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 与时间共舞｜封面明星

红色亮片枝蔓 （破壤） 长裙 Ag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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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十面埋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剧，杨丽萍把它定义为“舞蹈剧场”。在这部作品里，舞蹈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还有戏曲、武术、剪纸、装置、乐器、行为艺术等很多种艺术形式被她重新揉捏在一起，最终变成一种更多元的表达。“戏曲的锣鼓点儿，打出了五颜六色的人生百味，剪纸也很了不起，剪出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意境……它不只是一部舞剧。”

所以当观众走进剧场，不用等作品开场，一种充满“危机感”的气氛早早就开始传递。

抬眼就能看见上万把剪刀悬挂在舞台上方。“它们在不停地动，还噌噌作响，像在念咒语，意味着一种危险。”这是杨丽萍很喜欢的一个意向。剪刀原本只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一种工具，但经过复制和放大，它呈现出了更深层的寓意，压迫、未知、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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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看着它，杨丽萍也会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或许艺术终究会把全人类的思想汇集到一处，这些悬在头顶的剪刀，就像随时掉落的命运。战争的危险，人性的危险，人与人之间互相埋伏的危险，都在这种视觉化的表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不需要只言片语。

转眼到演出的下半场，又完全换了一种气质。从一片，到千千万万片，红色的羽毛铺满了整个舞台，恰似从人身体中流淌出的血液。可以说它是“一地鸡毛”，也可以说它“重于泰山，轻如鸿毛”。每场演出时，看到这一幕，杨丽萍心里都会生出不同感慨，她也想让观众与她分享这份震撼。“它的视觉，让人感受到危险的战争气氛。”

这些视觉的冲击，在《十面埋伏》里，都不是装饰，而是叙事本身。最初编排这套作品时，杨丽萍就希望它能打破文化的隔阂，外国观众即使不知道两千多年前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过一场影响了千万人命运的楚汉相争，也依然能从舞台上感受到她的表达。“到国际上去演出，你要有国际的视野，而不只是说刘邦和项羽的名字。它不是在讲一个故事，而是在讲人类共同的、对战争的感受。”

她还记得这部作品在很多年前的那个缘起。那是 2015 年，外国的剧院主动发出邀请，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东方的女性编导，编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国风作品，适合在全世界演出。“当时也在战乱，也有很多战争，我就想到了《十面埋伏》。”

红色亮片枝蔓 （破壤）长裙 、红色羽毛帽饰 均为Ag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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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十多年过去，世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相似的情境里。更巧合的是，本来这轮巡演已经安排好一些国外的演出，连道具都准备起运了，没想到突然传来了战争消息，原本的目的地爆发冲突，他们最终没能成行。

“我的作品都是有感而发的。”当历史突然变成现实，这部作品的意义瞬间又厚重了起来。或许这正是艺术存在的原因，不管何时何地，人类总需要艺术家做出这样的表达。

从 1971 年正式成为舞蹈演员到现在，杨丽萍在舞台上走过了比半个世纪还长的时光。从最初表演一支舞，到现在用舞蹈映射世界，她做的早已不只是“跳舞”这件事。动作、人物、情绪…… 舞蹈中的一切都成了她与世界沟通的方式。她把它们放上舞台，让人们在灯光亮起的时候，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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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生长

杨丽萍不会把自己的创作形容为一种“刻意的变化”，在她这儿，作品的转向，更像生命走到某一个阶段后，自然生长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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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多年前的作品，有花、鸟、鱼、虫、孔雀、月亮……那时候年轻，喜欢这些题材。”最初被观众认识时，杨丽萍就像来自大自然的一个精灵，《雀之灵》《月光》《两棵树》，这些作品都带着她鲜明的个人特质，她用自己的身体语言去表达自然和生命的悸动。

但即便是在创作的早期，杨丽萍也不满足于重复。于是后来有了《云南映象》，她开始了创作上的转身。她回到那些真正生活在村寨的普通人身边，把原本散落在云南民间的各种肢体表达重新带上舞台，也第一次提出了“原生态”的概念。“祖先的传统的东西，都开始流失、消亡，怎么能赶紧用舞台的形式，把经典给呈现出来？”那段时间，她不再是舞台上仪态万千的孔雀，而是“变成了一个很传统的人”，她自己知道传统的意义，也想让更多人看到它们，理解它们，然后传承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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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依旧不是一个会完全停留在“传统”里的人。“后来我又创造了一种样式，叫‘衍生态’。”所谓“衍生”，不是简单的复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生长。她相信，真正有生命力的艺术，一定会不断往前走。

所以杨丽萍后来的很多作品，开始出现更强烈的实验性，《十面埋伏》正是其中之一。“它很不像我以前的作品，完全是一个大转折，特别有力量。它不是花鸟鱼虫那样，也不是只用歌舞表达情绪，而是变成了一种普世的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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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观众眼里，杨丽萍似乎天然就拥有一种柔软而空灵的东方气质。但创作《十面埋伏》的她，却觉得自己是时候要把视线投向更残忍也更真实的人性上面。因为这是她生命轨迹的一部分，不只是她，这也是所有人生命轨迹的一部分。

“你在那几十年里面，不停地去感受生命、感受社会、感受自然、感受人生轨迹，随着这些的发生，你看艺术的角度也会变化。”

包括再跳《孔雀》，看似还是当年那个最经典的形象，其实也不一样了。杨丽萍把它做成了舞剧，扩展成了春、夏、秋、冬这四幕，象征人生中的生、老、病、死。在最新的版本里，她自己只跳“冬” 这一个部分，于她而言，孔雀不再是公主碰到王子的个体命运，它意味着尘埃落定和涅槃重生。“这一个更大的视野，不只是简单地说孔雀有多美。”

《春之祭》也一样。这部作品由俄罗斯音乐家斯特拉文斯基创作，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个经典版本里，“祭品”往往意味着被动牺牲。但到了杨丽萍这里，她把献祭升华到了更广义的生命层面，当舞台逐渐缩小，舞者的空间越来越少，观众能看到的不仅是舞台上的人在一步步走向命运和接受命运，更多的启发终归要落到自己身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和作品里的少女没什么区别，人从一个细胞生长而来，终归都要走向那个归于寂静的结局，无一例外。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消逝，变成泥土。”赤裸裸地展示过这样一场消逝，杨丽萍希望看到它的人能获得更广阔的自由，更懂得去奉献，而不再是一味地索取。

从自然走向人群，从个人走向众生，从生命最初的绚烂，走到生命最终的归属。以舞蹈为原点，杨丽萍看尽花开花落，她一直在跟着生命的指引，不断向前。

与神对话

她不再只是站在舞台中央的那个舞者了。

就拿《十面埋伏》来说，这是一部全男班的作品，杨丽萍作为总编导，在剧场里，属于她的位置变成了控台。每当场灯逐渐暗下，台上的表演开始，她就进入了当天的工作状态，仔细地观察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看演员的动作，节奏的偏差，然后一一记下它们，留待第二天做出调整。

这很像她现在的人生状态。她当然依旧是个能通过舞蹈给人带来力量的舞者，但与此同时，她也在观看，看舞台上的变化，看时间如何从一部作品、一群演员，和一个人的生命里缓慢流过。

很多时候，她觉得真正影响自己的，始终还是自然。“我觉得每个季节都特别美好，人生的四个阶段也一样，特别美。”在她眼里，自然里的万事万物，拥有一种无法解释的生命力，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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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知，也逐渐延伸进了她后来的创作。越往后，她越关注那些更本质的问题，比如生命为什么会开始，又为什么会结束。

就像她始终在关注的 “神性”。“在民间就说，谁能把孔雀舞跳好，这个人就离神性很近。”外人可能会以为孔雀舞难在技巧，但杨丽萍更在意的，是外表底下藏着的精神内核。那是一种无法被训练出来的本质，更像一个人与自然、与生命之间建立起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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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越来越坦然地面对“谢幕”这件事。

新版《孔雀》舞剧的最后有一首歌，大意是在讲述“这是一个无人的演出”。她很喜欢这种感觉。灯暗下去，演员离场，舞台重新回归空旷和安静。“总是要落幕，总是要告别，总是要离去，总是要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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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谢幕，就像每一段人生。到今天，她越来越理解，消逝本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但也正因如此，那些仍然存在的瞬间，就显得格外珍贵。“谢幕有很多意味。”

于是现在的杨丽萍，就这么一场一场地继续着属于她的演出，纵使她知道每晚都要谢幕，但她不会因此就停止开始。

她始终在舞台上，也始终在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