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没有杀死文学，它只是终于杀死了“作者”

对于任何书面文件，比如此刻你正阅读的这篇文章，追问它出自谁手，似乎理所当然。为此，你可能会八卦一番作者履历，了解作者的一些背景，只因作者身份能助你辨认他所写内容的权威性。譬如，对于此文，如果我的履历显示我任职于美国的一所大学的传播学教授，你可能会据此认定我谈论大语言模型相关的颠覆性事件是恰如其分的，甚至因此信任我的观点。毕竟，你已确认了“作者”的身份并发现他在此领域颇有建树。

但是，当文本是由ChatGPT、Claude或DeepSeek之类的大型语言模型生成时，我们又该如何判定作者身份？从技术上讲，文本的内容由算法生成，但若说作者是算法，算法生成的内容却又依赖于人类所提供的输入指令（prompt）。那么，究竟谁是作者？是算法？还是人类？亦或两者皆是？这个问题又为什么如此重要？

自2022年ChatGPT问世以来，大量评论哀叹于人类作家的末日就要到来。要么大语言模型将在写作上完全赶超人类，要么人类独有的创造力将大半让渡给人工智能（AI）。就在去年，有记者无比痛惜地强调，如果AI果真能取代人类写作，此影响所波及之地绝非仅是作者，而是全人类，包括作者以及读者。他们都将失去些什么？“AI使我们变得无言、无思、无我。其利害关系之大，远超以往任何自动化浪潮。”

对于此番警语，我持有不同观点。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也许确实昭示着人类作家时代的终结，但这件事也许并不会如同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相反，AI的出现或将解放人类，使作者和读者共同摆脱所谓“作者”这一概念的桎梏。

作者之权威旁落，读者之思辨苏生。

“作者”缘起

如果问人们“作者”一词该如何定义，他们多半会回答那是写了某本书或相关文本的人，并将对其所书写的内容负责。此外他们也多半会向你列举那些大人物的名字：威廉·莎士比亚、让-雅克·卢梭、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甚或是鄙人戴维·贡克尔（David Gunkel）。然而，对于作者的定义，并不是某种亘古以来一直存在的普遍真理。事实上，它是一个变化的现代概念。我们今日所认同的“作者”定义源于不远的过去。

1967年，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其著作《作者之死》中，将“作者”这一目前广为人知的概念追溯到约16世纪中叶的欧洲近现代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前，虽然人们也书写，但作者的个人权威并非文本意义的核心来源。事实上，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包括那些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民间传说，神话和宗教经文，在人类文明中流传时都没有说明其“作者”的身份。

但，认知上的革新在之后轰轰烈烈展开，一切彻底改变。欧洲近现代时期催生了以米歇尔·福柯所称的“思想史上个体化特权时刻”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的智识和文化的嬗变。16世纪的新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拒绝臣服于教宗的权威，催生了个体化的信仰。随后在17世纪，哲学家勒内·笛卡尔基于“我思故我在”的宣言为基石构建了理性主义哲学，使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自我意识存在”这一基石之上。而与这些革新相伴而生的，是私有财产受国家保障，神圣不可侵犯这一重要观念的确立。

正如巴特和福柯所示，作者的概念，也在这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革新中诞生。但作者的个人权威却不仅是一个概念，它也演变成为了一项切实的法律条例。在18世纪的英格兰及其北美殖民地区域，作者成为一种新型财产法的责任方，即著作权（版权）。作者作为其作品的合法拥有者的理念，最早在伦敦提出。但此举在当时不是出于对艺术完整性概念的某种理想主义奉献，而是为了应对印刷术兴起导致的盗版横行。

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在《古腾堡挽歌》（The Gutenberg Elegies）一书中写到，在书面印刷取代口头交流成为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以前，著作权（即个人创作原创作品并历史性的享有其所属权）的理念还未真正在公众心智中扎根。但随着印刷术的应用，一旦印刷文本变得唾手可得甚至可藉此牟利，这时，确认作者身份，或更确切地说被确认为作者，便变得至关重要。因此，“作者”的出现，不仅关乎文本的起源，意义和归属，更是一种商业活动。

书写的权威本就由社会创设，而作者本身实属虚设之位。这个被我们虚构的概念，只为规训文字的理路而存。

而我们现今所理解的“作者”的诞生，也对现代文学理论产生了若干重要影响。如巴特所言：“当文本被署名为某个人，文本便如忒修斯之船，在‘作者’意图的单一解释中沉没。”此时，权威不再被视为来自于文本本身，而是被归于写作个体的原始思想、意图与人格特征。

因此，对于读者，阅读的首要任务就变成透过文本的表层含义，寻找文本背后作者的声音，进而尝试理解其真正想表达的深意。依循此理，现代评论家和哲学家也许都赞同笛卡尔那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对话。

这种将书写视为表达媒介的概念具有深远的智识影响和深厚的历史基础。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符号和符号意义”的学说中，文字被视为心灵的窗口，换言之，所写即所想。20世纪中叶，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与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进一步将这一概念在传播学中理论化，提出了描述电子通信过程的香农-韦弗模型。即信息的传递必经编码和解码过程，由信源发出信息，再由发射器将信息转化为可传送的信号，经信息渠道传输，随后由接收器将接收到的信号还原为信息，最后传递给信宿。该理论至今仍为传媒学新生入门的必修内容。

故而，最佳的文本作品应该属于那些能清晰直白地传达思想，使读者可以（立即）心领神会的文字。语言本身应当简明，让信息流畅地从作者思维涌入读者思维。

AI杀死了“作者”

如果作为文字权威和责任主体的“作者”诞生于特定时空，那么可以想见，可能亦存在其消亡的时刻，这正是巴特在其文章中所预示的。“作者之死”并非如其字面所言是某个个体生命的终结或是人类写作的终结，而是指作者作为其书写内容的授权主体的职能的终结。尽管巴特未曾如我们一般亲历大语言模型的时代，他的文章却精准地预见了我们现今的处境。大语言模型虽能生成文本内容，但其背后似乎并没有一个“活着的”生命体能够为这些文本负责。在当前的法律中，大语言模型对其生成的文本不享有创作权，比如美国联邦上诉法院近期维持了一项裁决，否认AI拥有作者身份。

对于像ChatGPT等大语言模型的批评也由此而来。它们被认为不过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舌鹦鹉。而由它们所生成的文本也不过是对人类语言的机械模仿和不解其意的简单复述。它们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人们对作者身份，权威性以及写作手段和意义的理解，显然让很多人感到不安。但“作者”诞生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可能忽略了很关键的一点，即书写的权威性是由社会建构的。“作者”的诞生从来不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它是我们为理解书写所发明的一个概念。

因此，作者已死，却意味着新的时代的到来。文字的意义不再由作者的品性予以保证。相反，意义在阅读中产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其实是在主动构建自己理解中的作者意图。

文学理论立场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生成的场域，彻底颠覆了我们惯常的思维定式。

此前，意义存在于“有话要说”的作者身上，但现在，这一步骤交还给了读者。比如，当我们读《哈姆雷特》，我们不可能获取莎士比亚创作时的真实意图，但我们可以通过诠释来寻得意义，随后将我们自己的感受投射回莎士比亚身上。在此过程中，曾寄于作者一身的权威不仅受到质疑，更是被彻底推翻。巴特写到：“文本由不同的文化的多重书写交织而成，彼此形成对话，戏仿，争辩之关系，然而如此多重的关系最终将汇聚于读者。……文本的统一性不在其起源，而在其归宿。”作者之死，却是批判性读者诞生之时。

意义生成场域的这一根本性转变，也解释了大语言模型生成的文本如何产生意义。例如，有评论者指出，大语言模型虽然生成一些看似可被理解的词句，但是其无法真正理解这些词句的背后含义，因为大语言模型无法触及真实生活中这些词句指代的真实事物。这种论断也许有几分道理，但是，若据此断言大语言模型就是在胡说八道，却也未免失之轻率。

它们的作品本就蕴含意义，且始终具有生成意义的潜能。这些意义源于我们阅读这些文本，继而阐释和评估的过程。但这一过程非大语言模型特有，相反，这是一切书写的本质。甚至本文亦不例外，因为这是你，对，就是屏幕前此刻阅读这些的你，作为读者来决定文本的意义。大语言模型的出现，只不过让这一事实清晰可见，昭然若揭。

如今所存，尽是缄默自书之器，文本繁生而无涉作者权威，真理昭然却无关先验言说之志。

文本之外无一物

但这里有更深层的问题在起作用。大语言模型类AI的兴起，也让“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受到质疑。当我写下“大语言模型”这一词语，人们就默认它代表着世界上一些真实的东西，比如ChatGPT应用程序。词语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其使用者，比如作者，在与真实的世界互动时，通过词语指向并描述事物。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言：语言是指涉事物的符号系统。而大语言模型的问题恰恰在于它们缺乏这种能力：它们使用词语却不知道（甚至也不用知道）词语所指代为何。

语言如此运作似乎已然是一种常识。但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革新却直接挑战了这一观点。该学派将语言和意义生成，视为语言系统内部自足的关系网络。词典或许是最好的例子。在词典中，词语通过其它词语的关系获得意义。譬如当你查找“树”一词的定义时，你得到的并非是一棵真实的树（即前面所讲的指涉），而是其他词语的描述，譬如“树是通常具有单一的主干的多年生木本植物”（即词语的关系网络）。

因此，词语的意义也许并非因直接指涉真实事物而来，而是在指代其它词语时产生。这就是以理论艰涩著称的法国理论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名论断：“Il n'y a pas de hors-texte”（文本之外无一物）的含义（或至少其一重含义）。对于大语言模型，这个道理也许尤其适用，因为严格来说，其训练语料与生成指令皆囿于文本之内，可谓“别无他物”。在它们的认知宇宙中，词语即构成存在的终极根基。

故而，对于大语言模型技术的批评，即这些算法只不过是在不同的词语间运作，而无法触及现实世界中真实指代的事物，或许言过其实。大语言模型是结构语言学理论的现实应用，即词语的意义并不源于指涉外物，而是通过词语间的互指与延指生成，由此颠覆了古典（亚里士多德式）符号学的根本预设。

大语言模型到底威胁了什么

我们应以辩证的态度看待大语言模型所展现的潜力与危险。毕竟，它和其它形式的生成式AI对于世界的影响将是巨大的。ChatGPT问世不过三年，每周的活跃用户却已达到五亿。DeepSeek更是全球使用量增速最大的平台之一。而可预期地，在不远的将来，更多的大语言模型将纷至沓来。

可惜的是，为了应对AI对人类知识获取、阐释与传递方式的挑战，语言学家、哲学家与AI专家却只是重拾早被解构的“作者”身份及其权威概念。其实，症结并非在追溯作者个人权威的传统在大语言模型革新时失效，问题反而是它们过于有效，宛若浑然天成地宰制着我们的思维，不容置喙。

再者，我们对AI重要性误解的核心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人工智能”本质的理解。因其名为“智能”，我们就将AI输出视为两种可能：要么印证真实智能思维的存在，要么设备输出胡言乱语时反映智能的缺失。自艾伦·图灵（Alan Turing）设计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以来，以文本生成（模仿）能力为智能标志的认知范式便根深蒂固。然而大语言模型的出现也许撼动了这一游戏规则：它们生产着可被理解的文本，却无智能内核，甚至我们永远无法确知那个黑箱里是否存在智能，这是更糟糕的情况。

因此，在这场关于大语言模型价值的激烈争论中，人们完全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哲学真相：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一种“能写作却无意识”的存在。它产生的文本既不受作者权威主导，也不被其限制，而这些文字的真实性，永远无法通过预设的创作意图来锚定或保证。

大型语言模型开启了一个以不同方式思考和写作的契机。

拘泥于传统思维的人，或许将此视作威胁与危机，因为它撼动了我们对书写本质的认知、文学存续的根基、真理真义的界定乃至解蔽的方式。但是如果试着转换视角，这恰是超越西方形而上学及其霸权统摄的历史性契机。

大语言模型并不威胁书写本身，也不会威胁作者权威亦或是真理。它真正威胁的是对上述概念的某种特定且有限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本身并非客观事实，而只是特定文化与哲学传统的产物。因此，与其将大语言模型误解为末世征兆或人类书写的终结者，不如说大语言模型揭示了作者职能的终极局限，参与了解构其组织原则的过程，也开启了以不同方式思考与书写的可能性。

最后的总结

但亲爱的，也请不要只听我的一面之词。写下这些文字的我究竟为谁呢？又凭什么拥有这些文本的最终解释权？而你，你又如何判定此时所读的这一切出自于一个人类之手，而非大语言模型生成或人机合制的赛博文本呢？

你确实无从知道这一点。而一切为消解此疑虑所采取的举措，如指出我的姓名、详陈我的履历，甚至由我亲自添加声明，坚称你所读皆为“百分百人类制造”，终将是徒劳无功。因为，大语言模型同样能分毫不差地生成此类内容。故而，纵有百般担保，疑云终绕心间。

这也正是症结所在。那些曾被认为是大语言模型特有的，即我们面对它们所输出的文本，却无法找出其“作者”的困境，实则是所有的书写形式（本文当然也不例外）的固有特征。大语言模型让人感到不安，并非因其背离了我们的传统认知，而恰是它的出现提醒了我们：以往追求文本背后“作者”权威的叙事，恰似一场镜花水月。

原文链接：https://www.noemamag.com/ai-signals-the-death-of-the-author/

关于追问nextquestion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旗下科学媒体，旨在以科学追问为纽带，深入探究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相互融合与促进，不断探索科学的边界。欢迎评论区留言，或后台留言“社群”即可加入社群与我们互动。您也可以在后台提问，我们将基于追问知识库为你做出智能回复哦~

关于天桥脑科学研究院

天桥脑科学研究院（Tianqiao and Chrissy Chen Institute）是由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出资10亿美元创建的世界最大私人脑科学研究机构之一，围绕全球化、跨学科和青年科学家三大重点，支持脑科学研究，造福人类。

Chen Institute与华山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了应用神经技术前沿实验室、人工智能与精神健康前沿实验室；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成立了加州理工天桥神经科学研究院。

Chen Institute建成了支持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生态系统，项目遍布欧美、亚洲和大洋洲，包括、、、科研型临床医生奖励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