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珠海到杭州：他拿下300万基金，边端融合赋能民航业AI硬核创新

嗅态

嗅产业冷暖，书人文姿态

作者 | 石灿

2025年2月1日，正月初四，年还没过完，胡方扬就离开广东珠海去了浙江某地级市。

此前的2024年11月，该地级市方面有人在珠海航展期间看过他的公司，以招商引资的方式希望他过去落地。

胡方扬在该地级市待了一个多月。白天谈政策、见资源；入夜后，他盯着产业园区的灯看。

“到了晚上6点钟，陆陆续续到7点钟，灯已经全部黑了。”他说。

这让他迟疑。

创业公司在0到1阶段不仅取决于人、钱和客户，更受制于办公环境的磁场。园区几点熄灭灯火，邻居几点散场离去，无形的节奏会穿透墙壁，直接传导给一家公司。

“我们创业早期一定要像一头狼，不应该是像一只羊。”胡方扬说，“初创公司必须得卯着劲往前冲。”

狼有狼的山林，羊有羊的草场。2025年2月底，他决定把公司落在杭州拱墅区。3月3日，公司完成注册。3月16日，他带着三四个人入驻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创新研究院。

这里的行政效率、人才密度、政策扶持和资源流动，刚好贴合他的性格。

2026年5月，我在杭州拱墅区见到胡方扬。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创业园区六楼，楼上七层是正在装修的新场地，300多平方米。

胡方扬带我走进他在六楼的办公室。屋子采光很好，空间也大，只是没有窗，有些闷。我们下楼时，他送我离开，刚好碰上园区负责人在一楼买咖啡。胡方扬停下来，对他说：“我七楼那个办公室要开个窗。”

园区负责人回他：“没问题。”

“性价比非常不一样”

胡方扬推开玻璃门向我招手，把我领入拱墅区汇金云创人才综合体3座一楼大厅里的沙发上坐下，等待他从京东App上已经点好的库迪咖啡。

我们在柜台上各自拿了一杯咖啡后，乘坐电梯上到六楼，他的公司就在那里。办公区很空旷，“一半的人去长龙航空驻场了，公司留了一半人”，他指了指摆在桌上的一个黑色长方体硬件说，长龙航空是他们的客户，这个硬件是用来专门分析视频内容的。

其实，胡方扬现在所在的办公室，只是一个临时过渡场地。正式办公室在楼上第七层，正在装修中，计划2026年6月底搬进去。新办公室面积更大，硬件操作间、茶台和荣誉证书陈列区都已经留好。对这家刚落地杭州不久的初创公司来说，搬上七楼，意味着团队要进入一个新阶段。

△胡方扬团队在汇金云创人才综合体3座六楼的办公室

胡方扬简单介绍后，我们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在一张简约的桌子上办公，一台银灰色的MacBook已陪伴他多年，键盘上散落着灰色的粉尘，屏幕上残留着些许擦痕。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安装了一个陈列柜，上面摆放着杭创（人工智能）营颁发的证书，以及一些简单的摆件。

胡方杨坐下，顺手从左边的茶具柜台里拿出一盒茶叶，“我泡一杯信阳毛尖给你喝喝。”

“你是河南的吗？”我问。

“是的，河南信阳的。”胡方扬说。

1986年，胡方扬在河南信阳出生，“我是读大学走出去的，我先去了珠海生活了十六七年，父母孩子他们现在都还在那边。”

胡方扬只身一人在杭州工作，住在距离公司步行十分钟左右的一栋人才公寓里，没有应酬且下班时间早的时候，会自己做饭吃。他很喜欢自己做饭，“因为我觉做饭和做产品一样。”

大学毕业后，胡方扬从程序员起家，进过国企单位，也自己创过业，人生的脚步始终在珠海、澳门和香港三地徘徊。偶然的一次机会之下，胡方扬进入珠海市岭南大数据研究院，在首任院长朱晓蕊手下干活儿，“她原来是大疆的第一任首席科学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接触到了无人驾驶、无人机，从计算机视觉这条技术路线切入AI领域。”

进研究院不久，胡方扬就出来创业了，方向仍然沿着自己已经熟悉的那条技术线往前走，主要做AIoT，也就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计算机视觉相关业务。公司做了一两年，团队已经有10多个人。到2020年，疫情突然袭来，外部环境一下子收紧。也就在那段时间，一家准备赴港上市的澳门企业看中了他们这支团队，在上市前将这10多个人整体并购了过去。

胡方扬在集团公司旗下的子公司担任负责人，待了半年，集团公司把子公司原本的人工智能物联网路线转向脑机接口。方向变了，胡方扬的志趣也变了，“我把团队带到40多人的规模后，就退出来了。在2024年3月，我在珠海成立了现在杭州泓森智航科技的前身。”

公司成立时，胡方扬已经明显感受到OpenAI带来的冲击。2022年11月，OpenAI发布ChatGPT，很快把大语言模型从技术圈推向更广泛的创业现场；到了2024年，随着国内生成式AI热度持续升高，越来越多原本还在观望的创业者开始下场，投入到这一轮由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新创业浪潮。

胡方扬也是其中之一。他在珠海成立公司，名称为珠海睿灵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沿着自己此前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计算机视觉上的技术积累，这家公司最初仍以AIoT为主要方向；只是到了这一阶段，技术载体已经开始往智能体和多模态融合收拢。

但是，胡方扬在珠海面临着很现实的发展困境。珠海常住人口约250万，城市体量本身不大；而周边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人口规模分别约为1898万、1799万、753万和68.8万，人才、产业和机会都更密集。对一家做多模态智能体的初创公司来说，合适的技术人才本来就稀缺，珠海又夹在几个更大的吸引极之间，人才更容易被周边城市吸走。

正因为这样，胡方扬很难在珠海找到足够多、足够匹配的技术人才。“珠海面临的虹吸效应太强了。”他说。

胡方扬到杭州后，很快感受到人才环境的差异。

人才密度高，流动性强，选择面也大。他算过一笔账，在珠海，有些人开口要两万元月薪，实际产出可能只能顶半个人；在杭州，一万五六千元，反而可能招到一个能顶一个半人的人。

“性价比非常不一样。”他说。

这种差异背后，是长三角更成熟的产业环境。产业越密，人才越多；竞争越充分，人才流动越快。大公司视其为生态，对胡方扬这样的初创公司来说，高人才冗余度，意味着能在市场缝隙里招到真正能干活的人。

作为长三角的核心一极，杭州的数字经济在二十多年间历经五次起伏，每一轮都在为这片产业环境加固底座。

2003年电商起步，构筑了平台骨架。2009年云计算爆发，合拢了底层算力。2015年直播电商上线，将流量变现推向极致。2018年数字能力下沉，撞开产业数字化的大门。

历史的伏笔一直埋到2023年。第五轮AI浪潮抬头，大模型公司成群结队地涌现。

这并非偶然。今天的年轻创业者，脚下踩着的是过去二十年层层浇筑的底座。平台经济留下了组织力，云计算留下了算力，直播电商跑通了变现，行业数字化喂出了场景。

风暴来临，长三角拿出来的不是某一项突变的技术，而是一整套随时可以调用的组合拳。

机会的背面是压力。胡方扬的公司现在有十多人，每个月加上税、社保、公积金，固定开支在20万元出头。到目前为止，公司整体仍处在亏损状态。作为一家研发型企业，钱主要投在研发上，短期内很难轻下来。

但长龙航空项目给了胡方扬信心。它看上去只是一个记录仪、一个空保作业流程里的小节点，放到整个民航系统里，却可能是一套可以复制的标准化能力。航空行业流程清楚，标准相对统一。只要把一个点做透，就有机会沿着同类流程继续延展。

“这个事情不是只解决一个小问题。”胡方扬说。

陪伴式创业

胡方扬北上浙江的火星子，在2024年11月的珠海航展上被点燃。

2024年11月12日至17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行。航展期间，浙江方面有人看过他的公司，后来和他见面，希望把项目引到浙江落地。

胡方扬对这次邀请很重视。他原本就对浙江有想法。硕士阶段，他是浙江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联合培养，上课主要在浙大完成，在杭州待过两年，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航展上的这次碰面，把原来犹豫不决的念头往前推了一步。

2025年3月16日，胡方扬入驻位于拱墅区的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创新研究院。该研究院本质上是一个把高校科研、地方产业、创业孵化和人才培育连接起来的技术转化平台，胡方扬的公司作为第一批入驻企业，得到了不少支持，市区领导经常到研究院参观，“我们作为他们参观的一环，也接触到了很多资源。”

胡方扬落地杭州后的第一个客户来自北京。对方用的是他们的模组，去做一个体育用品相关的项目。这笔单子之后，零散订单陆续进来，团队先从三四个人扩到六七个人，日常重心也很明确，招人、做验证、接订单，把公司真正运转起来。研究院持续帮他们做宣传，他们也接触到一些POC验证业务，把多模态智能体和模组能力一点点往真实场景里测试。公司孵化成功之后，他们搬到了汇金云创园B座的临时办公场地。

也是在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创新研究院期间，胡方扬接触到了杭创（人工智能）营。

具体而言，杭创（人工智能）营是由杭州资本发起，杭州市人才集团统筹组织，由市场化团队运营的面向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初创团队的新型孵化加速器。

它面向AI时代的早期创业者和初创团队，提供为期6个月的系统性陪跑服务。同时，它把招募筛选、课程、沙龙、OfficeHour、私董会、一对一资源对接等环节组织成一整套赋能体系，一头连接资本、产业龙头和场景资源，一头连接技术型创业公司，帮助创业者补上商业化、组织能力和客户拓展这些短板。

胡方扬在2025年6月入营，进入第二期。

起初，他对杭创营的理解很简单，以为入营更多是一种“被看见”的认可。真正进去后，他发现它更像一套持续运行的陪跑机制。团队也在杭创营的指导下，把原来相对通用的技术能力，聚焦到SOP作业智能化这个更具体的方向上。

杭创（人工智能）营的主要办公地点在杭州海西湖区灵隐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我去基地拜访时，看到有创业公司在小办公区办公，一大块主要的公共办公区用来做集体活动，办公室墙面上写满典型样本公司、杭州资本、入营创业公司等详细信息。

△杭创（人工智能）营办公室大门入口

杭创（人工智能）营有几个清晰的运行特点。它采用三个月在营、三个月观察的机制。创业公司报名后，先经过评审和筛选，再进入孵化流程。它的结构有点像“杭州版YC”，但背后同时有国资和民营资本参与。它和地方政府招商结合得很紧，也和浙大、中国美院这样的高校有合作，还连接国资背景基金。

杭创（人工智能）营教练组负责人沈毅晗告诉我，传统孵化器以前更多做的是“发现”和“赋能”，先筛项目，再投资。可到了AI时代，这套逻辑开始变了。因为很多产业全是新的，连孵化器和投资人自己也没有现成答案，投资通路也不清楚，所以，他们才慢慢往“陪跑”这个方向走。

六个月下来，胡方扬也通过杭创（人工智能）营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创业性格。

那天见面时，我们在楼下等咖啡。他一边看手机，一边和我聊起杭创营的课程。

“我周五要去杭创（人工智能）营听一门课，讲AI时代创业者元认知的。”我说。

“上课是哪个老师来着？张明晶老师，对。”他进一步提到，“他有个霍根测试。”

我问他，霍根测试是什么。

“全球的商业测评。”他说。

咖啡还没做好，他继续讲下去。这个测试会把创业者放进商业环境里看，判断他的性格适合什么位置，会被什么样的投资人喜欢，也会提示团队里需要什么样的人补位。

胡方扬测完以后，对自己的判断更清楚了。他适合把控产品方向，定公司战略，画蓝图，做融资。他说，自己偏向投资人喜欢的那类创始人，敢冒险，回报预期也高。尤其在公司0到1阶段，他行动快，判断快，能把一件事迅速往前推。

测试也让他看见短板。公司越往后走，越需要财务、合规、运营和内部管理。到了B轮以后，企业会进入更细的管理阶段，合法、合理、合规变得重要。那时，公司需要制度、流程和细节。

“那个时候就需要有人补位。”他说。

我问他，怎么判断0到1走完了。

他想了想说，大概是公司完成A轮，继续往B轮、C轮走，甚至慢慢接近上市时。那时，公司面对的不只是产品验证和市场突破，还要处理一整套细节管理。

“这些我是不擅长的。”胡方扬说，“性格上有缺点，需要找这样的人来补位。”

胡方扬把它看成杭创营带给他的帮助之一。它教创业者讲商业计划书、对接资源，也让创业者回头看自己。创业要知道自己强在哪里，也要知道自己短在哪里，未来该把什么样的人请上车。

不仅是单个机构在陪跑，整座城市都在陪跑。我们在他办公室聊天，他从电脑里打开一个文件给我看，是他获得“大运英才”项目的签约文档。

2025年11月，胡方扬参评杭州市拱墅区第十一届“大运英才”项目并顺利入选。2026年1月1日，他与相关方面正式签约。这笔资助为项目资助，不占股权，总额300万元。按当时的安排，第一笔款约90万元，预计于2026年5月底至6月初到账。第二笔和第三笔钱也会在胡方扬完成相应的经营目标之后，按照协议的要求到账。如果完不成目标，把钱退还即可。

入选拱墅区“大运英才”后，胡方扬还拿到了配套房租补贴。按300万元档位计算，对应300平方米办公面积，最高可按每天每平方米1.5元返补，和他当时每天每平方米1.62元的租金相比，实际承担部分已经很低。

“我申请人才公寓也很快，三室一厅，一个月才3000多块钱，一个星期全部走完流程。”胡方扬说，在杭州，他感受到的是一种“先信任、先给机会”的方式。

与长龙航空一起“做菜”

讲到长龙航空项目时，胡方扬的语速明显快了起来。

那天在办公区里，他指了指一台放在桌子上的黑色硬件。他说，这台设备是用来分析视频内容的，也是他们把AI能力放进民航空保场景里的入口。

长龙航空项目最早来自杭创（人工智能）营的推荐。长龙航空是杭创（人工智能）营的AI双创共建基地之一，主要向入营企业开放真实应用场景。

“2025年底，长龙航空发布了一些需求，杭创营组织三四家企业一起去长龙航空办公室开会。那次接触之后，长龙航空最后认可了我们，觉得我们的业务能力和技术能力契合他们的需求。”胡方扬说。

他特意补了一句：最开始的合作意向，是杭创营帮他们搭出来的；后面业务怎么谈、方案怎么磨、项目怎么往前推，都是他们自己和长龙航空直接沟通。杭创营不参与商务谈判。

胡方扬很看重这一点。

过去，他接触过另一种合作链条：项目先由三大运营商签下来，再分包给大企业，最后转到小公司手里。到了他们这样的初创公司手头，常常已经是三包、四包。链条越长，利润空间越薄，离真实需求也越远。客户现场到底有什么问题，业务人员到底怎么操作，中间转了几道手以后，很多信息都会变形。

长龙航空项目给了他一条更短的路径。他们直接面对甲方，直接听业务需求，直接改方案，也直接承担结果。对一家研发型初创公司来说，这种合作方式比订单本身更重要。它让技术团队离真实场景更近，也让产品有机会在真实流程里被打磨。

具体而言，胡方扬与长龙航空的合作发生在空保场景里。每名空保人员胸前都会佩戴记录仪。飞机落地后，他们要按照一套标准作业流程完成清舱检查，洗手间、座位下方、马桶、婴儿盖板等位置，都要逐一确认，看看有没有遗留物品或异常情况。

△AI执法记录仪

过去，任务结束后，记录仪里的视频会被导入航空公司专门的数据存储柜。视频每天都在录，数据每天都被存下来。可存下来，并不等于被理解。只有发生问题后，相关人员才会重新调取视频，从头到尾人工查看。

数据在柜子里，管理还停留在事后回看里。

胡方扬团队要做的，是把AI分析能力接进这个流程。他们基于自研智能体模组，结合通用大模型和航空公司现有SOP体系，训练一套面向空中安保场景的垂直专家模型。

“这个场景要做一个专门的专家模型出来，壁垒很高，因为数据为王。你没有这类航空安保场景的数据，很多事情其实做不了。”胡方扬说。

在模型基础上，团队再做一台安保视频分析设备。空保人员结束执勤后，把记录仪插进设备里，系统会先把一天的视频拆开，分出不同航班，再逐段识别清舱动作。哪个位置查过，哪个位置漏了，哪一段动作不规范，机舱里有没有不属于飞机内部的异物，都会被标记出来。

△空保视频质检分析单元

“比如有乘客掉了一瓶饮料，这瓶饮料不属于飞机上的专供物品，那也会被标记为异常。”胡方扬说，“异常物品、异常流程、不规范动作，系统都会识别出来，再把结果推送给空保管理人员。”

视频因此不再只是事后证据。数据一回来，管理人员就能看到哪些环节合规，哪些步骤漏掉，哪些位置出现异常。原本需要人工从头回看的视频，被整理成可以直接处理的管理结果。

胡方扬还想往前再走一步。他希望记录仪本身具备一定AI能力，不用等任务结束后再分析视频，而是在清舱任务进行时，就能实时提醒作业人员。

“作业人员哪一步做漏了，我就提醒你；哪一步做得不够规范，我也提醒你；哪个位置有不属于飞机的异物，我也提醒你。”他说。

项目从2025年底开始接触，真正入场开工是在2026年3月。现在团队里有一部分人常驻长龙航空，配合研发和测试，准备在5月底上线产品。

和长龙航空一起推进项目时，胡方扬逐渐意识到，行业模型很难靠通用能力直接长出来。先要有数据，而且数据要干净、具体；还要有业务专家，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每一条SOP拆开讲清楚。

胡方扬喜欢做饭。他说，做产品和做饭很像。讲到长龙航空项目时，他又用了这个比喻。

通用模型像油盐，谁都能买到。真正决定味道的，是食材、火候，也是旁边那个懂菜的人。放到长龙航空项目里，食材是航空安保场景里的真实数据，火候是模型训练和产品落地能力，懂菜的人则是航空公司里的业务专家。

只有直接进入厨房，创业公司才知道这道菜应该怎么做。

“树挪死，人挪活”

自从初中开始住校以后，胡方扬就习惯了遇事自己做决定。

这种独立感后来成为了他做事的重要风格。他很少谈崇拜谁，也不愿意把某个成功者当作人生模板。他对企业家的判断，更多来自商业动作本身。谁在关键时刻进退有度，谁能在周期里保住基本盘，谁就值得他多看一眼。

他说起王健林。万达曾经被认为站在房地产和商业地产的浪头上，后来又经历收缩、出售、转向。胡方扬看重的恰恰是这条曲线里的判断力：在影院资产、文旅项目、房地产周期、商管业务之间，王健林几次踩在转身的节点上。企业有起伏，但人没有被一轮周期直接带走。

“他是有章法的。”胡方扬说。

这句话很能说明他看世界的方式。他对那种被时代推到台前的科技明星保持距离。时代风口当然重要，但他更在意一个人在风口之外的判断、取舍和稳扎稳打的能力。创业者每天面对的东西并不浪漫，融资、政策、客户、交付、现金流、团队、人情往来，任何一个环节卡住，技术都无法自然变成公司。

胡方扬身上有一种强执行、快决断、重效率的气质。放在某些环境里，这种气质可能被理解为急、莽、缺少分寸。来到杭州以后，它被重新命名为效率高、产出快、迭代强。

他对此感触很深。公司落在拱墅区后，资金、房租补贴、贷款贴息、人才房陆续有了回音。许多过去需要反复推动的事，在杭州变得轻快起来。

“杭州这个地方是符合我性格的。”他说。

这当然不是一个城市优劣的简单比较。对胡方扬来说，更关键的是匹配。

他说，一个人的性格要和地方的文化相合，行为也要踩中当地做事的节奏。一个人如果长期处在不合拍的环境里，做什么都不舒服，推动任何事都费力。换一个地方，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并没有变，只是周围的节奏、评价体系和资源结构变了。

“树挪死，人挪活。”他说。

这句话在胡方扬身上，不是一句人生感慨，更像是一种创业方法。他关心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国家产业重心正在转向科技竞争。中美竞争已经把科技推到更核心的位置，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智能硬件、产业数字化，都在变成新的基础设施议题。地利，是杭州这样一个城市，既有互联网和电商产业的底子，也有对AI创业的资源承接能力。人和，是他在这里遇到的人、平台和合作关系，能把一个技术团队推向真实场景。

胡方扬把这些关系称为“气场”。

他相信，一个人的运气，来自他所接触的人形成的气。朋友、合作伙伴、客户、政府接口、产业平台，这些人连接在一起，构成一种看不见的场。人在其中做事，顺不顺，能不能成，往往不只取决于个人能力。

△胡方扬（剧中黑色衣服）与他的团队

这套说法听上去带着江湖感，但背后有很现实的商业逻辑。创业公司尤其如此。资源不是抽象存在的，机会也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常常隐藏在一次引荐、一场会议、一个产业营、一个试点项目、一个愿意快速反馈的客户里。城市给创业者的支持，也不只是补贴和办公空间，更是把这些节点接起来的能力。

杭州当前的AI浪潮，恰好需要胡方扬这种人。

AI创业进入产业化阶段以后，技术本身只是起点。真正困难的是把技术推进具体场景，把产品变为客户系统，把模型能力转化为交付结果。它需要创始人能快速行动，能在不确定里拍板，能一边谈资源，一边搭团队，一边跑客户，一边修改产品。

胡方扬的性格与这种阶段高度契合。他不沉迷宏大叙事，也不把创业包装成传奇。他谈得更多的是顺不顺、合不合、能不能推得动。他相信知行合一，事情想明白以后，就要行动。环境支持这种行动，人的状态就会被放大；环境消耗这种行动，人的优势也会被磨损。

杭州给了他一种确认感。这里的节奏更接近他的节奏，这里的产业气质也更容易接住他的性格。政府效率、产业需求、AI氛围、创业平台和供应链资源，像一套不断运转的系统，把他的执行力转化成可见的推进速度。

我在对话中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胡方扬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创业者从广东来到杭州的个人选择。它更像是一个城市与一种人之间的互相识别。

一个城市在产业转型时，会寻找适合新阶段的人。一个创业者在不断试错中，也会寻找能够容纳自己气质的地方。胡方扬来到杭州以后，那个曾经可能被误读为“太急”的人，开始进入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场域。

AI浪潮需要算法、算力和资本，也需要一批能把事情往前推进的人。他们未必站在聚光灯下，也未必热衷于讲述某种英雄故事。他们更在意今天能不能见到关键客户，明天能不能完成产品迭代，下周能不能把一个试点真正跑起来。

胡方扬就是这样的人。

他的气质遇上了杭州的气候。创业这件事，终于从阻滞变成了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