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负债500万和解失败，债权人却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去年11月1日，《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正式落地，经过半年多的实践，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在这半年里，笔者一直在研究厦门个人破产制度实施的情况，也跟踪了多位申请人的破产案件进度，目的就是为了在宣传个人破产知识的同时，帮助广大负债人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期，厦门个人破产首案取得法院的最终裁定，但结果可能和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历经数月审理，这起备受瞩目的首案最终走向了破产清算，而在这场程序博弈中，惨的并非债务人，而是高高在上的债权人。接下来，让我们看看是怎么个事！

一纸和解草案，已是债务人最后的诚意

王先生是一位在厦门打拼20年的创业者，其创办的企业曾连续9年上榜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峰时员工近百人。受疫情和行业下行影响，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夫妻二人通过银行担保、信用贷、抵押贷等多种方式筹措资金维持运营，最终欠下巨额债务。

他们将公司贱卖后，申报债务仍高达565万元，名下无房无车，夫妻二人月收入10000元左右，即便不算利息和滞纳金，至少也需要数十年才能还清。于是，他们向法院提交了个人破产申请。

在进入破产程序后，王东、黄明芳向债权人提交了一份具有相当诚意的和解协议草案：

• 银行债务和信用卡债务按照所欠款项的10%清偿，计划分五年支付；
• 个人借款债务总额不调整，分六年清偿。

根据该草案，金融机构债权受偿金额预计约为50余万元，加上个人借款，年均还款10万元以上——这已是夫妻二人收入能力的上限。但是，这份展现负债人最大还款诚意的和解协议草案，在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时，未能获得通过。

和解失败后，清算效果或远逊于和解

按照《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和解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因此厦门中院据此依法宣告王东、黄明芳夫妻破产，并于2026年5月28日裁定终止破产清算程序，债务人正式进入考察期。

然而，破产清算的结果远比和解方案糟糕。进入考察期后，债务人除豁免财产外的全部收入均须用于清偿债务，但豁免财产已经预留了必要的生活空间——王东夫妻每人每月可保留4000元作为基本生活费、赡养费等豁免财产，其余收入才用于还债。

若按照夫妻二人月收入10000元计算，扣除两人共8000元的豁免财产后，实际可用于还债的金额仅剩不足2000元，年均还款不超过2.4万元。这一金额已经低于和解协议草案中年均8至10万元的还款预期。

避免了10%的超低折扣，可债权人为什么还是输了？

在这场破产程序中，债权人面临的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如果当初接受和解协议草案，金融机构固然要承受近90%的债权损失，但至少能在五年内获得每年8至10万元的稳定回款；个人借款债权人则可以按原额分期受偿，虽无利息，本金尚可保全。

然而和解草案被否决后，转入破产清算的债务人还款能力反而下降，受偿率更低，回款周期更不确定。

假如该夫妻每月收入能够稳定在10000元，扣除豁免财产后全部还给金融机构，也无力覆盖和解草案中原定的50余万元，此时金融机构债权人的实际受偿率，将从草案承诺的约10%进一步大幅缩水。

但是，我也看到，该王某夫妻年龄都在55岁以上，未来收入水平极其不稳定，加上清算程序还债的动力不足，如果月收入降低甚至低于基础生活开支，是无需向债权人还款的。

同时，只要他们在考察期内不违反规定，考察期满后，这些金融机构的债务将一笔勾销。所以，从某种层面来看，这些金融机构在债权人会议上争了一口气，却输的很彻底。

厦门个人破产首案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破产制度的实践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矛盾：

债权人会议表决时，各方债权人各自为政。债权人都基于“最大化自身利益”的逻辑拒绝债务人争取的和解方案，结果却是所有人的蛋糕一起缩小。个人借款认为是好心借款不愿延期，而金融机构则认为债权打折幅度过大，导致无法与债务人达成一致。

这种分歧在表决时被放大，总以为还可以逼一下债务人，可最终导致所有债权人共同承受了比和解方案更糟糕的结果。

厦门个人破产首案的最终判决，为《条例》实施提供了第一个裁判样本，也向社会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个人破产制度不是债务人单方面的“免债通道”，而是一个需要债务人和债权人共同理性参与的制度设计。

诚然，和解失败后的清算结果对债权人更为不利，但制度的本意恰恰在于引导双方在破产程序中达成合作——承认债务人的还款能力上限，换取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回款。

对于债权人而言，这也意味着需要重新认识破产制度的价值，与其在清算中接受更低比例的被动受偿，不如在和解中主动寻求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