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往事 | 慈心与宏愿——刘王立明的儿童教育与救济实践

作者：黄佑豪 改写整理：冯晓晖

“长江往事”系列聚焦长江流域的历史片段、人物行迹与地方旧迹，整理解读散佚文献、报刊档案和历史影像，力求还原真实的区域历史，呈现大江两岸的文化记忆与社会变迁。

刘王立明其名，如今在江西已少有人知。但在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史、社会救济史和教育史上，她曾声名显赫，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女性活动家。

她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代表，曾长期领导中华妇女节制会，后来出任世界妇女节制会副主席；她也是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国人权保障委员会的重要参与者，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抗战前后，她活跃于妇女运动、社会救济、儿童保护、民权保障等多个领域。1949年后，她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等职。

刘王立明与九江也有密切关系。她出生于安徽太湖，少女时代从太湖成美女学毕业后，被保送到九江美以美会系统的诺立女书院读书。1910年秋，14岁的刘王立明来到九江，从此在长江之滨度过了影响她一生的重要几年。在九江，她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新式教育，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刘湛恩，也受到石美玉等近代女性先驱的影响。1915年，九江成立妇女节制会分会，年仅19岁的刘王立明被推选为会长。1916年，她从九江出发，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可以说，九江是刘王立明从传统家庭走向现代社会、从地方女学生走向国际妇女运动舞台的重要起点。

九江诺立书院遗址 编者摄于2025年3月

过去谈刘王立明，更多集中于她在妇女解放、节制运动、妇女参政方面的贡献。其实，在妇女运动之外，她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面向：她长期关注儿童教育与儿童救济。她不仅写文章、作演讲，讨论家庭教育、儿童权利、儿童护理，也参与创办和推动多个儿童救济机构。在她看来，妇女问题与儿童问题并不是两件彼此分离的事情。妇女没有真正解放，儿童便难以得到健康成长；儿童得不到良好教育，国家的未来也就无从谈起。

从妇女问题走向儿童问题

刘王立明为什么如此重视儿童？

首先，这与她长期从事妇女运动的经历有关。在传统家庭和旧式社会中，妇女与儿童往往同处于弱势地位。妇女常被视为家庭附属，儿童也常被视为父母私产。一个家庭可以随意安排女儿的婚姻，也可以随意决定儿童的命运。刘王立明早年曾亲眼见到旧式婚姻对女性的压迫，也深知这种制度对下一代的伤害。她由妇女问题看到家庭问题，又由家庭问题看到儿童问题，这是十分自然的延伸。

其次，这与她所处的时代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已经出现了“发现儿童”的新思潮，陈鹤琴、陶行知等教育家都在探索适合中国儿童的新教育；另一方面，现实社会中的多数儿童仍然生活艰难。战乱、贫困、疾病、旧家庭制度、童工、童养媳、学徒剥削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儿童的生存状况极为严峻。少数城市中产家庭开始谈儿童教育，广大贫苦儿童却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保障。

刘王立明留学美国，主修生理学，副修社会学。她对西方的儿童教育、儿童心理和社会救济有所了解，也深感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落后。她看到，儿童不是可以被随意管束的小大人，也不是家庭可以任意处置的财产，而是有独立人格、成长规律和基本权利的人。

刘王立明在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

更重要的是，在她看来，儿童问题不只是家庭小事，而是国家大事。1932年，她在《慈幼月刊》发表《对儿童节的感想》。当时“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不久，国家危机深重。刘王立明认为，一个民族如果不能从儿童教育做起，不能培养有责任感、有公共精神、有国家意识的新一代，即使一时收复失地，也难免重蹈覆辙。她把儿童教育与民族前途联系起来，这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忧患意识。

她看到的儿童困境

今天谈儿童教育，人们往往想到家庭教育方式、学校课程、心理成长等问题。但在刘王立明所生活的时代，许多儿童首先面对的是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免于被虐待和剥削的问题。

在旧式家庭中，儿童常常没有独立地位。许多父母把孩子看成自己的附属物，甚至把他们当作赚钱工具。贫困家庭中，儿童可能被卖作童养媳、婢女、学徒，也可能被迫早早做工。女孩受到的伤害尤其严重。无节制生育、重男轻女、贫困、疾病、战乱，都可能使儿童被遗弃、被买卖，甚至被剥夺生命。

城市中的无家儿童处境更为凄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面是摩登都市、租界繁华，一面是乞儿、报童、童工、雏妓、流浪儿遍布街头。刘王立明生活在上海，对这些景象并不陌生。她在《儿童的权利》中曾写到，除了人们自己家中的“小宝宝”之外，社会上还有许多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小孩。他们也是中国的“命根子”，却被社会推到黑暗的底层中去。

这段话的可贵之处在于，她没有把贫苦儿童简单看作被施舍的对象，而是把他们看作同样具有生命尊严和国家意义的人。她意识到，儿童问题不是少数慈善机构发发衣食就能解决的，而是家庭、社会、国家共同失职造成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刘王立明一方面通过文章和演讲传播科学育儿、家庭教育、儿童权利等观念；另一方面也参与具体的儿童救济实践。她参与创办或推动抚育孤儿院、湛恩难童教养院、胜利托儿所等机构，为孤儿、难童和贫苦儿童提供照护与教育。在战乱年代，这种工作并不只是“做好事”，而是在社会崩坏之处，为儿童保留一条继续成长的道路。

家庭承担的责任

刘王立明非常重视家庭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她认为，家庭制度即使会随时代变迁，但家庭仍有两项基本功能：一是延续生命，二是帮助儿童适应社会。所谓儿童教育，首先就发生在家庭之中。

刘王立明著作

在她看来，家庭教育是人生一切教育的基础。一个人的性情、习惯、待人方式，往往在幼年家庭生活中已经形成。学校教育可以补救一些缺陷，却很难完全消除不良家庭带来的深层影响。因此，讨论儿童问题，不能只谈学校，更要谈父母和家庭。

她首先主张节制生育。这个观点放在当时并不容易被接受。刘王立明提出节育，并不是鼓吹不生育，更不是主张堕胎，而是强调科学、合理、有计划的生育。她认为，无节制生育会损害母亲健康，也会加重家庭贫困，使儿童无法得到应有的照护和教育。尤其在贫苦家庭中，孩子越多，越可能陷入营养不良、失学、疾病和被迫劳动的困境。她把节育视为母亲健康、儿童生存、家庭幸福和社会安定共同相关的问题，这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现实意义。

她也重视科学护理。刘王立明留学期间学习生理学，回国后长期普及儿童养护常识。她从妊娠、分娩、母乳喂养、婴儿照护、儿童发育等方面，向妇女介绍较为科学的方法。比如她认为，母亲应尽量坚持母乳喂养，不仅因为母乳更适合婴儿营养，也因为哺乳能够增进母子之间的亲近感，对儿童生命早期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家庭教育方面，刘王立明特别强调儿童权利。她认为儿童不是父母的私产，不能被父母任意支配。儿童应当有游戏的权利，有健康发育的权利，也应当拥有独立人格。父母教育孩子，不能完全以成人的是非标准去压制儿童，而应当理解儿童的心理和天性。

她提出，儿童需要游戏。游戏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儿童认识世界、发展身体和心智的重要方式。她还主张尊重儿童的人格。父母不能把孩子当作赚钱工具，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童。儿童如果从小只学会服从和畏缩，将来很难形成健全人格。

刘王立明还对家庭教育的方法作过比较具体的讨论。她反对两种极端：一种是完全放任，任由儿童随性发展，不问是非善恶；另一种是过度干涉，对儿童的一切言行都严加控制。她认为，放任容易养成任性、懒惰和野蛮，过度干涉又容易造成懦弱、畏缩和缺乏判断力。较好的方法，是在儿童年幼时给予必要约束，随着年龄增长逐渐调整方式，使儿童学会自我管理。

刘王立明像

她还谈到一些今天看来仍不落伍的问题。比如儿童问“我是从哪里来的”，许多父母往往用欺骗的话敷衍过去。刘王立明却认为，父母应当以科学、庄重而有趣的方式，向孩子说明生命来源，而不是用谎话遮掩。她也提醒父母，家庭成员之间教育观念如果不一致，不宜在儿童面前争执，否则孩子会利用成人之间的分歧逃避管教。她还主张，父母纠正儿童错误时，不宜同时提出太多要求，否则儿童难以记住，也难以真正改正。

这些观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们并不只是抽象口号，而是试图把现代教育观念落实到日常家庭生活之中。

无家儿童的救济

如果说家庭教育讨论的是普通儿童的成长，那么无家儿童和贫苦儿童的问题，则更考验社会的责任。

刘王立明把无家儿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儿童，包括孤儿、流浪儿童、私生子等，他们缺乏家庭保护，救济和教育应由公共机构承担。另一类是“等于无家”的儿童，即劳动儿童和失业儿童。他们也许名义上有父母，但实际上衣食不足，缺少照护，没有受到正常家庭教育，同样处于困苦之中。

她对无家儿童形成原因的分析，也并不局限于道德指责。她认为，这里面既有个人和家庭层面的原因，如父母在体力、经济、知识、道德方面无力承担责任，又有国家和社会层面的原因，如水旱灾害、战争频仍、匪患、社会贫困等。也就是说，无家儿童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社会失序和家庭破碎的结果。

刘王立明尤其反对社会只停留在同情层面。她认为，许多人看到无家儿童，会有一时怜悯，也可能给一些简单救济，但很少真正研究他们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如何重新进入社会。如果不加干预，大量无家儿童可能继续沦为乞丐、童工、婢女、雏妓或被虐待的学徒。对儿童本人而言，这是悲剧；对社会而言，也会形成长期隐患。

因此，她提出儿童救济既要治标，也要治本。

所谓治标，就是先把已经陷入困境的儿童收容、教养起来，使他们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并学习谋生技能。她设想的步骤包括登记、筹款、救济、机构照护、家庭救济、义务教育等。她参与的儿童救济机构，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1923年，她与石美玉等人创办上海抚育孤儿院；抗战爆发后，她为继承刘湛恩遗志，创办湛恩难童教养院；在重庆时期，她又参与创办胜利托儿所。这些机构在不同历史阶段，承担了救助贫苦儿童、难童和孤儿的责任。

刘王立明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时的代表照

所谓治本，则是减少这类儿童产生的社会根源。刘王立明提出，要节制生育，改善贫困，减少失业，防止内战，救治灾荒，改良婚姻制度，并保障私生子的基本权利。这些主张放在今天看，有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政策的常识；但在当时，能够从儿童救济进一步看到人口、婚姻、战争、灾荒、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说明她对儿童问题的理解已经超出一般慈善层面。

她的儿童救济思想，不是单纯把孩子收进机构，给饭吃、给衣穿，而是希望通过教育与社会改良，使他们重新成为能够自立的人。她关心的不是一时救济，而是人的成长和社会的重建。

被忽视的另一面

刘王立明一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妇女运动领袖。但如果只从妇女运动看她，仍是不完整的。她对儿童教育与救济的关注，正是其妇女解放思想的延伸，也是她社会改良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母亲，她重视亲子关系和家庭教育，认为儿童人格的形成始于家庭。作为教育实践者，她关心儿童的游戏、健康、独立人格和道德养成。作为社会活动家，她又把目光投向孤儿、流浪儿童、童工、婢女和难童，试图通过救济机构与公共倡导，为他们争取生存与教育的机会。

刘王立明的价值，不在于她提出的每一个观点今天都完全适用，而在于她在近百年前已经意识到：儿童不是家庭的附属品，也不是社会可以忽略的边缘人。儿童教育不是少数富裕家庭的私事，儿童救济也不是偶然施舍的善举，而关系到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未来。

从太湖到九江，从九江到美国，再从上海、重庆走向全国妇女运动和社会救济舞台，刘王立明的人生道路，折射出长江流域近代女性教育、教会学校、社会运动与国家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九江给予她新式教育的起点，也给了她最初的公共活动经验。后来她关于妇女、儿童、家庭与社会的许多实践，都可以在这段早年经历中找到线索。

因此，重新认识刘王立明，不只是补充一位近代女性人物的生平资料，也是在重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那些被忽视的实践者。她的“慈心”不是柔弱的同情，而是对弱者处境的清醒理解；她的“宏愿”也不是空泛的理想，而是通过教育、救济和社会组织改造现实的努力。她在儿童教育与救济中的理论与实践，仍值得今天的研究者继续整理和讨论。

【作者简介】

黄佑豪，1995年生，安徽太湖人，文学学士，安徽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太湖县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会员。

【编后记】

刘王立明是一位值讲述的纪念的人物。她从安徽太湖走出，在九江接受新式教育，在长江之滨完成思想觉醒，后来赴美留学，投身妇女解放、儿童教育、社会救济与民主运动，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女性活动家。她的家乡太湖已有较系统的研究和纪念，她长期工作过的上海、重庆也留下了相应记忆。相较之下，作为她成长重要转折地的九江，却长期少有人提及她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近年来，编者曾围绕刘王立明与九江的关系做过课题、写过文章，也提交过相关建议，希望这段历史能被地方文化建设所重视，但现实中回响寥寥。今天转发她的家乡人写的此文，不只是介绍她在儿童教育与救济方面的实践，也希望提醒我们：一座城市如果遗忘了曾在这里成长并走向世界的人物，也就熄灭自身历史中的光芒。

适逢六一，谨以此文为记，也愿我们的孩子记得他们的前辈，记得这座城市的历史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