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发掘——蒋赞初先生口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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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赞初（1927年5月5日—2024年7月15日），江苏宜兴人，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荣誉资深教授、江苏省社科名家。

2024年7月15日，蒋赞初先生于南京逝世，享年97岁。

2016年10月4日，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对蒋先生开展口述历史访谈，记录了蒋先生晚年对自己生平的珍贵回忆。我们谨节选其中部分篇章，用以缅怀蒋赞初先生。

一、我的求学之路

1934年时，我七岁，在宜兴县城读小学，插班读二年级。紧接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宜兴的特点是教育比较发达，在外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因为战乱回到老家，就在宜兴办学，于是宜兴乡下一下子冒出来几十所中学。我就先读了高小，又念了初中，这时生活还比较平稳。

后来我来到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中。苏州中学的老师，怀着为大后方培养人才的信念，鼓励我们去大后方报考大学。一个班有一百十个人，我成绩在中上等，其中有三十几个人，包括我，一起突过广德的封锁线，就到了第三战区。那个时候，天不亮就起来，吃干饭，然后就走，要走105里。母亲留给我一个二两重的金首饰，我的一个婶婶就给我把这个蝴蝶型的金首饰缝在两只鞋底里，这就成了我唯一的财产。我们在路上，还真的遇到过强盗。到了安徽宁国，就有了第三战区的接待站，这就已经是小后方了。

到了小后方，我就停在屯溪附近考大学，一个月之后就录取了。我被录取到迁在长汀办学的医学院，学制六年，但是试验器具（白大褂、听诊器）和洋装书刻本都要自己买。当时，我就先在屯溪念公费的先修班，吃饭不要钱。我还记得，当时，每个菜必有辣椒，一礼拜有一次红烧肉，但是里面辣椒比肉还多。此后，直到现在我就不再吃辣椒了。那所学校还有一个优厚条件，就是前三名可以选任意一所国立大学读书。

蒋赞初先生的入学注册照

当时，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我成绩还好，我就申请了师范生，师范生毕业之后必须为公立中学服务三年，但是免学费、零用金和制服费。我选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史地系，当时的系主任是缪凤林。报名之后，我又回到宜兴，住在叔祖家里，等消息。

我最终被录取到中央大学理学院的地理系。当时地理、地质、气象专业的学生集中在一个教室，学《普通地质学》《高等数学》等科目。《地质学》对我后来学考古有些帮助。当时中央大学有7个学院、39个系科，共四千多学生。时任校长吴有训亲自给学生上《普通物理学》——那时每个院系最重要的课都是系主任亲自上。

一年级，我们住在丁家桥（南洋劝业会旧址，当时归中央大学所有）。当时，农学院、医学院和新生院在丁家桥，校址有上千亩。第一年还发了制服、零用金，吃饭伙食也还好。可是到了第二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零用金就只够买一些袜子什么的。

我们宿舍是用抗战期间日本人的营房改造的，用双人床隔一下，住了一百多人。宿舍前门后门各有一个水桶，用来小便。考上中大的，家境都未必太好，哪有什么东西，我当时就只有一个藤条箱子，一个热水瓶，放在床下面。

当时中央大学有规定，一年级念完之后，可以自由转院系。和我住在一个宿舍的，有个历史系的同学王德鑑，在他的影响下，我转到了历史系。转系时，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想要挽留我，但我说理科基础不好，最终坚持转到了文学院历史系。当时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是贺昌群，他出面邀请柳诒徵先生的学生向达来讲课。向达来讲的是“西域考古”，我受到了他很深的影响。当时白寿彝还是青年学者，也来中央大学讲“民族史”。

这样，解放前我就念了三年中央大学，一年地理系、两年历史系。念到第四年时，就解放了。大学毕业的时候，蒋复璁先生的儿子蒋祖安邀请我一起去南京博物院工作。

在中央大学礼堂西侧合影，1949年初

（左起：王德鑑、蒋赞初、梁白泉）

彼时故宫博物院的南迁文物，存在南京朝天宫的地库。故宫文物，战时归中央博物院管理。解放后，一部分精品运回了北京，留下了二十万件。解放时，故宫博物院吴忠超院长曾和曾昭燏有过信函，将故宫文物交给南博管理使用。其中，藏传文物、西洋钟表等都很有特色。

南唐二陵发掘前期的测量工作，1950年

（左起：沈九如、张彬、曾昭燏、吕群、杨玉湶）

南唐李昪陵墓道初露封门时的记录工作，1950年

（左起：张彬、曾昭燏、黎忠义、吕群；蹲者为沈九如）

南唐李昪陵墓道内的记录与绘图工作，1950年

（左起：曾昭燏、蒋赞初、黎忠义、张彬；蹲者为吕群）

我在南博工作了七年。在南博工作时间里，我主要是搞六朝和史前考古。蒋南翔主持高教部时期，大学学习苏联搞专门化、搞五年制，南京大学考古学科也朝着专门化方向发展。当时，先是曾院长讲《考古学通论》、《秦汉考古》，后来梁院长讲过，1956年我也讲过一次。1957年，我就正式调回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

蒋赞初（右二）在南京大学北阴阳营遗址工地指导毕业班同学区分古代陶器碎片的时代，1958年

二、发掘北洞山汉墓

发掘北洞山的时候是1986年，我已经59岁，是最后一次带队进行墓葬实习，接触下淮河以北的墓葬。此前，我没有正式主持发掘过北方墓葬。

考察北洞山另一座早年已被盗掘一空的汉墓，1986年

（左起：邱永生、蒋赞初、秦浩、魏鸣）

彼时，北洞山汉墓已经敞口了，关于这个墓葬还有没有发掘价值，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很多学者认为，主墓和附属建筑，是两个残墓，老百姓都进去过了，很难有大的发掘成果。南博也认为没有发掘价值，徐州方面则当作一般古迹保护。

但是我们并没有因为它曾被盗掘就放弃，我认为，只有做了工作才能发现它的价值。我的意见是，一、石室墓墓葬建筑总还在；二、盗墓一般不盗墓道，因此总还有些遗存。

在墓葬正式发掘前，我带着我的两个研究生（魏鸣和李晓辉）先行去了一个礼拜。去了之后，我们就下到墓道去看看。甬道外面有两个耳室，有中心柱、四坡顶。后面发现是钱库，有秦半两、汉代的八铢半两和四铢半两。塞石抽掉了右上角一组。我们用四节电池的手电筒探照，整个墙面上髹漆涂朱。前堂的东边有甬道，有两个厕所。我觉得很稀奇，有特点，此前不常见。爬出来的时候，看到塞石上面有牛鼻孔。我们怀疑，西汉末年赤眉起义，盗墓的时候，是用耕牛拉塞石打的孔。传说，农民刚进去的时候，前堂里面的陶俑站得整整齐齐，农民有的带出来，摆在家里供起来，后来因为村干部的要求，才打掉了。

北洞山的附属建筑很特别，在墓甬道前的一侧，很个很陡长的通道。

魏鸣画图技术好，我就让他带上画板，我们每人带一支手电筒，头朝上、脚朝下地滑下去。魏鸣下去，只听得扑通一声，几分钟都没动静。我心里担心魏鸣，但是自己也停不下来。停下来之后，我也蒙了几分钟，魏鸣划了一根火柴，很快灭掉，说明下面缺氧。打开电筒，看到地面上有一些箭头——后来这间叫做仪卫室。这间堂往里走，有隔墙，里面有蹲坑。另外一间，用电筒一照，有铜锈的痕迹。再往前走，里面有一道隔墙，发现很漂亮，地下是坍塌了的漆器，上面有彩绘云气纹。到了第三进，看到一个井栏，下面没有挖深，里面有厨房灶间，一共三个厨房。还有“凌阴”，看起来深不见底。最后一进南头，有小半间屋子的木炭。这个时候，魏鸣已经把图勾出来了。我说，前所未见。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底下的环境。绘完图，我们就上来，没想到上来更艰难，魏鸣走在前面，后来才发现有十一蹬台阶。我的头还在石头上碰了一下，民工们就开玩笑说，“南京来的蒋教授一来就把石头碰个缝”。

北洞山汉墓发掘前，几乎每个房间都有碎石头，我们先处理主墓室。

横前堂里面，发现了一些鳞片状的玉衣片，与满城汉墓不一样。《吕氏春秋》里面有记载“鳞施”，有玉衣，这就说明是诸侯王墓。

后室有很薄的泥，基本上是空的。整个墓室，到处涂朱，电灯一照，红彤彤的，很漂亮。连往厕所的甬道里面，也涂了朱砂。西侧室，乱石头特别多，个子大的都进不去，出土了一个玉熊。李莉和周崇云等人，戴了手套去掏一下，结果周崇云掏到了四个金带钩，人民银行来称，说值一万多块。领导们就高兴。东西侧室，又出了一些玉佩，蹀躞形的。每个门下面还有铁的封门器。有单齿，有双齿的。还有一些玉璧。玉具剑的剑饰。

甬道内的塞石，上面有用朱书写的尺寸大小，我看到的还有“二年”两字，我看到之后就让李银德找人来描绘，结果没有搞，后来慢慢就褪掉了。后面墓道里，散落的塞石下面，出土了铜的印章。

北洞山所处的地方叫洞山村，有上千户人家。小学生放学之后，就来玩，小学生手小，我就发动他们从石头缝里清理一些东西。主要是钱币，也有一些印章。早年是四颗，后来又发现七颗，总计发现了十一颗印章。

在甬道上，靠近附属建筑，有七个小龕。E1比较大，俑也高大，有50公分以上，身上写了“郎中、中郎”。后面的就是有背着箭匣，大概45公分。有彩绘。总计有222个俑，请北京方面修复，花了三万元。

主墓和甬道清理干净了。就开始清理地下附属建筑。如果是木椁墓，这应该是外藏椁的性质。第一室还比较容易清理。第二室我们组织女学生傅江、陈嵘去慢慢描绘。在宴会厅，发现十一个玻璃杯、小的石磬、铜铃，还有舞女俑，传说是被当地农民带了扁担进去打破的。

就这样，住在徐州做了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有几个月。

1987年底，我接到去墨西哥的任务，1989年去墨西哥国立研究院讲学。我忙于准备讲学的文本，北洞山汉墓的《报告》就主要由李银德、邱永生负责搞。我又请了南博研究员级别的绘图师，住在徐州师范学院的招待所，参与编写报告。他们搞了一个多月，主要是林宗义和龚良绘图，其中建筑部分是龚良搞的。尽管《报告》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但是出版之前，我也没再过目。

关于北洞山汉墓的定性，前面提到，是王侯级别的大墓。但是是谁的墓呢？

我的意见是，不要下论断墓主具体是哪一代楚王，但他们还是把结论写了。墓葬的大致年代是五铢钱发布之前（即汉武帝之前）。他们定下了结论——墓主是楚安王刘道。李银德、耿建军的意见是，驮篮山比北洞山早，但驮篮山的厕所已经有玉石栏杆了。郦道元《水经注》提到，楚王山是第一代楚王墓，现在看来，从墓葬结构和出土器物方面判断，楚王山墓葬的时期应当偏晚，应该是后四代楚王墓（汉宣帝时代所封楚孝王的家族墓地）。

发掘时，我们住在洞山小学，这所学校坐东朝西向，背后就是桓睢石室。桓睢石室应该是楚王的王后墓。此外，后楼山还有一些陪葬墓。

其实，当时无论是徐博和南大，都经验不足。发掘工作整体上是由我分配、调拨，我先确定大的区域，再具体分配任务。因为我是最后一次搞墓葬发掘了，就很仔细。我们早年的学生，南大毕业的，邱永生经常在，李银德则隔几天来一次。

出土文物的保管，是个大问题。请小学安排了一间房，是一间安全、僻静的阁楼。我们请胆子大的男学生卢海鸣看管。

发掘开始后，《光明日报》的记者白建钢在工地现场采访，写了几篇报道，影响很大。后来，王冶秋先生的夫人高履芳，也讲了一些情况。《文物天地》最早刊发，1987年第2期的封面照片，就是发掘现场最早的照片。当时还没有评十大考古发现的传统，如果有，北洞山汉墓一定能评上。

三、守护千年古城

退休之后，我一度旅居美国。美国的博物馆，东方部主要是聚焦埃及、印度，对中国的关注很少。图书馆里面也多是中国近现代史，就很少有古代史的书。

但我怎么又回到南大搞起文物，发挥余热的呢？

南京大学的旧底子是金陵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创办人福开森，做了不少好事，保存了很多中国文物。2002 年南大百年校庆前，学校要成立博物馆，编辑了一个图册。清理南大的旧藏，总计有九千余件文物，其中大约六千件是福开森捐的。还有一些，是南大鼓楼北园的大墓出土的文物。

发掘南京大学北园大墓时发现明代钟楼柱础，1972年

（左起：汪遵国、蒋赞初）

后来，科学出版社出了一本南京大学所藏文物《珍品图录》，校董捐款150万元，由当时分管文科的副校长洪银兴主持出版。我让出版社不要那么赶，搞得仔细一点，结果还是出现了一些张冠李戴的问题。我想做一张勘误表，但最终没能实现，我觉得很遗憾。

前中央大学历史系的老教授、老同学看望来南京参加“航海家郑和学术讨论会”的章巽教授，1986年

（左起：胡润如、郭勋、刘毓璜、王觉非、章巽、谷风、蒋孟引、梁白泉、蒋赞初、蒋毅莘、李炳均）

百年校庆，我已经74岁了，就又重新回来搞文物。此后又搞了十五年文物和老城保护。我、梁白泉、潘谷西都是中大前后的毕业生。现在我们被称为老城保护的三驾马车。我参与保护工作的主要项目有南京老城南、徐州汉代采石场等。我们还发现了六朝的皇宫遗址，最后也保护了一部分，原地提升，用玻璃罩起来，还曾经有外宾来参观过。

【整理者按】本文根据蒋赞初先生口述速记，未经本人审核。原稿约1万字，现摘录其中部分公布。

（南京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武黎嵩 李昕垚 采集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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