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这场足球引发的战争，正如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所言：“两个赤脚的民族，为自己相同的苦难互相复仇，却让土地与战争的主人毫发无损。”
1969年夏，中美洲的空气中弥漫着火药味与汗臭味。洪都拉斯与萨尔瓦多，这两个贫穷而紧邻的小国，本该因共同的语言、相似的殖民历史和咖啡与香蕉的命运而亲近，却因土地、移民与民族主义，在世界杯预选赛的喧嚣中走向了战场。历史学家称之为“足球战争”，或“百小时战争”，但那场冲突远非一场球赛所能点燃。它是长期积压的伤口，在一个炎热的六月，被球迷的嘶吼撕开。
早在战争爆发前数十年，萨尔瓦多就已人满为患。人口密集的山地国家，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寡头手中，咖啡种植园吞噬了大部分耕地。数以十万计的萨尔瓦多农民越过边界，进入土地相对充裕的洪都拉斯，在香蕉种植园劳作，在边境荒地开垦。他们带来劳动力，也带来竞争。
到1960年代末，洪都拉斯国内矛盾激化。总统奥斯瓦尔多·洛佩斯·阿雷利亚诺（Oswaldo López Arellano）推行土地改革，旨在安抚本国无地农民。改革的对象，往往是那些被视为“外来者”但在此地居住已久的萨尔瓦多移民。成千上万的萨尔瓦多家庭被驱逐，他们的房屋遭焚烧，财产被掠夺。
报纸和广播大肆渲染“萨尔瓦多人的入侵”，而在萨尔瓦多，政府则控诉洪都拉斯对本国同胞的迫害。两国早已断断续续存在边界争端，尤其是丰塞卡湾的岛屿归属问题。仇恨的种子早已播下。
1969年6月，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成为最后的催化剂。两国在小组赛中相遇，三场定胜负。6月8日，第一场比赛在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举行。洪都拉斯1-0取胜。赛后，萨尔瓦多球迷遭遇袭击，有人被殴打，旗帜被撕毁。萨尔瓦多媒体用写实而又极具煽动性的话术，报道了这场冲突，整个萨尔瓦多民族情绪被迅速点燃。
6月15日，第二场移师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主场球迷的敌意达到了顶峰。据目击者描述，萨尔瓦多国旗被污损，球员在更衣室遭受骚扰。比赛中，萨尔瓦多3-0大胜。赛后暴力进一步升级：洪都拉斯球迷被追打，汽车被焚烧。两国间的紧张气氛已如火药桶。
6月26日，决胜局在中立场地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进行。中立场地未能带来平静。萨尔瓦多在加时赛以3-2险胜，获得出线权。但胜利的喜悦很快被外交危机取代。6月27日，萨尔瓦多政府宣布与洪都拉斯断绝外交关系。
7月14日清晨，萨尔瓦多军队越过边界，发动突然袭击。他们的空军——由老旧的P-51野马战斗机和F4U海盗船组成，空军轰炸了洪都拉斯边境城镇和机场。这是二战后活塞发动机战斗机之间最后几次真正的空战之一。萨尔瓦多地面部队推进了20至30公里，占领了部分领土。
7月18日夜，在美洲国家组织的紧急斡旋下，双方达成停火协议。萨尔瓦多军队于8月初撤出。表面上，战争结束了，但两国深层次的伤痕持续了很长时间。
这场短暂却血腥的冲突并未解决任何根本问题。被驱逐的难民潮加剧了萨尔瓦多的社会动荡，成为十年后萨尔瓦多内战的重要诱因之一。两国关系长期冰冷，边界争端直到1990年代才通过国际仲裁逐步解决。
在特古西加尔巴和圣萨尔瓦多的街头，人们至今仍以复杂的心情回忆那段历史。球迷们记得球场上的激情，母亲们记得失去的儿子，农民们记得被焚烧的家园。足球只是那根点燃导火索的火柴，而真正的燃料与火药桶，是贫困、土地不公与政客煽动的民族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是真正意义上的同根同源国度。在西班牙殖民时期（16世纪初至1821年），两者均为西班牙帝国在新大陆的殖民地，长期隶属于同一行政与司法管辖体系——危地马拉总督区，两地有各自的地方长官，但需要服从危地马拉总督区的统一指挥。
两国人群结构，也是十分接近：均为克里奥尔人（本地出生西班牙裔）精英、梅斯蒂索混血、原住民和少量非洲奴隶构成的等级社会。教会（尤其是方济各会等）在两地传教和土地占有中发挥重要作用。
1821年9月15日，中美洲各地在危地马拉城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时，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作为危地马拉都督区的组成部分，一同走向独立之路，随后短暂加入墨西哥帝国和中美洲联邦，然后又走向分离。
这场战争宛如历史的玩笑，独立，民族主义？然后呢？也许战争，是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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