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与无意，王羲之与刘宗周：书法现象学分享

明天要去中山大学参加“第一届现象学与中国哲学论坛”，提交的论文是《意、象、势与书写的发生：书法现象学导论》。文章很长，有一万五千多字，今天分享其中的片段，涉及刘宗周“诚意”思想与王羲之“意在笔前”的思考。这学期在同济的研究生课上带读刘宗周《学言》，时以书法经验相参，故有此作。

配图是去年的“《周易系辞传》直播日课”中边讲边写的手稿，从内容到书写方式皆与书法现象学的探索相关。一图摄于户外，一图摄于灯下，不知哪个更好：

书法现象学导论（节选）

柯小刚（无竟寓）

古人书论一方面强调“意在笔前”或意的主导性，但另一方面却又主张“收视返听，绝虑凝神”，以收“无意于佳乃佳”之效。初看起来，这两个方面是那么地相互矛盾，仿佛一者有意，一者无意，观点截然相反。但是，如果仔细辨析“意”“念”之别，就可以跳出有意与无意之间的表面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的思想富有启发，值得借鉴。刘宗周以“意”为“心之所存”，“念”为“心之所发”。“念”是向外的逐物起念，而“意”虽然也有对外的指向性，但不失其内在持守。此意正如王栋所云“心则虚灵而善应，意有定向而中涵”。所以，越是能摒除杂念而达到虚静澄澈的纯粹之“意”亦即“诚意”，就越能精微地感物，知其未动之先机，感其未发之蓄势，会其无念之幽意，得其未形之几象，并从而发机出势而犹保其意向之虚静，起念赋形而犹涵其意象之几微。所以，刘宗周说：“意渊然在中，动而未尝动，所以静而未尝静也。”

由此出发，可以理解王羲之书法为什么能做到“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不激不励”者，意之“动而未尝动”也；“风规自远”者，意之“静而未尝静”也。诚能“意在笔前”，则自有“道心惟微”之几的发动与收摄，愈宁静愈致远，愈纯一愈绚烂矣。相反，则是“子敬以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为什么越卖力的书写越无神？因为少了“意”。“鼓努为力，标置成体”是念多意少、力多意少的书写。念徒知逐形而不知形之所以成形，力徒知摹体而不知体之所以为体。

形之所以成形者曰象，体之所以为体者在势，而只有意能感象之微，只有意能知势之几。故“意在笔前”并不是预设形体设计之“念”，而是让“可确定的不确定性”之“意”探索前行，为运笔动作准备一个能动的空域或胡塞尔所谓“意向的空乏视域（Leerhorizont）”，以便“虚而待物”，“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生生不息地创造出可见的形体结构而自身仍然保持其为“可以充实的空乏”和“可确定的不确定性”。

此意正如刘宗周所言：“人心之有意也，即虞廷所谓‘道心惟微’也。‘惟微’云者，有而未始滞于有，无而未始沦于无，盖妙于有无之间而不可以有无言者也”。“意”与“道心”之几微，在于其“有无之间”的创生性和永远抗拒固化的非对象性。在书法上，这意味着“意在笔前”的书写是一种充满的匮乏之感，充满创造的可能性而又心无杂念，心中一无所有而能“妙响随意而生，逸态逐毫而应”。如此，乃有意象纷至沓来而笔势连绵不绝，且以象出形而不泥于形，以势结体而不滞于体。

相比之下，以形式结构的设计之“念”为主导的书写，则是“人心惟危”的状态了。“危”是危殆，容易耗尽其响应能力，不能周给不殆。“人心”或“念”只能追逐一件一件的外物，如书法之点画、结构、风格等等，因不能整体感应而顾此失彼。整体感应的前提是澄清心念的杂多，达到“道心”的纯一；通过“求放心”而克服心念的对外追逐，达到“意”的“有定向而中涵”。“有定向”是物各付物，“中涵”是行其所无事。“有定向”是能对外应物，如意向性（Noesis）之能应意象对象（Noema）；“中涵”则是不为外物所累，不因其能有而丧其能无。能有是一种创生的能力，如时时给出点画使转，纷呈笔端；能无更是生生不息的能力之源，使心无滞涩、运化不穷。所以，“意有定向而中涵”就是刘宗周所谓“道心”在“有无之间”的临界状态，可以“意在笔前”而源源不断地生出有形点画，亦可“无意于佳乃佳”而一任点画狼藉，虽千画万画而未尝出乎一画之本。

无论是王羲之书论中的“意”，还是刘宗周理学中的“意”，都是根植于《周易》的思想。《易》云：“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理学与书论之“意”的共同源头。易兼动静，兼涵“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两面，故易常在有无之间摩荡，在幽明之际显隐，无一息之停留。其静也动，其动也静，有之无之，无之有之，是以为易也。所以，易不只是动态的“变易”，而且同时是大道常行的“不易”和动静一如的“易简”。揆诸书法，则动静一如之“易简”为意在笔前之意，偏静一面的“不易”是象，偏动一面的“变易”则是势。“易简”兼涵“变易”“不易”，正如意统象、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