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国企改革重磅新方案出炉，风向突变，信息量极大！

文/识局智库研究组

大多数人读到“国资国企改革新方案”这几个字，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或许仍然是那句老口号——做大做强。

过去十几年，这四个字几乎是所有国资文件的默认底色：营收排名、世界500强席位、资产规模增速……评判国企改革成不成功，大家习惯先看“盘子涨了没有”。

但如果你把这轮刚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方案（2026—2029年）》从头到尾换个读法，把注意力从“它说了什么目标”移到“它没说什么、以及它把资源指向了哪里”，你会嗅到一些很不一样的气息：这一次的高频词不是“做大”，甚至不太像在谈“增长”，而更像在谈“摆位”——哪些该退、哪些该换。

这不是文字游戏。它背后藏着的是整个国有资本逻辑的一次深层换挡。

01

要理解这轮方案的不同，得先承认一件事：“做大”在过去是有合理性的。

九十年代末国企脱困、2008年之后基建扩表、再到后来央企在全球大宗商品和工程建设领域抢山头——国有资本如果没有那一轮“体量跃升”，很多今天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业底盘根本铺不下来。

问题是，工具用久了会变成惯性。当一个组织的KPI长期绑定“规模”，它自然会蔓延进一切能并表的领域：地产、商贸、酒店、金融投资、各类泛竞争性制造……很多地方国企越滚越大，但仔细看它的资产结构，真正能代表“控制力”和“战略支撑”的那部分，反而被稀释在一堆低毛利、高占款、靠融资续命的杂项里。

更要命的是，这个惯性撞上了三重现实的墙：财政没钱填坑了、市场过剩装不下了、民企空间挤不出了。

第一堵墙叫财政约束。

地方隐性债务的治理已经进入深水区，地方政府不能再靠土地财政无成本地为国企输血，而很多地方平台的资产端恰恰是那些“看起来很大、现金流很薄”的摊子。

继续“做大”，等于让有限的财政信用继续为效率低的下沉资产背书——这条路监管层比谁都清楚走不通。

第二堵墙叫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

钢铁、煤炭那段历史大家记忆犹新，但后来“新三样”（光伏、锂电、新能源车）的某些环节也出现了地方国资扎堆入场的同质化竞争——不是国资不能进新兴产业，而是当“规模导向”遇上“招商内卷”，国资很容易从产业助推器变成价格战的另一个主角，反而把民企本可以跑通的商业模型搅浑。

第三堵墙最有意味——叫民企的空间感。

这两年从上到下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31条”“要素市场化配置”，但文件归文件，民企真正的体感来自一个硬指标：资源是不是真的让出来了。

如果国资在每个能赚快钱的赛道都伸手占坑，民企感受到的就永远是“玻璃门”——看得见，挤不进。而要给民企腾空间，国资自己就得先回答一个问题：你到底退不退？

所以“做大”这套语言，到2026年不是被抛弃了，是被现实叫停了——就像一辆跑了太久的车，继续踩油门只会烧更多油，现在要做的是换挡和减重。

02

这轮方案里最值得盯的，不是哪条鼓励清单又长了，而是从哪些领域退、怎么退。

很多人一听“国资退出竞争性领域”就紧张，脑补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卖国企”画面。但2026年版的“退”逻辑完全不是那个语境。

它更精确的说法应该是——有秩序地收缩战线，把资本从“国资不具比较优势、且占用了大量信用资源”的地带抽出来，转去真正需要国家队压阵的地方。

哪些算“该退”的典型地带？

一类是低附加值的商贸流通与中间贸易壳——很多地方国企集团旗下养了一大堆贸易公司，本质上是帮地方政府做流水、做评级、做融资通道，主业模糊，利润率薄得像纸，却占着授信额度和担保链条。

这类业务的“退”，退的不是国有资产本身，退的是“国企当影子银行”的异化角色。

一类是非核心的泛地产与土地依附型开发——不是退出保障性住房、产业园区等公共属性强的部分，而是退出那种“拿地-盖楼-等升值”的旧循环。

你可以理解为：国资在地产链条上的身份，从“开发商的影子合伙人”变回“公共空间的组织者”。

还有一类更微妙——成熟制造业中已充分市场化的环节。

比如某些家电、纺织、普通机械加工领域，民企已经建立起碾压级的效率和渠道，国资留在里面继续扩产，边际贡献往往是负的（除了提供就业和并表营收），反而干扰了市场的出清信号。

这里的“退”更像一种姿态：我不跟你争这块蛋糕了，但你得接住我退出来的产业链配套、供应链稳定性和就业缓冲。

关键是，“退”不是一退了之。它到底怎么退？

这轮方案隐含的实操路径主要有四种：股权置换（将分散在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股权换入专业化平台）、专业化整合（同类项合并后择机出让）、REITs化（将存量资产证券化，实现资金回收）、划转社保（以股权抵偿欠缴，同时实现退出）。

这与九十年代“抓大放小”的本质不同在于：那时是财政危机下的“甩包袱”，带有很强的被动和混乱；这次是战略主动的“结构优化”，退出之前先找好接盘规则和人员安置预案。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比较一下，你更能看清这一次的底气。

方案最见功力的地方，在于它隐含了一个交换条件——退出来的信用空间和资金成本，必须同步换到新的锚点上，否则地方和国企自己都不会有动力动刀。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词“换”。

03

如果说“退”解决的是减重，那么“换”解决的才是这轮改革的真正野心——国资的定位从“体量担当”变成“结构支点”。

从目前各省传达和细化落地的线索看，“换”至少有三个清晰的去向，而且每一个都跟“新质生产力”和“国家安全”这套双主轴咬合在一起：

第一个锚：战略安全节点。

不是一般地投产业，而是卡位——能源安全（油气储备、电网调度、关键矿产）、粮食与农资流通、主干物流网络、水利与水资源配置、应急与国防动员接口。

这些东西的特点是：回报率低、周期长、民企要么不愿干要么干不了，但断了会出系统性问题。

这就是国资天然的“该在场”地带。这轮的逻辑是：你在安全节点上控股、控网、控储备，比你在商场里开连锁超市重要一万倍。

第二个锚：新质生产力的“重资产前半程”。

芯片制造的前道、大科学装置、算力枢纽的骨干网、关键材料的试验线、深远海风电的并网基础设施——这些动辄百亿起步、十年回不了本的硬骨头，民企很难独自扛，纯市场化VC/PE算不过账。

国资进来不是替代民企，而是把“不可能做的第一步”做成公共品，等基础设施层和工艺平台层跑通了，民企的创新和应用端才有低成本接入的可能。

这才是“换”的高级形态——国资当底座，民企当上层生态。

那么，怎么判断“换”得好不好？

一个简单的标尺是：看是否在关键节点形成了“不可替代性”。

不是看投了多少钱、建了多大厂房，而是问一句：这条产业链离开这个国资节点，会不会断？这个算力枢纽如果没有这张骨干网，还能否运转？这项卡脖子技术，源头专利是否掌握在我们手里？

检验“换”的成败，不是规模，是“少了我就不行”。

第三个锚，往往被忽视：公共服务的兜底与再组织。

养老托育、普惠医疗的网络节点、县域和乡村的要素流通枢纽、城市更新的非盈利性公共空间……这些领域的“换”不是奔着利润去的，而是把国资从“造新城扩边界”扭回到“运营存量、服务人”的轨道上。

它回答的是一个更政治性的问题：当增长放缓、人口结构翻转，国企存在的合法性最终还是要落在一个朴素的词上——你是不是在替全社会兜住那些没人愿意兜的底。

04

为什么是2026-2029这个窗口？

把这份方案的周期标注（2026-2029）和“十五五”开局叠在一起看，就能读出另一层潜台词：它不是一份常规的改革清单，它是一个倒计时框架。

“十五五”的头两年如果不把国资的战线理顺、把低效资产的包袱卸掉，中期就会撞上两个硬约束：

一是地方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的天花板会更快逼近（利息支出的刚性会吃掉越来越多的发展空间）；

二是“新质生产力”需要的资本密度太高，如果国资的资金成本继续被旧摊子耗散，新赛道上的卡位战就会变成无源之水。

所以这份方案与其说是“部署未来四年干什么”，不如说是用四年的时间窗口逼出一个不可逆的动作——退要退出信用空间，换要换出战略位势，两者必须在同一个呼吸节奏里完成，否则退了也白退（变成贱卖），换了也白换（变成又一轮无效扩表）。

05

当然，任何宏大的改革设计落地时都可能走形。对于“退与换”，浅见以为最大的风险在于两点：

“退”变成行政命令式的“一退了之”：为了完成退出指标，不考虑产业链的连续性和就业的缓冲，把资产像烫手山芋一样甩给市场，结果造成局部供应链断裂、职工安置纠纷，反而让接盘的民企陷入泥潭。

“换”变成换个名目继续“大干快上”：把“新质生产力”当作新的政绩筐，一窝蜂上马算力中心、半导体试验线，重复建设、烂尾风险重新抬头。那样的话，“换”不过是“做大”的变种，换汤不换药。

这恰恰是未来四年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改革的方向对了，节奏和细节错了，同样会付出高昂代价。识局者不仅要看懂方向，还要盯住执行。

06

最后，说点实在的。“退与换”落到地上，从来不是文件平等降临，而是不同的人感受完全不同。

对一部分民企来说，这可能是一波久违的好事——国资从某些竞争性细分赛道后撤，意味着订单分配、供应链准入、土地和金融资源的门槛会出现松动。

但也别高兴太早：国资退出的方式决定了你是“接住了机会”还是“接住了烫手山芋”。

如果是市场化混改、资产公开交易、人员妥善安置那种退，民企能买到便宜的优质产能；如果是“甩包袱式”的退（债务不剥离、人员不厘清、合同乱成一团），接盘的人反而会陷进去。

这里面的博弈，未来两年在各省的产权交易所和招投标市场里有可能演得格外热闹。

对地方官员来说，这轮方案带来的最大不适在于：它拆掉了“国企扩表=发展成绩”这个最顺手的仪表盘。

以前谈国企改革成效，报个数就行；以后要谈的是“你退干净没有、换对地方没有、战略节点控住了没有”——这套考核更难造假，也更考验一把手到底有没有产业判断力。他们最不适应的，可能是考核表从“资产负债表”换成了“战略地图”。

而对央企和地方平台自身，真正的考验一句话就能概括：你能不能接受一个“体量可能不涨、但底盘更硬”的自己。国企系统过去几十年最不缺的就是“做大的能力”，最缺的恰恰是“知道什么时候不该再做大的判断力”。

这大概就是这份方案最反直觉、也最值得咀嚼的地方：

国资国企改革的终极命题，从来不是证明国企有多能赚钱，而是证明它在关键时刻、关键位置，值不值那些它占用的公共资源。

从“做大”到“退与换”，不是退缩，是一次更成年体的自我定位——它意味着国有资本终于准备承认：真正的控制力不来自什么都抓，而来自把该抓的抓死，其余的松开手。

松开手的那一刻，市场才能真正呼吸。而那双重新握紧的拳，必须打在国家安全与未来产业的七寸上。

这，或许才是“退与换”的深意。

更多探讨，欢迎进读者群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