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的根源

本文节选自我的新书《两京十三省：明代政治得失》一书，全书从朝政、边防、财政、贪腐四个方面来分析明朝所存在的问题。

皇权专制之下，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腐败滋生的土壤不仅没有去除，反而养料丰富。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写了一本《明夷待访录》，这也是他的代表作，他在书中说：“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又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黄宗羲认为，皇帝才是天下最大的危害，不应该以天下万民以供奉一人。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我们去寻找贪腐源泉的时候，天底下最大的腐败者其实就是皇帝。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思索的：朱元璋反贪腐的核心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认，这样的行为的确有利于减轻百姓的负担，但其根本目的还是保证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让朱家子孙世世代代统治着这片土地。

当我们打开《明史·食货志》的时候，看到的其实就是一本明朝皇帝的消费清单。

《明史·英宗本纪》记载，明英宗即位的第一年的三月，把教坊司的乐工3800人放出宫去，八月，又减去了光禄寺膳夫4700人。

明英宗一即位就接连减免了8500人，算是一个不错的善举。正是英宗的这次行动，我们才发现，原来皇宫的乐工就超过了3800人，负责御膳的光禄寺人数远远超过了4700人，而这还不是负责御膳的总人数，因为还要留下一批人做饭，不可能全减掉。知道的是，皇宫中像光禄寺和教坊司这样的机构还有上百个。这里会有一个疑问：光禄寺和教坊司的这些人是什么时候进到皇宫里的呢？史书中没有发现记载，只记载了皇帝减免了他们的负担，然后大书特书。那英宗为何要减免这么多人呢？因为英宗即位之时年仅9岁，还是一个孩子，他也不喜欢什么音乐，对吃的要求也不高。

整个事件的大概情况是这样的：宣宗皇帝喜欢音乐，而后面的英宗根本就不喜欢这些，前面的皇帝爱好吃喝，后面的英宗不感兴趣。所以，就下令让这些人员出宫，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史书记录为皇帝的爱民之举。英宗这次精简人员维系的时间并不长，因为每个皇帝的爱好不一致。武宗时期，各宫的日进、岁进就已经数倍于英宗时期。

仁宗时期，厨役人员的数量多达6300名，宪宗时期又增加了四分之一，已经超过了8000人。到了世宗初期，嘉靖皇帝刚即位，励精图治，直接将厨役人员减去一半，剩下4100多名，一年大约节省白银13万两，但到了世宗中期，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数字，还大大超越了过去，一年的花费多达40万两，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入不敷出之下，就找太仓借，太仓也没钱，就只能让原来供应的有司向下增派。

嘉靖帝此时也怀疑这中间有贪墨行为，因为开销太大了。于是嘉靖皇帝就询问负责此事的礼部，礼部具体负责的部门——光禄寺就拿出账目给皇帝看，嘉靖帝还是不信，就派了御史到光禄寺去核查每月的账单，仅2个月就省了2万两白银。看来皇帝要享受，下面的小鬼们也没少往自己口袋里装。

既然皇帝有如此多的御厨，那么餐具器皿有多少呢？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皇帝吃饭用的器皿多达376000个，分由南北工部督造。

供应皇帝的物资也是很多的。天顺八年（1464年），光禄寺果品物料消耗达到268000斤。穆宗时期，各部批准的果品供应数量达到惊人的1078000斤。在世宗末年，上供之物每年花费为17万两；穆宗时期减了2万两，每年15万两；神宗中期，每年在这方面的开销就已经达到30万两之巨。

再以黄蜡为例，明朝初年每岁不过30000斤，景泰、天顺年间增至85000斤，成化之后达到120000斤，已经是明初的4倍。

这些只是表面上的数字，具体到了采办之时，往往让商贾们避之不及，因为宦官们要索贿，还要求先送货再付款，而款项往往不够成本，甚至有送了货物却一分钱都拿不到的情况，所以商贾们纷纷逃匿。

皇宫就是一个小社会，需求五花八门，而且要求最高规格，故而采办的东西无所不包。就拿珍珠来讲，正德五年（1510年），为了采珍珠死了50多人，但仅采得珍珠80多两，这完全是拿人命来换取珍珠。西苑豹房养了一只豹子，安排了240名兵勇照看，每年消耗粮食2800多石；又占用了1000亩地，每年的租金是700两。再说木炭，这是宫中必需的燃料，在永乐时期，曾经让宣府17个卫所的军士在边关开采，但边关也需要木头来遏制敌人的骑兵，所以就让这些卫所每年交白银2万两，然后用这个花些钱去买。明初，每年的用炭大约是2000万斤，弘治时期，就增加到了4000万斤，开采的地区遍及北直隶、山东、山西。到了正德时期，用炭的数量再次增加，每年增加3万两白银用于采炭。

万历中，每年买柴的花费多达30万两，而宦官们逼迫下面的商贾，用酷刑进行索取，时人称皇宫中专门负责炭火的惜薪司为“陷阱”。

对于皇宫的采办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可以举的例子实在是太多，这里就重点以木材来讲一讲。

明成祖迁都北京，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修建长陵等大工程，都大量需要名贵楠木。今天，我们在明长陵的祾恩殿依旧能够看到楠木大殿的恢宏气势，60根楠木支撑殿顶，直径最粗的达1.17米，二人合抱尚且不能交手。而这些珍贵明木经过400多年历史，不腐不烂，保存完好，这些均来自明朝在全国各地的采木。

为了采取这些木头，朱棣派遣工部尚书宋礼到四川，工部侍郎古朴到江西，兵部侍郎师逵、刑部金纯到湖广，副都御史刘观到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到江西。以尚书、侍郎一级别的官员去

采木，可见朱棣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明史·师逵传》记载：采木的规模十分浩大，仅仅是兵部侍郎师逵一人就率10万人开山辟道进大山采木。因为工程紧、任务重，所以极为严苛，死伤者甚多，一些不堪忍受的百姓甚至加入李发良的起义。这支起义军转战江西安福，遭明军残酷屠杀，李法良再转至吉水，兵败被杀。

在没有机械的年代，砍伐和运输都是一件极为艰难的事情，人们尽可能地利用水运来解决这个问题。楠木一株长7丈，围圆一丈二三尺者，需要用500名民夫拉运，运到江上，每80株楠木

扎成一只巨大的木筏，由10名专业的水手，以及40名民夫驾驭，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三峡，道江汉，涉淮泗，然后从扬州入大运河，经江苏、山东、河北，由差官一路押运到通州张家湾，再经30里旱路，运到北京朝阳门外大木厂和崇文门外神木厂存放并进行预制加工，由于路途的遥远，木头的巨大，一根木头从开采到北京往往需要两三年，甚至更久。而一根木头的运输费用往往是一根楠木本身价值的百倍之多。

如果大规模的采木，尤其是采楠木，所花费的银两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嘉靖帝派遣工部侍郎刘伯跃兼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于四川、湖广、贵州三省总督采木，仅仅是湖广一省就花费了339万2白银。嘉靖三十六年，三省采木预计需用银超过更是超过了800万2，其中湖广估价320.006万两，四川358万两，贵州138.16万两。

如此庞大的数额，如何凑齐呢？

嘉靖时期的工部侍郎、采木总督刘伯跃也在为如此庞大的花销发愁，他说了费用的来源：

一、催派应当征收，但是尚未解送到的各项年例、军器、供应器皿、麂皮、苏木、川漆，修理城濠、桥梁、铺陈、船只省存等料银，共有35万余两。

二、同总督军门，取连年听征银两，每省分派，共得10万两。

三、取云南济用库盐课等银，共20万两。

四、省内各级官库中的赃罚银。

五、缺官柴薪银。明代官员都配属有皂隶，如果随从不愿意，就可以花钱免除，这部分钱就成了官员的收入，但如果这个岗位没有官员到任，随从上交的这个钱就归入地方衙门所有。

但这些钱显然不够，甚至连南京各库的存银和军饷都被挪用，嘉靖时任南京户部侍郎的唐胄疏说：

内地自大工之兴，凡南京各省库帑历年所积各项银两，亦尽为工部所取。如臣昨提督南赣等处军务、盐厂，连年所积军饷银两四十余万，今日尽皆解用。 ——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卷六。

万历时期，三大殿重修，在湖广、四川、贵州采楠木，耗费白银930万两，一个可以比较的数据是万历援朝战争一共持续了7年，花费了白银700万两，采木头花的钱比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花的钱还要多。

而采木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优质的楠木往往生长在深山之中，又无路可行，只能开山辟路，异常艰辛，朝廷的催促采木的命令又十万火急，加上官吏乘机巧取豪夺，百姓苦不堪言。

以采木言之，丈八之围，非百年之物。深山穷谷，蛇虎杂居，毒雾常多，人烟绝少，寒暑饥渴瘴疠死者无论矣。乃一木初卧，千夫难移，倘遇阻难，必成伤殒。蜀民语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 张廷玉著：《明史》卷三百一十六。

皇帝享受着奢靡的生活，而叫臣下们都奉公廉洁，这在逻辑上不是十分可笑吗？明朝有几个贪腐厉害的官员，比如贵州都司佥书黄运清贪腐的金额超过了20万两白银，但这个在皇帝那里就

是很小的数字了。郑贵妃生子赏银15万两、过生日赏银20万两，潞王就国赏银30万两，福王结婚用银30万两、建洛阳府邸用银28万两。

皇帝本人如此奢靡，身边还有一大批宦官、宫女为其服务，

其中的开销也不是小数目。就拿明朝中期的正德皇帝为例，他在位期间，挥霍无度。正德八年（1513年），南京的太监上报说织造局缺银，户部和工部商议之后上报说：

以机房岁造动至数万，及内官冬衣并赏赐各项衣段折银不止十余万两。即今内外修造浩繁，各省剿贼未已。若非节用公私，必致匮乏。宜令经等以前所支盐价并扬州钞关银辏用，仍乞暂罢织造以宽民力。[1]《明武宗实录》卷100，正德八年五月丙子。

织造局没钱了，因为机房改造、宦官们的冬衣和赏赐，就已经超过了10万两白银。工部和户部请求停止织造局，但正德帝不同意，结果是让户部出三分之二、工部出三分之一来解决织造局

缺银的问题。

正德十一年（1516年）尚衣监太监何祥上奏：

内官人等靴料用皮五万七千二百余张，计银四万四百余两，乞借支。《明武宗实录》卷134，正德十一年二月辛未

也就是皇宫中制作靴子需要用皮57200多张，需要银44000两，正德帝最后下令从户部的太仓银中支取了22000两进行支付。太仓银本用于国家的开支，现在花费在了宦官的靴子上。

正德十六年，工部上奏说巾帽局缺银。巾帽局生产内侍巾帽靴鞋，合计用丝纱皮张等材料，成化年大约是20多万两，弘治年间就已经达到30多万两，正德八年、九年是46万两，到了明末就已经增至72万两。

不仅在穿着方面消耗很大，就是去世之后的安葬方面，开支也不小。在成化、弘治年间一名太监去世的花费不超过50两，能够有资格建立享堂和碑亭的，百人中不足一两人。但正德以后，

每月都有奉旨建造，既然是奉旨建造，那规格当然不能低，但这些开销正德皇帝是不拿钱的，全由工部支付，工部也没有钱，只能从其他款项中进行挪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挪用的数字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达到了3万多两。而当时有两名太监去世，工部已经没有钱来进行安葬，所以工部只好于正德十二年五

月上奏：

太监等官病故，成化、弘治间造坟安葬，给银不过五十两，若建享堂碑亭者，百无一二。自正德以来，奉特旨造建者无月无之，率给银五百两。本部俱于别项料价银内借用，今已借过三万二千四百八十余两。《明武宗实录》卷149，正德十二年五月己丑。

正德帝面对此事的态度，仅一句“以后宜斟酌行”。但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好转，太监徐通死后，还是按照惯例进行治葬，在费用上没有任何的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