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轮椅上，幻想靠写诗“一夜成名”丨人间

我不再恐惧表达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复杂而特殊的，就像玉石也各式各样，无法被摆在同一个展柜内，而只能被一颗颗欣赏。

配图 | 电影《小小的我》

母亲生我那天，父亲的迟到，让我成了脑瘫，这是我人生故事的第一行。后来，因为我爱思考，喜欢写作，家人常说，适合当“坐家”。这句话我听了很多年，笑了很多年，也在心里较劲了很多年，我的人生，难道要被写作困住吗？

我与世界的第一次交手就不太顺利。

2005年冬天，母亲已经临近预产期，一个午后，她忽然感到身体不适，继而羊水破裂，家人急忙将她送入我们本市的医院。医生说情况十分危急，子宫大出血，需要立即剖宫产，医院规定手术必须等孩子的父亲来了签字才能进行，而父亲正在邻市出差，他只能临时往回赶。

就这样，因为长时间窒息，我的大脑缺氧，在保温箱里住了很多天，而且我脑内一部分神经永久受损，洗澡时，我的手常常“飞”到背后，头也不正常地扭向一边。

经过一系列检查和测试，我被诊断为“徐动型脑瘫”，主要症状为肌张力异常，无法精确控制自己的动作，这也会影响我的语言能力。母亲起初还以为做几个月康复训练就能恢复正常，直到追问之下，医生才说出实情：“你这个小孩一辈子都好不了。”

三个月大时，我开始了康复训练。这对幼小的我是一种煎熬，对家人更是，我喝中药喝到吐，娇小的身体被扎满银针，母亲和外婆就在一旁默默流泪。

康复治疗的效果极为细微，需要隔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点点进步，过程中甚至还会出现退步。母亲和外婆也会病急乱投医，经人介绍或四处打听“神迹”的消息，辗转各地，花费大量金钱与精力，哪怕知道可能受骗，也要赌上“万分之一”的机会。

我三岁时，依旧无法完整地说话，只能咿咿呀呀，只有母亲和外婆偶尔能听懂。那一年，父母因为性格不合离婚，抚养权判给父亲，可他因工作繁忙，将我寄养在一位亲戚家，我的康复被搁置，上学的计划也遥遥无期。

母亲对此于心不忍，同时发现我只是行动受限，智力并不落后。在我四岁的时候，母亲不顾亲友的劝阻，把我接到身边，靠着之前积累下来的一些财产，全职照顾我。她拥有湖南人性格里的豁达与爽朗，让我在父亲缺席的家庭里快乐成长。她常说：“我们母子可是有生死之交的战友嘞。”

在别人上幼儿园的年纪，我都在康复训练，母亲骑着一辆电动车，风雨无阻地送我去医院。这段日子构成了我为数不多的幼年片段：康复室的哭闹声、银针扎入头皮的刺痛、站姿矫正松绑后的一身轻松、午后小卖铺门前慵懒的猫和它柔软的肚皮。康复老师对我很好，我还在康复中心结识了人生中第一个朋友，当时《勇敢的心》正在热播，我们还学着剧情去“拜把子”。

回家后我就坐在沙发上“卡点”看少儿频道的《智慧树》，姐姐给我买了一台iPad，我喜欢看模拟太阳系，五岁的小孩，在凝望之中，第一次认识到了宇宙的广阔。

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会推我出去逛逛，长沙的公园、图书馆、科技馆都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她教我读书认字。我虽然没有上幼儿园，但懂得的知识并不比其他孩子少。

外婆对我很好。平日最不喜欢下厨的她，一听见我饿了，便会立马戴上袖套，冲进厨房，炒一碗朴素的蛋炒饭，坐在沙发上，弯着腰一口口喂我，非常耐心。她担心我长大后变成“废人”，常说：“福坨啊，我们管得了你一时，管不了你一世，有些事能靠自己就靠自己，莫偷懒！”

外婆有着一种军人独有的气质，早晨起来会端着歌谱昂头挺胸地唱老红歌，生活井然有序。她家还有一个后院，种满了各种蔬菜，她乐呵呵地看我玩土。

冬天，外婆会在我上床后提来一只热水袋，放在我脚边，暑天时，我们祖孙俩睡在一张窄窄的竹床上，背贴背，虽然略微闷热，我却睡得无比安稳。

到了上小学的年纪，母亲扶着歪歪扭扭的我走进校门，接待的人看到我就连忙摆手。母亲找到教务处，详细说明了我的情况：“小学是义务教育，就算是残障儿童也没理由拒收。他挺聪明的，应该拥有正常孩子的生活。”经过几次交涉，学校接纳了我，要求是必须有人陪同以保证安全。

于是母亲开始了十二年的陪读兼家教，我们被安排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她说：“和你同窗，也算是回炉重造了。”我行动缓慢，别人只需一分钟的路程，我需要五分钟，时常来不及吃早餐。到了教室，我们便会躲在墙角，偷偷吃一个包子或一份切饼。

一、二年级时，下课时我大多只是趴在窗前看同学们嬉戏打闹。学了拼音之后，我可以用平板打字，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可打字速度太慢，交流时总是会出现一些时差，我总是犹豫到底要说什么，表达时常是紧缩、字斟句酌的，所以我还是没交到什么朋友。

我参加了一些作文比赛，但是因为打字速度太慢，大部分内容由母亲代写，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种打击。我会怀疑，那些获奖的文字，究竟属于我，还是属于母亲？如果我无法独立完成，那写作是否只是一个空中楼阁？我卡在浩瀚的想法和笨拙的指尖之间，动弹不得。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增加了一门校园诗歌特色课，我尝试着在平板上写出一些短诗，老师看了会给我积极的肯定，我爱上了文学创作。有一次，我参加作文比赛，得了二等奖。外婆见到熟人就满怀骄傲地介绍我：“这是我外孙伢子嘞，他聪明得很，前段时间作文比赛题目是《我的外婆》，得了奖哩！”

我用听书软件听完了《查理九世》和《盗墓笔记》这两套书，沉浸在奇思妙想的文字世界。六年级时，我凭着一时的灵感，写了一部灵异探险类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四卷。阅读课时，我靠着窗边，拿出平板，用小拇指慢吞吞地写，一个同学好奇地靠了过来，被我的文字吸引，接着围观的同学围了一圈。那是我第一次被那么多人簇拥，于是我更加卖力地写，可第五卷却在灵感耗尽和自我怀疑中不了了之。

有一天，我看到一张遗体捐献的海报，说是可以为医学研究的发展作出贡献。我正沉迷于科幻小说，也知道爱因斯坦离世后，他的大脑被人解剖出来以供研究。我童言无忌地问母亲：“妈妈，我以后能不能捐献遗体啊？我想让医生研究我的大脑，找出办法治好我这种病。”

那段时间刚好有一个全国作文比赛，命题为“我有一个愿望”，我便把自己这个小小心愿写出来，没想到拿了特等奖。后来，在康复中心，我和母亲接受了地方报社的采访，几天后，我们惊讶地在头版上看到了我的大头像，背面是我们母子的事迹。父亲看到后立即打来电话，怪我们“洗他门子”（让他丢脸），因为访谈中稍微提到了他。

六年级，一个同班的女孩走入了我的生活，我们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只隔着一栋楼。周末时，我们常常相约去公园或博物馆，最难忘的画面是她推着我奔跑在和煦的春风里。有时，我周末一个人踉踉跄跄地走去她家楼下，正对着她房间下面有一棵树，我就常常坐在树下，静静地望着她的窗，窗里面装着我懵懂的幻想。

当时有一个作文比赛，命题是《给十年后的某某》，我们写了对方的名字。我问她的梦想，她说是“医生”，因为想治好我。

有一次她来我家找我玩，母亲不在，我的手拧不开那道门锁，又说不清自己的情况，让她产生了误解。这件小事成了我一个心结，感觉自己似乎被一扇门困住了，无法推开，也无法发出声音。后来的我，一方面很期待可以和朋友们一起玩耍，但另一方面又十分恐惧，因为明白“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母亲一年中难免有自己的事务需要处理，不能把我带在身边，于是就把我送到乡下娭毑（长沙话：奶奶）家。娭毑十分疼爱我这个长孙，仅仅小学毕业的她，在乡村田野忙碌了一辈子，抚养了五个子女长大成人。

我回乡前，娭毑会去小卖部买上我喜欢吃的零食。乡里乡亲难免会出现一些闲言碎语，娭毑便会极力维护我：“我的长伢子是我的心头肉哩！脑袋非常灵光，以后当了作家必定有大出息！”有一次我在平板上写了一篇日记，欢欣雀跃地拿给她看，她说：“孙啊，娭毑看不得这么多字嘞。你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啰，我相信你一定会写得好。”

别人遇见我们经常会说：“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啊，牺牲了太多。”这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拖油瓶”，阻碍了家人的发展。

我感受到的爱存在着某种割裂。理论上的爱，是那种一大家人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静静欣赏岁月流逝。而我却觉得自己走在一座高悬的桥之上，往前走之后，后面的一端便会轰然崩塌，感觉自己随时可能被抛弃。

所以我是一个非常爱哭的男孩，去奶奶家的前几天想妈妈，慢慢适应跟奶奶一起生活后，然后知道妈妈会来接我，便开始恐惧和奶奶分离，回家后又开始难过。

我是个不擅长告别的人，也害怕面对未来。可人生就是要不断面对离别的，很多时候，人与人的分别是猝不及防的。

2018年的元月，天气阴沉清冷。有一天，我去外婆家，由于冬天天黑得快，我和母亲便早早准备离开。临走时我还盼望着，秋天到了，外婆就能看我上初中了。出了门，正在下楼时，忽然听见外婆在背后呼唤我，原来是为了给我送几个橘子。

第二天，下雨了，我没有去找外婆，也错过了最后一次与外婆交谈的机会。傍晚母亲接到电话，是外公打来的，我只听到零星几个词语：娘老子、救护车、医院、你快点来。外婆突发脑出血，由于有冠心病无法进行手术，只能保守治疗。

外婆躺在ICU，空荡的房间只有刺耳的仪器声，她中间短暂醒来过几次，断断续续说着呓语，此后就再没醒来。医生说过了三个月就没有醒来的可能了。我握紧她的手，咿咿呀呀呼唤着，说我想吃她做的蛋炒饭了，却再没有回应。

外婆中风后接近三年都瘫痪在病床，她像是以一种“一步三回首”的方式淡出我们的生活，与我们做着漫长而静默的告别。她喉中积集的痰液不能自主排出，医生不得已在她颈部开了一道圆形小口，以便仪器吸取痰液，并用大号注射器打些流食维持生命。

外婆身形日渐消瘦，最后可以用“瘦骨嶙峋”形容，这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恍惚感，这是外婆吗？她也是一辈子要强的人，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却是完全不由己的，翻身、排泄、吸痰，甚至连进食也如同机械添加燃料似的。有时看到她举起手乱挥，虽然知道是无意识行为，但我还是感到十分不忍：“您一定非常痛苦吧，也非常不甘心吧。”

原先每当我叫她，都会得到洪亮的回应，可后来无论我如何千呼万唤，只在运气好时得到用鼻音发出的一些断断续续的音节。一阵寒意在我心头弥漫，随后又转为一股热流噙满眼眶。我渐渐忘却了她的声音，想去捕捉，却缥缈无形。

2018年6月，我的第一个毕业季，拍毕业照时，老师邀请母亲一起，说她也是“六年同窗”。

初中开学，我忐忑地和母亲从后门进了教室。第一节课下课时，新同学互相认识，有同学向我搭话，我打字回复。

初中开学几个星期后，我结识了几个伙伴。上体育课时，两个“大汉”架着我往操场上走。我体型小，有几次响了铃，一位女同学把我一个公主抱，冲刺到集合的位置。母亲偶尔外出办事，同学们得知了就会拿着零钱来找她：“阿姨，帮我带碗面条呗。对，就是巷子里的那家，拜托啦。”

初中最先和我熟络起来的是H同学，他脾气又温和又义气，母亲不在时，他会喂我吃东西、喝水，带我上厕所。有一次，他听到有人说我的闲话，当场和那个人红了脸。还有一位P同学，我们下课时经常讨论练习本上的难题，也会在教室内追逐打闹，聊一些时事话题。

午休时，趴课桌实在不舒服，于是我们几位哥们就躺在后排的空地上午睡，后来我买了两块垫子，几个人凑在一起，很挤也很美好。

我还在初中经历了最难忘的一场初雪，全校学生趴在露台上，看着雪花纷飞，我走得慢，H同学过来拉我，个别活泼的学生跑下楼去打雪仗。有一次，语文老师布置了六百字的作文作业，我写了一篇《星城的秋》，被当作范文全班朗读，那是我初中唯一的高光时刻。

我的座位靠窗，窗外有一棵老树，春天会飘进细小的绒毛，夏天是震耳欲聋的蝉鸣。我见证了那棵树一年的枯荣，也见证了教室里一群人的聚散。这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细节，像一块块彩色的玻璃，构成了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名为“青春”的万花筒。

初二的一个午后，我坐在教室门口发着呆。小L是学生会成员，执勤回来时和我打了声招呼。我们真正熟络起来是初三的国庆，我在西北的戈壁滩上看着“长河落日圆”，发了几张风景图给她。荒漠上的信号断断续续，我们相隔万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那时，我的状态很差，几乎陷进抑郁，整个人充满戾气。小L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我，她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寒假时我与她无话不谈，从动漫聊到小说再到流行歌，少年情窦初开，男孩子的青春是充满幻想和自卑的，每当想到她，我满心欢喜却感觉触不可及。

我与因游戏认识的朋友“凌梦幻忆”提起她，我说：“别人是情窦初开，而我是异想天开，她是仙女，而我是地狱中的恶魔。”

可我终究还是不甘心，因为我只会打字，不能写字，无法参加中考，所以毕业后可能就跟她没有未来了。我花了一年的零用钱订了听书软件的会员，“恶补”了她当时最常看的小说，又用小拇指，花了几个月在游戏中还原她最常看的小说里的一个重要场景，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认真地去做一件事。

但是，我建着建着突然发现一座大殿有个重大的错误，需要全部返工。我是个耐不住性子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她，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为博她嫣然一笑，我还是拆了重建。我下定了决心，这是抓住青春的最后机会。我知道希望渺茫，也不奢求结果，只想为青春燃烧一次，留下回忆，便无悔。

2020年11月20日，周五，我15岁生日。那天晚上，我请一群朋友来家里庆生。

他们亲自下厨，买了条鱼做酸菜鱼，几个人挤在厨房里叽叽喳喳，争论该冷油下锅还是热油下锅。幸亏他们提前买了只烤鸭垫肚子，大家才没饿坏，我记得入口时那股热气，慢慢从胃里暖到心里。许愿时，我望向夜空里最亮的一颗星。后来很多孤独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它。

聚会结束后，我低声对H同学说：“我的青春结束了，你们加油吧。”

他却回答我：“你的青春才刚开始，要相信自己。”后来很多次，当我在黑暗里徘徊时，这句话都会重新把我拉回来。

中考后的一周，他们前程似锦，陆续步入新阶段，而我仿佛回到原点。重归孤寂，临别的一个瞬间，我想不顾一切对小L大声表白，可年少的冲动还是败给了与生俱来的怯弱，千言万语转瞬凋谢，嘴角只挤出苍白的一声“再会”。

我的学历停留在了初中毕业，我很绝望，以为这就是自己的终点。我只能把那些无从向别人诉说的情感写成诗歌，初中毕业后的三年，我大概创作了一百八十多首，写作是我生活中唯一的出口。也就是在那时，我为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君陌”，意思是“即使我们是陌生人，也能通过文字来促膝长谈”。现在想来那是一种积累，凌梦早就跟我说过：“你没有白走的路。”

当时也想过去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可一想到自己要坐在书桌前整天埋头写作，一种恐惧就盘踞上心头，我厌恶那种一成不变的生活。脱离学校后，我非常孤独，渴望被人看见，产生了“一夜成名”的幻想，却又缺乏实际行动，一直徘徊在自己的世界。我隐隐感到不安，我是否过于依赖这个抽象的世界，反而被它困住了？

在只能与自己相处的漫长时光里，除了书籍和游戏，还有一方荧幕为我点亮。电影和纪录片是我的伙伴，我迷恋科幻片里宏大的想象，仿佛我的轮椅也能随之驶向星辰，我也在那些细腻的文艺片里，观察着人与人之间复杂难言的情感流动，那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还未能充分体验的课题。

纪录片则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我的身体无法远行，镜头却带着我潜入深海，攀登雪峰，穿越雨林。那些讲述不同群体生活的纪录片，让我意识到世界的广阔和生命的多样性。

这种观看，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一种陪伴，它让我感到自己并不孤单，我的困惑和挣扎，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也许正以另一种形式上演着，像一艘无声的船，载着那个孤独迷茫的少年，渡过了许多平静的时光，默默地塑造着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2022年，是我精神世界被重新打开的一年。初春三月，母亲带我去云南游玩，当作散心。那是疫情的后期，旅行的人很少，房费也很便宜。我们最先在西双版纳游玩，结识了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口音各异的可爱的人。母亲和他们聊得很投机，恰逢远方的家乡又暴发疫情，便一拍即合同游。

我们在大理古城南侧找到一家客栈，每天房费仅三十出头，这一住便是一个月。大理四季如春，白天我们外出游玩，漫无目的，足迹散落于田野或古城之间。到了傍晚，在附近菜场淘来一些新鲜食材，借用厨房燃起炊烟，有时大伙还一起包顿饺子，其乐融融，离开时我们都恋恋不舍。之后我们这个大家庭又在云南周游，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与力量，离别时互相祝福，相约下次再聚。

从云南回来后，我感觉像是命运安排了这一切，带给我新的可能，世界很大，人也很多，“山”的背面还有我不曾见到过的风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视频网站上看到有人上传了心理学的课程，就抱着试试的心态点开了它，我开始慢慢了解自己，凌梦也在千里之外给我许多指导。

渐渐地，我爆发了强烈的求知欲，开始阅读与学习新的知识。曾以为一片荒芜的世界，随着我前进的脚步，只要我用心去看、去听，也开始慢慢生长出新的花朵。

人们常说“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以前的我不以为然，直到听到了一句话：“在孤独的人生旅途中，唯有书籍能陪伴漫长岁月。在书中我们可以超越短暂的今生。”我虽然行动不便，但时常在书海里感受到一种怡然自得的自由，可以到古希腊与先哲们促膝长谈，到瓦尔登湖共赏林中风雪，穿越千年游历各段辉煌的文明。

在云南旅居时，我无意中表达过自己想去看一看大海。第二年开春，一对来自江西的老夫妻将这个愿望记在了心里，问我愿不愿意一同前往陵水旅居，我欣然接受这份邀请。

在那里我第一次学会了喝酒，也和老夫妻聊了一些话题。爷爷因为小儿麻痹症，腿部落下了一些残疾，有时走得比较慢，奶奶便会等他，或是回头去牵住他的手，两个人影在夕阳西下互相依偎。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爱情最温柔也最美好的模样，这也可以让我走很远很远，走到自己开始爱这个世界。

那段时间，我也学以致用，协助策划了一场夏令营，这是我做得最有意义的事之一。机缘之下我开始认识一些新朋友，可以一起走过漫长时光。老同学也给我打来语音电话问候，当时我以为是点错了，然后他们解释说是想我了才打过来，我真的被感动到了，心中有某些僵化已久的东西慢慢被暖开。

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命运是什么？家人有时候会感慨：“可能提早五分钟动手术，你就大不一样了。”我真的非常不甘心，但后来我想通了，抱怨毫无作用，重要的是如何面对。阿德勒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被给予了什么，而是如何去利用被给予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幸运的，有这么多人愿意陪在我这个怪人身边。

2023年初冬，临近自己的十八岁，我选了临着生日的周六，宴请了在人生各个阶段对我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人，亦是我成长的见证人——祖辈、发小、康复老师、机构老师、初中同学。

那天下午，初中的同学们提前来到我家，像那年夏天一样围坐畅谈。那年夏天并未成为我们的句点，而是一个各自努力的分号。快日落时，我们出发去饭店。本来我打算慢慢走下楼，他们看到后便说：“这样走多耽误时间啊？‘飞’下去啊！”于是我会心一笑，抬起两只胳膊，他们便一边一人架起我这只“小鸡仔”，往楼下飞奔而去，一如往昔。

一个人走过四季大抵会觉得漫长，但偶尔约上三五好友并肩同行，细说年华，便觉岁月从耳畔呼啸而过，轻舟已过万重山。在饭桌上，老师们感叹万分：“没想到咱们的小王同学都长成个大小伙了。”我也在心中暗暗感慨：“没想到真的走到这一天了，而且还挺好的。”

饭后，我们点燃生日蜡烛，当我闭上双眼时，耳边传来合唱的歌声，起初还不太同频，我能分辨出一些人的声音，顿时，脑海中闪过一幕幕画面，十八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却又无比漫长。

聚餐结束时夜幕早已降临。那晚夜空澄明且纯净，几点银蓝色的星点缀着它的一角，晚风冷冽又干燥。我骑着电动轮椅，与初中同学走在街头，嬉笑着，城市灯火闪烁，向远方无限铺展延伸，而当时的我并不在意路会通向何方。

生日当天零点，我发了一条朋友圈，只有短短十六字，四个成语：“知足常乐，保持谦卑，心怀感恩，尽兴而归。”

当同学们都在准备高考时，我也等到了自己破茧成蝶的时刻。有一天，家中来了几位客人拜访外公，看见我在读书，便问起我的情况，随后建议道：“那你们可以试试去联系一下大学的文学系，看看能不能让小王进去旁听，应该问题不大。”

外公博学多识，从文学到乐理再到哲学，我有不懂的他都能指点一二。他老人家经常鼓励我把所思所想写出来：“不用管写得好不好，写出来就是好的。”

那人联系报社记者为我们做了一个报道，紧接着又有几家媒体来采访我们母子。临近农历新年，有一群可爱的小学生跑来慰问我，把我当作学习榜样，手拉手围着我歌唱。这成为我人生中难忘的片段。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不让关心自己的人失望。

九月中旬，大一新生还在军训，我便先去大二班级旁听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一直到现在，我有空了也还是去旁听。

一开始我进入新的集体会比较紧张，老师和同学们都很欢迎我，老师鼓励我在写作群里发一些自己写的文字。那时我也交到了几位朋友，母亲扶我上下楼梯变得很吃力，便买了一台爬楼机来载我去上课，同学们也会给我们让出一条路。

那年年末，电影《小小的我》上映了，易烊千玺很好地演出了一位脑瘫青年的倔强与迷茫，看到有更多人关注到我们这个群体，我感到无比温暖。

我特意旁听了中国电影史的课程，了解了很多电影的创作背景和过程。记得一次夏令营，小组内讨论晚会表演节目时，我厚着脸皮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排演一部微话剧。后来演出结束，谢幕时，主持人以导演的身份呼唤我的名字，我又找到一种自豪感。

在那一刻，我想，冥冥之中命运仿佛注定要把我推向这条道路，那我就走，只要走下去就是一个答案，以后要编写一部属于我们的故事。在动笔之前，我脑海里盘旋最久的一句话，是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那句：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我也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的日常与思考，希望能给予一些朋友共鸣与温暖，因此认识了几位聊得来的朋友，互相激励彼此的成长。

我发布了第一条视频，被小张看到，她说：“感觉我们的想法很相似，于是就想找你聊聊。”当时我防御心非常重，回道：“如果你是抱着‘猎奇’的心态前来，那就没必要。”看到她回复：“觉得你的文字很有趣，我想成为你的朋友，可以吗？”

小张是一位非常好的女生，尽管她似乎不这么认为，通过和她的相处，我渐渐学会面对自己的内心，甚至经历了几次较大的“颠簸”，直面自己本来就是痛苦的，我就像一只幼鸟一般跳跃、盘旋，相遇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去面对自己。

当我开始为了沟通而书写，而不是为了成为一个“作家”而书写时，我的文字开始变得轻盈而真诚。它不再是一座需要我艰难攀登的高山，而是一条可以载着我去见朋友的河流。怀着这份轻盈与真诚，我创作了一个剧本，它是我过去这些年所有困惑、观察与希望的一个安放之地，也是我写给所有曾感到失语、曾在沟通中感到无力的人的一封长信。

故事里有三位年轻人：内心敏感、渴望表达却因残障与社交恐惧而步履维艰的林深；生活在家人过度保护中，却用艺术感知世界的视障女孩江若楠；还有外表强硬，在电竞梦想与现实偏见中碰撞的轮椅青年彭浩。

林深在诗会上鼓起勇气用自己真实的声音朗读，江若楠用画笔拓展世界的边界，彭浩从渴望被接纳到开始创造自己的规则，这些瞬间，都源自我自己或身边朋友的生命片段。

他们面对的，不是如何去“战胜”困境，而是如何在其中找到一种能与自己、与世界和平相处的方式。这也就是我所理解的“栖居”，不是轰轰烈烈的胜利，而是在每一个“刚好”的当下，寻得安顿。

小张问我，为什么是剧本？我想，可能是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线性故事。它充满了沉默、留白、未完成的对话和戛然而止的瞬间。剧本的形态，天生就允许这些存在。它不强迫我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而是诚实地呈现那种挣扎、笨拙和微小的尝试。

我试图做到的，不是塑造励志典范，而是展现一种反励志的真实：我们需要的或许不是居高临下的鼓励，而是被平视、被理解的共鸣。

在写这篇文章时，本以为会是我的“自传”，但我发现真正落下的，只是一些故事的横截面。它就像一首散文诗，只截取了让我感到触动的片段，诗篇，它没有句点，就如我们的故事找不到一个明确的开始与结束。我们会不断与他人、与“自己”相遇，而后被世界紧紧拥抱。

这些年的经历让我很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我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写成文字，传达出去，为更多的朋友带来温暖与触动。写作不再是一个可能“困住”我的标签或宿命，而是我主动选择的，与世界交手的方式。我用它来凿开隔阂的坚冰，用来连接相似的灵魂，用来雕刻我存在的痕迹。脑瘫困住了我的身体，但写作，却为我的心灵插上了翅膀。

我终于明白，我已经用写作打破了重重禁锢，让它成为我疗愈心灵的方式。我不再恐惧表达自己的内心，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复杂而特殊的，就像玉石也各式各样，无法被摆在同一个展柜内，而只能被一颗颗欣赏。

所以，没关系的。那些漫长的寒冬、困顿与迷惘，终究都会过去。

春天总会来临。

说明：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苏畅

君陌

我不再在乎生命中那些既定时差，我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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