影响教学、工作失职。

大家好，我是圆方，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文革的底层逻辑

02

为什么这个家长开始举报沈教授，这个她原本求助，而且和她的实际生活中问题完全不搭界的一个人？

这位母亲之所以举报沈教授，跟她起初来求助并不矛盾。

她来连麦，心里其实有一个预设好的答案，就是希望专家告诉她：

你孩子确实被霸凌了，你是对的。

她已经为了这个“霸凌”的判断，做了太多事：反复投诉学校、报警、跟老师闹。

这些事情已经变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

当沈教授说，这看起来不像霸凌，更像是普通孩子之间的摩擦时，这位母亲听到的不只是一个专业意见。

她听到的是：

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可能都做错了。这个结论太沉重了。

承认自己反应过度，承认自己给学校和老师添了那么多麻烦是冤枉了人家，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很多人没有这个勇气，她的办法就是，干脆否定那个指出问题的人。

只要证明沈教授这个人有问题、不靠谱、工作失职，那她的话自然就不可信了。

举报，就成了最顺手的方式。这样她就不用面对自己的错误，心理上就平衡了。

03

当举报这件事几乎没有代价的时候，

人心是很容易发生变化的。

一个人如果发现，打一个电话、写一封邮件，就能让那个让自己不高兴的人陷入一堆麻烦事里，而自己什么都不会损失，哪怕最后查无实据，也不用承担什么后果；

那他下次再遇到不顺心的事，第一个念头可能就不是讲道理，而是举报。

这个口子一开，大家的心思就慢慢变了。

以前跟人有矛盾，想办法沟通、协商，或者找人来调解，这都需要花功夫，需要费口舌。

现在不用了，直接举报，自然有人去查他。

本来只是意见不同，聊不到一块去，现在变成了找一个罪名安在对方头上。

长久下来，大家都学会了一件事：

说话要小心，做事要小心，千万别得罪人，因为不知道哪句话就会引来一个举报。

这种环境里，人们想的就不再是怎么把事做好，而是怎么把自己保护好。

04

汉朝的算缗和告缗令就是一个很说明问题的例子。朝廷要收税，让商人和手工业者自己报有多少财产。

但是朝廷信不过，怕大家少报，就又出了一个告缗令。这个法令规定，只要你举报别人隐瞒财产属实，查抄的财产就分你一半。

这一下，整个社会的关系全变了。

邻居不信任邻居，做生意的伙伴互相提防，甚至家里人之间也不敢交底。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不会为了那笔钱去举报你。

大家不再想怎么好好做生意、怎么多生产东西了。

因为干得再好，稍微显出一点家底，说不定就被人盯上了。

举报别人倒成了一条发财的捷径。

大量殷实的人家因此破产，民间商业也急剧萎缩。告缗令用利益驱动举报，结果是大家都不敢创造财富、不敢积蓄了。

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被打掉了，社会上一股互相监视、互相提防的风气就起来了。

05

一个社会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制度设计就要鼓励大家把力气花在创造价值上。

要让每个人觉得，我努力干活，我好好做买卖，我钻研一个新东西，是有奔头的，是安全的。

我的收获别人拿不走，也不会因为日子过得好了一点就招来什么灾祸。

如果制度里留下了太多的空子，让人可以通过举报别人轻松获利，或者通过举报出口气，那人的心思就会被拉到那条路上去。

创造是需要埋头苦干的，是需要长期投入的，而破坏往往只需要一封信。

如果破坏的成本极低，创造的保障又很弱，那还有多少人愿意去创造呢？

好的社会，应该让不同意见可以通过讨论来解决，让纠纷有讲理的地方。

对于那些随意举报、诬告他人的行为，也要有相应的约束和代价。

希望未来，我们都能活在一个让人安心做事的社会里。你不用分神去防备什么，大家的心思和力气，都忙着花在自己想创造的价值上。

你种好你的地，我做好我的工，各自在自己的方向上用力，各自在自己的生活里收获。

人人都有奔头，人人都忙着建设，

或许

这样的日子，才是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