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非常缺垃圾？我们认真研究了一下 | 地球知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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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林间草木声

校对 | 朝乾 编辑 | e

当你去中国各地旅游，即使在很偏远的地方，也或多或少会在景区碰到大量垃圾。

其实这些垃圾，也只是中国垃圾问题的冰山一角。就像近期央视曝光的，许多地方都存在的“垃圾围村”乱象，当地人的受到严重影响。

与此同时，网络上也有人民群众曝光多地溶洞里垃圾堆积如山的场景。5月20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还专门巡视了四川宜宾的一处溶洞，调研相关治理工作。

确实是触目惊心......

（图："渔猎齐哥“视频截图）▼

这就在如今的互联网形成了“看似相互矛盾的叙事 ”：

一方面是中国垃圾不够烧，各大垃圾焚烧厂甚至开始内卷打价格战，甚至“掘地三尺”翻垃圾填埋场的“存货”。

一方面是各地非法倒垃圾屡禁不止，生态环境部门挂牌督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细看，就会发现这是个经济问题。

垃圾为啥要烧掉？

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每天都制造大量垃圾。生活越来越好，垃圾越来越多。印度新德里2000万人每天产生一万多吨垃圾，其实人均一斤；北京2000多万人一天能产生两万多吨，人均就有两斤；美国人更多，纽约城区800多万人一天1.4万吨垃圾，人均三斤多。

垃圾产量和生活水平，确实成正比▼

过去我们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填埋，但是垃圾制造太快，根本不够填：

新德里著名的加济布尔垃圾山，其实原先就是个填埋场，只不过早早填满，变成了几十米高的垃圾山。

一座有味道的“山”……

（图：shutterstock）▼

在西安，全国最大垃圾填埋场江村沟，占地面积超过1000亩，相当于100个标准足球场。1994年启用时，准备用50年，但到2020年就填满关闭了。

按现在的填埋技术，一吨垃圾要占几立方米的空间（和垃圾组成有关），这样操作真的是太费地了。

何况垃圾填埋场，也不是挖个大坑把垃圾倒进去就行，也是个技术活儿。大量垃圾在密集堆放后，会产生毒性较大的渗滤液和大量易燃甲烷气体。需要一系列的防渗漏和排气设施。否则，填埋场就是个味儿很大的定时炸弹。

燃起来了

（图：shutterstock）▼

相比之下，焚烧发电显然更直接更简单，管你什么东西全都“高温超度”，效率也高多了。

垃圾焚烧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悠久。1896年，德国汉堡就建成了世界第一家焚烧厂。但当时人们产生的垃圾还没那么多，种类也不复杂，直接填埋更方便。

二战后全球经济大发展，垃圾产量和品种大幅提升，国际上自70年代起开始普遍用焚烧处理。1988年深圳建成中国第一座焚烧厂——清水河垃圾焚烧发电厂。

此后，全国各地的垃圾焚烧厂遍地开花，一系列大型焚烧厂开机运营。比如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项目，每天可以焚烧6000吨垃圾，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垃圾焚烧厂。不过现在，广州福山垃圾焚烧发电厂已经反超了，每年能烧300万吨，每天9300吨。

国内某垃圾焚烧发电厂

工作人员操控抓斗抓取垃圾

（图：壹图网）▼

现在，中国垃圾焚烧厂装机量超过2500万千瓦，相当于一个三峡，发电量1000多亿千瓦时，也相当于一个三峡。

真正的难题是成本

按说产能建起来了，垃圾焚烧又能发电，岂不是可以应烧尽烧应发尽发，一举解决垃圾相关的各种问题？

但问题，出在成本上，填埋是成本，焚烧能发电，但不等于能覆盖成本。

很多“垃圾不够烧”的报道中，会让人感觉烧垃圾是个发电的好方式。按照现有技术，焚烧一吨垃圾可以发电300度左右（和品种有关），看起来确实不少。

但对比一下，烧一吨煤能发3000多度，人家那可是专门的燃料，没法比。而且并不是所有垃圾都适合当燃料，在烧之前还需要做各种处理，把普通垃圾变成“高价值垃圾”。

说白了，发电只是处理垃圾的同时赚外快。所有焚烧厂的正式名称都是“垃圾焚烧发电厂”；焚烧在前，第一要务当然是处理垃圾。

而且垃圾焚烧厂还有很多额外成本，烧垃圾比烧煤复杂多了。尤其是塑料，烧的时候会产生二噁英等高毒性物质，处理这些又需要一大笔钱。

这么一核算，发电只是一点“外快”，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根据《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报告》及其他数据，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垃圾差不多一吨，焚烧厂处理成本约1100元，算上各种隐形成本还要再翻个番。

但北京的城市居民一般每户每年只交30元的垃圾清运费，以及每户每月3元的垃圾处理费。所以国内的垃圾焚烧，还是很依赖政府补贴。

另外从空间上，垃圾的生产是高度分散在整个国土范围内的，但焚烧发电却是集中的，这收集的过程才是最大的隐形成本。不只是清运的交通费和人工费，还有大量的精力消耗。时间长了，自然没人愿意上心。就像过去垃圾分类的很多活，只有收破烂的愿意干。

现在我国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接近100%，但全国19366个镇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平均为86.06%，7921个乡的无害化处理率更低，平均仅为74.41%。

所以，这导致了一方面垃圾焚烧厂不够吃，另一方面还有被垃圾填满的溶洞。烧掉垃圾容易，把垃圾都送到焚烧厂，才是大问题。

环卫工人作业中

（图：shutterstock）▼

环保的成本，该谁出？

现代城市给人的印象总是干净而整洁，但这是在有完善市政系统的前提下。而这套系统，并不是免费的。垃圾的转运和处置都需要不少钱。

这次“垃圾不够烧”，也是环保领域的生动缩影：经常是技术上的难题好解决，经济上的不好弄。究其本质，就是制造垃圾的人没有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在经济学中有个专门的叫法：负外部性。举个“重口味”的例子：在人挤人的电梯里，有人放了一个屁，把大家都熏得够呛，但大家一般不会找放屁的人赔偿。这就是污染产生者一个人的行为，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了负面影响。

而在经济学家们看来，要想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就需要让污染产生者付出相应的“代价”。

提出“负外部性”这一概念的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对此的解决方法是放多少屁、扔多少垃圾就该付多少钱，每个人按量算钱，污染多少付出多少代价。现在的排污费就是基于这一理念。

航拍国内某污水处理厂

（图：图虫创意）▼

但很多时候造成的污染和破坏难以精确计量。污染方交少了起不到遏制和补偿作用，交多了又会损害经济。

而在另一位经济学大师科斯看来，只要明确产权，让地球上的每个地方都明确归属，同时降低交易成本，就可以自发形成市场最优化选择，进而彻底避免环境污染的“公地悲剧”。现在的碳交易市场，就是发源自这一理念。

比如那些被垃圾塞满的溶洞，人们都觉得扔到那里面不会有人（至少当下）来找，最后污染物渗入到土地和地下水中，潜在的受害人数势必不少。

显然，如果这个溶洞有直接的主人，肯定是没人敢往里乱扔垃圾的；就算要扔，肯定也会和溶洞的主人谈个价钱（仅为举例，溶洞就不是扔垃圾的地方）。

直到现在，关于环保中的经济问题的讨论，大多都离不开科斯和庇古的范式。但在复杂的现实背景下，恐怕我们一时还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方案。

人们在现实中对待垃圾焚烧厂的态度，往往很双标。垃圾焚烧厂建设时常碰到一个问题——我需要这个来处理垃圾，但是别放在我隔壁，即所谓“邻避”现象。好像垃圾只要丢进垃圾箱，就能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了。丢进溶洞里，好像也一样。

我们需要环境与市政工程系统来维护整洁的城市和乡村。但现实是，我们并没有星新一《喂——出来》中，那个可以吞噬一切的大坑。

*本文内容为作者提供，不代表地球知识局立场

封面：shutter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