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同学的消失，早就注定了

文丨魏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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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同学被抖音“永久限流”了。

不是那种发一个视频没啥流量的限流，是实打实的“永久限流”。

而且，跟他绑定的星图商单功能，也一块儿被永久封了。

对于像他这样靠互联网吃饭的人来说，这几乎等于判了死刑。

永久限流，在以推荐机制为核心算法的抖音，就意味着无论你发什么，都不会被大众看到。即使有人专门去看他的主页，带来的流量也少得可怜。

而星图商单被封，也就意味着以后再也接不到任何广告，也就再也不能靠抖音赚钱养活自己了。

学术打假，这个事儿本身就吃力不讨好，得罪人，还几乎没什么直接的经济回报。有商单，他还多少可以靠这个养活自己。

现在好了，连这仅有的路也给堵得严严实实。

没有警告，没有明确的罪名，平台用这种不动声色的方式，温和而坚决地告诉他：此路不通。

丢掉了抖音这个全国最大的短视频平台，即使还有别的阵地，对做视频的耿同学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没流量，没广告，耿同学在抖音上，算是彻底凉凉了。

而讽刺的是，就在耿同学宣布自己被限流的第二天，也就是5月30日，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分别对耿同学关于论文造假、学术不端的举报做出了回应。

看到耿同学的最新消息，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学术打假的意义，不是他带来了哪些改变，而是他以后怎么生活，下个月的房租或房贷哪里来，吃饭的钱从哪里来。

别的人可能不理解，但我作为一个自媒体博主，我可太知道了，光靠心中的那点正义去做自媒体，是养不活自己的。

再崇高的事业，都需要金钱来做支撑，人是要填饱肚子的，而肚子又是那么容易饿。

但很不幸，包括我在内，不能说完全没有金钱方面的考量，但很多人确实都是靠爱在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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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是从最功利的角度去看，我也能够认同剑指学术圈里的“大牛”和“泰斗”。

这不仅是因为打假他们，能够最大化引起学术圈的自查，纯洁学术圈的氛围；还因为，这样能够获得更大的流量，有了流量赚了钱，才能更好地做学术打假。

耿同学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他说：

“普通老师的问题，举报了可能也没人关注。但如果是名校、名教授，事情就不一样了。”

耿同学举报的对象，几乎都任职国内知名院校，不乏院长、副院长级别的“大牛”。

按理说，能达到那个位置的，不说著作等身、字斟句酌吧，至少也该有点基本的严谨和体面。

但被耿同学扒出来的那些“学术成果”，其粗糙程度，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让人看了哭笑不得。

整列数据的末尾数字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的差值精准卡在0.3，小数点后有时是个位数有时是两位数。这种连小学生都骗不过的数据规律，居然堂而皇之地躺在国际顶刊《自然》的页面上。

怎么说呢，那种粗糙感，已经不能用“不慎”或“疏忽”来解释了。他们表现出了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傲慢和漫不经心。

他们打心眼里觉得，没人会去看，没人敢去查，这些东西生产出来就是为了评职称、拿项目、占据一个山头，然后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所以，他们都是安全的。

而耿同学，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把这一切都扒出来，让他们无所遁形。

干成了这样的大事，按理说，应该有鲜花和掌声吧？但现实很残酷，我们的舆论场，似乎并不那么习惯容忍这种行为。

在他的事迹被报道、被热议的同时，一种混杂着嫉妒、恐惧和犬儒的声音也开始蔓延。

有人质疑他的动机，有人说他蹭“杰青”的流量，有人骂他在打压国内学术圈，有人指责他爆红后急于圈钱，“这小子肯定是为了钱”，“想红想疯了”。

甚至，“签约MCN机构”，也成为他的罪证，甚至上了热搜，逼得他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这份MCN合约早在一年前就已签订，目前他正走在解约流程中，而签MCN也只是很正常的行为。

而我看到麦杰逊的文章说，耿同学被限流后，还有所谓千万粉丝科普大V泼脏水，说耿同学被禁是因为违规接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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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看到某大V写文章说，耿同学们的下一枪，不妨对准靠学术造假上位的庸官。

这让我震惊且愤怒，我懂得耿同学打假的意义。但我更懂得，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氛围下，耿同学打假学术圈大牛，就已经动了很多人的蛋糕，如果他还要去对准靠学术造假上位的庸官，我真的要为他的人身安全捏一把汗了。

要悲壮自己去悲壮，但别劝别人做烈士。

我不认为现在对耿同学的限流是一种保护，它更像是掌握话语权的那种力量对“挑事者”的不欢迎。

不过，我仍然认为，永久限流虽然短时间内会给耿同学带来一些困难，但从长远看，对他来讲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个连学术打假这么正确的事情，都被质疑是不是想钱想疯了的环境，是容不下耿同学的。

我们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道德洁癖，总觉得，如果一个人做好事的动机里沾了钱，那份“好”就变得不纯粹了，甚至是别有用心了。

我们的文化叙事里，英雄好汉得是仗义疏财的，清官得是两袖清风的，动不动提钱，那成什么了？

这让我想起耿同学提到的一个案例。

他说，其实在欧美国家，民间人士从事学术打假，早已不是什么稀罕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他提到过一个名字，肖尔托·大卫（Sholto David），一位英国籍分子生物学家。

这个人的故事，跟我们这儿发生的一切，形成了太过鲜明的对比。

2024年1月2日，肖尔托·大卫在一个名叫“为了更好的科学”的学术监督网站上发文，揭露美国哈佛大学旗下波士顿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在多篇论文中存在造假问题。

同时，肖尔托·大卫还依据《美国虚假索赔法》提起吹哨人诉讼——该法允许举报人代表政府起诉滥用联邦资金的机构，若成功追回资金，举报人可获一定比例分成。

这一打假行动令其受到广泛关注，并最终为他赢得了263万美元的“吹哨人”奖励。

两百多万美元啊，看到这哥数字，我觉得分外的陌生。

咱们这边，耿同学学术打假都被认为是“想钱想疯了”，而地球另一边的同行，因为做了同样性质的事情，却拿到了一笔可以让他这辈子财务自由的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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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尔托·大卫的故事，给学术打假这件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那就是：

做好事，监督公共事务，是可以、而且应该拿到巨额的物质回报的。

用利益的杠杆，去撬动正义的天平，让监督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甚至能让人一夜暴富的行为。

逻辑很简单，也很资本主义：有利润的地方，就有人。

但问题是，这种逻辑，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壤里，能存活吗？

别说推动类似的“吹哨人”立法了，光是你敢说你打假是为了钱，可能都会被淹没在唾沫星子里。

所以，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学术圈的纯洁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恐怕很难靠耿同学这样的外部力量来介入了。

我们似乎只能寄望于行业自律。让这个圈子关起门来，自己管好自己。

但问题是，江湖讲人情世故，讲面子、关系和圈层，你评审我的项目，我评审你的职称，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同学就是同门，或者是将来用得上的资源。

所以，指望他们自己管住自己，完全不现实。耿同学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行业自律的失败。

所以，即使耿同学搞出现象级的动静，他今天的消失，也早就注定了。

他利用网络的力量，试图引起人们对学术不端的重视；但讽刺的是，他指出来的那些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他就要从网络上消失了。

有些人，真的太擅长此道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