皂荚树的品质 作者常亮

我们盛畈村口，曾屹立着一棵皂荚树。没有人说得清它是什么时候种下的，老辈人说，他们的爹爹小时候，树就在了。三个人合抱才能围住，树冠撑开像一把巨伞，夏天晒不着，雨天淋不着。树底下几块青石板，被几代人的屁股磨得油光水滑。开会乘凉、家长里短、儿女亲事，都在这里。皂荚树是村子的魂，它在，村子人的心就是定的。

那些年月，农村日子紧巴，皂荚树就成了大自然的恩赐。秋天皂荚熟透，犹如一个个巨大的扁豆，风一吹，噼里啪啦落下来。捡回去泡水捶打，便是上好的洗涤之物。全村三百来口人，一年到头基本不用买肥皂或洗衣粉，省下的钱，能多买几斤盐、几尺布。多余的皂荚，有的人家提到收购站去卖。我初中以前的学费，大多就是靠那一颗颗皂荚换来的。可以说，那棵树供我读了书。皂荚树从不言语，却把一切都给了我们。

几年前，那棵枯了心的皂荚树，一场大风，它倒了。可在我心里，它从来没倒过。每次探亲回村走到那个位置，我还会偏一下头，往那个空荡荡的方向看一眼。树不在了，可那个位置还在。那个空荡荡的位置，比一棵活着的树更能说明什么——说明有些东西，虽倒下了，可还立着。

盛畈村还有一个人，也像这棵树。他叫盛逢胜，我们自家人，长我两辈，我喊他逢胜爹爹。他个子高，一米七八，在我们村算大个子，偏瘦，晚年更加干瘦。他说话声音轻轻的，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从没见过他发火。可就是这么一个人，二十出头就当上村长，一当累积就是四十年。七十多岁了，还在当。全县找不出第二个。有人跟他说破了纪录，他摆摆手：“啥纪录不纪录的，就是年头熬得久点。”

四十年，一万四千六百天。一个农民，没有品级，没有俸禄，前二十年基本白干。可他肩上挑着盛昄村三百多口人的吃饭问题，一千多亩地的种和收。上头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种粮交税、计划生育、邻里纠纷、水利建设、道路维修，每一件事最后都要落到他头上。他不是官，可村里的大事小情都来找他；他不拿工资，可他比拿工资的人操的心还多。

逢胜爹爹就是那根针。任你怎么拽，他不断；任你怎么磨，他不弯。我小时候见他在田埂上走，扛着一面红旗，腰杆笔直，步子不快不慢。他看田从不走马观花，蹲下来抓一把土，捏一捏，闻一闻。他说：“土好，庄稼才能好。”他不识字，可他认得土。盛畈村一千多亩地，哪块地肥哪块地瘦、哪块地爱涝哪块地爱旱，他都如数家珍。皂荚树把一切都给了村里人，逢胜爹爹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上面催交公粮。他把队委会的人叫到皂荚树下，说：“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最好的谷子全交了公粮，仓库见了底。每人每天只能摊上几两粮。他带着人到处想办法，用农家肥换过红薯干，软磨硬泡要过返销粮。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不够，还掺野菜、掺树皮。

他自己家里，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他老伴曹婆婆心疼他，往他碗里多捞了几粒米。他看见了，又倒回锅里：“匀着吃。”就三个字。声音不大，语气不重，可曹婆婆的眼泪掉了下来。那几年，盛畈村三百多口人，没有一个出门讨饭的，也没有饿死过一个人。

皂荚树供我们读书，逢胜爹爹也想着孩子。村里的小学破得不像样子，队里没钱，他组织三十多个手艺人，管饭不拿钱，干了近三个月，把学校修葺一新。孩子们不用跑远路了，在新教室里读书，声音脆生生的，像春天刚冒头的麦苗。他站在窗外听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有人看见他抬手擦了擦眼睛。 皂荚树年年落果，从不吝啬。逢胜爹爹也是一样，从不算计。

改革开放了，他又带着大家办厂、走出去。磨山的石头、澴河的沙子，铁路和国道就在村边上。采石厂开了，河沙厂开了，搬运队、建筑队拉起来了。盛畈村富了，80年代初，一半以上人家成了“万元户”。有人说是盛昄村风水好，他笑笑：“风水再好，也得有人。”

可他心里最惦记的，还是那些最穷的人。余木苟很小就成了孤儿，穷得叮当响。逢胜爹爹把他安排到采石厂，手把手教他放炮、破石。余木苟到了50多岁，干重活吃力，逢胜爹爹协调他到集市去维护秩序。

盛逢云是五保户，一辈子没结过婚。逢胜爹爹隔三差五去看他，送米送面。盛逢云走的那天，是逢胜爹爹给他擦的身子、穿的寿衣。有人问：“你一个村长，怎么干这个？”他说：“他是盛畈村的人。”就这一句。声音不大，可说得人心头一热。

皂荚树站着的时候，为全村人遮荫；倒了，还能烧火取暖。逢胜爹爹也是。到了九十年代末，他做了一件让人想不通的事——把采石厂和河沙厂关了。磨山开秃了，澴河挖浑了，年轻人也被困住了。他一家一户去说：“钱这东西，够花就行。山毁了，水臭了，花多少钱都买不回来。”六十好几的人，扛着锄头上磨山和澴河河床种树，一个春天种了三千多棵。手心磨破了，一声没吭。

现在那些树都活了。磨山绿了，澴河清了。风吹过来，满山两岸松涛，比当年开山放炮和澴河拉沙的声音好听多了。

二〇二五年春节，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已下不了床，一米七八的大个子，瘦得只剩一副骨架子。可那双眼睛还是亮的。他攥着我的手，上上下下打量我：“瘦了。在外面不容易。”又攥紧了一些：“你在外头几十年，我就惦记了几十年。”

走的时候，我掏出两百块钱塞给他。他推回来：“我不用钱。你在外头处处要用钱，别管我了。”我趁他不注意压在枕头底下。走到门口，听见他在身后说：“明年还回来啊。”

我说：“回。”

2025年7月，逢胜爹爹走了。

听送葬的乡亲讲，出殡那天落着小雨，送行队伍走在前面的捧着一个花圈，上头写着：“四十年村官无官无品，一辈子为民有德有恩。”乡亲们走过他修的路、架的桥、修缮的学校，走到磨山脚下。几百人的队伍，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雨沙沙地落。

他种的松树已成林了。风从山上、河里的树林吹出来，松涛一阵一阵的，像是在念着什么。

我忽然想起了村口那棵倒下的皂荚树。

它们太像了。皂荚树站着，为全村人遮风挡雨；皂荚树倒了，根还扎在土里，养分还在。逢胜爹爹活着，是盛畈村的魂；逢胜爹爹走了，魂还在。皂荚树从不言语，可它做了什么，村里人都记得。逢胜爹爹也不言语，四十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长在了盛畈村的土地上——路是他修的，桥是他架的，学校是他盖的，山上河里的树是他种的，那些走出去的年轻人是他推出去的。

四十年，一万四千六百天。每一天，他都在想盛畈村的事，都在管盛畈村的人。他不是官，可他比许多官更像官——不是权力的官，是责任的官，是良心的官。他的一生，就像村口那棵皂荚树：生而为众，死而不朽。不求人知，但求无愧；不争不抢，却能撑起一片天。

在广袤的乡土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皂荚树？有多少这样的老村长？他们不识字，却读懂了这片土地；他们不擅言辞，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坚守；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撑起了中国乡村的脊梁。他们像皂荚树一样，默默无言，却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乡亲。

风从磨山上下来，吹过澴河，吹过铁路，吹过盛畈村的每一片屋顶。那声音，像是在说：记住了。

都记住了。

皂荚树不在了。可它的品质，活在每一个盛畈人的心里。逢胜爹爹走了。可他的精神，像磨山上他种的松林一样，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