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纪念塔上的中文碑，文字来自福建巡抚，石碑由宁波知府资助

2026年5月，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宴中提到了一段历史，那就是华盛顿纪念塔第十级内壁上，镶嵌着一块刻着中文的石碑，而这块石碑来自1853年的中国宁波。

其实，用华盛顿纪念塔中的中文碑文作为中美关系的见证，并不是特朗普的独创。早在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就曾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发表的演讲时提及此事。那么，这块刻着中文的石碑为何会出现在高达169米的华盛顿纪念塔中呢？其实，在这座方尖形的纪念塔中镶嵌着188块由私人、团体及全球各地捐赠的石碑或铸文石刻，这块中文石碑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缺钱。

1848年，为了纪念华盛顿诞辰100周年，在美国首都开始修建华盛顿纪念塔，结果刚开工不就就发现预算不足，于是开始向美国当时的30个州寻求赞助。让人没想到的是，美国个州，乃至有美国人获得外国地区，纷纷送来了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的石碑或铸文石刻。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及的刻着文言文的，来自中国浙江宁波的石碑。这块高1.6米、宽1.2米的石碑，是在清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初七，即公元1853年7月12日运抵美国的。

而将它运到美国的，则是长期在中美进行商贸往来的，，排水量360吨的武装商船“中国皇后”号。更为凑巧的是，“中国皇后”号将这块来自中国的，为美国国父华盛顿歌功颂德的石碑运送美国的时候，正好是其首航中国的70周年。不过具体是谁进献的这块石碑呢？很多人认为是活跃在宁波和一些在华的美国传教士。但根据后人的考证，以及碑文落款上“大清国浙江宁波府镌”的碑文可知，这块石碑的资助者还有当时的宁波知府毕永绍。

当时，毕永绍刚刚上任宁波知府不到一年，而他也在“办完赠碑这件事后的九月就离任了”。一个地方官竟然与西洋传教士串通一气，“称颂夷人，献媚夷酋”，他的结局可以想而知。只不过清廷不敢得罪美国人，虽然当时的美国还没有成长为世界第一强国，但还是在没有大肆宣扬的情况下，让毕永绍悄无声息的“离任”了。而这位府台大人居然再没有史料记载，所以他的籍贯、生卒年或罢官后行踪都被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他的名字则因为这一跨文化事件，被载入中美关系史与近代中国思想史文献中。

当然，与他同时被载入中美关系史的，还有石碑上的文字以及它的作者。这块石碑上的文字，有人说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推荐的，当然也有人说是因为听从了另一位传教士教士玛高温的建议。但不论是谁，他们选择的文字，都是来自曾任福建巡抚的徐继畲，所著《瀛环志略》中的一段：“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駸駸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与捐赠石碑的宁波知府毕永绍命运相似，贵为一省巡抚的徐继畲，同样也因为编著《瀛环志略》被罢免了巡抚一职。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初《瀛环志略》在福建抚署成书，结果到了咸丰元年（1851年）春，徐继畲就因为“神光寺事件”被召回京，官职也从二品巡抚被贬职为四品的太仆寺少卿（“副弼马温”）。而到了咸丰二年（1852年），徐继畲由于劝谏咸丰帝“勿大兴土木，勿耽于女色，勿偏听偏信”，结果直接被罢官，他也不得不返回了山西老家。

不过，徐继畲的命运又要比毕永绍好得多，毕永绍是因为捐碑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官爵，而徐继畲只是让自己的仕途充满了波折。咸丰十一年（1861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清廷为办理洋务及外交事务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也就是“总理衙门”之后，为重新启用熟悉洋务的徐继畲创造了条件。当然，在此过程中，美国人也在在背后发挥出了推手的作用。1862年，美国传教士伯驾将碑文译成英文发表，一个消息在美国不胫而走：在遥远的大清国，有一个官员，因歌颂美国国父华盛顿而被中国皇帝免职。

于是，同治二年（1863年），也就是徐继畲被免职的10年后，他再度入京为官，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他的蛀牙任务是参通商事务，并协助奕理洋务。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7月，他被授予了正二品太仆寺卿；同治六年（1867）年2月，则改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此时，徐继畲的仕途可谓顺风顺水，但是他并没有贪恋权位。到了同治八年（1869年）三月，早已年过花甲的他还是借口年老多病而告老还乡。

当然，在徐继畲第二次出仕之时，还发生过一件事，那就是来自美国的华盛顿画像。就在徐继畲重新入仕的第二年，也就是同治三年（1864年），据说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委托国务卿威廉·亨利·西沃德，请出了肖像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一美元上的华盛顿肖像就是出自他手——绘制了一幅华盛顿像。到了同治七年（1867年），在当时美国公使蒲安臣亲自主持吓，将这幅画赠送给了徐继畲。当时徐继畲也不管那位高高在上的“老佛爷”和大清皇帝高兴不高兴，不仅出席了捐赠仪式，并从蒲安臣手中接过华盛顿画像。

或许徐继畲想不到的是，他在著述《瀛环志略》时，正经历着“三年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的工业文明正在扫荡着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而如今，制造业总产值占比达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以上，世界又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只不过，曾经需要放眼看世界的中国，此次成为立于历史大潮之巅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