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学者评《给阿嬷的情书》 | 做人要有情有义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有情有义的灵魂在艰难岁月中的相互成全。她们不计算对价，不权衡利弊，凭一颗恩义之心，扛起了命运的重压。是情义把一个个离乡背井、孤立无助的华人紧密联结起来，互助共济。

本期“雅理读书”推送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李斯特副教授为《给阿嬷的情书》原创深度影评，让我们借由此文，潜入时光深处，重温那份流淌在中华血脉里的滚烫“情义”。特别感谢李斯特副教授授权推送。

做人 要有情有义

文 / 李斯特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李斯特副教授为《给阿嬷的情书》原创深度影评

观看《给阿嬷的情书》，感动之余，不由想到，大概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吧。果然，不久就在网上看到这类言论，认为电影把女主角南枝和淑柔塑造成贤良淑德、只知隐忍和牺牲的“完美女性”，“借‘情义’之名，推行右翼家庭礼教中的集体主义压迫，消解个体的自主权利。”相对温和的态度是：“我更舍不得任何人，用整个人生来兑换一份执念。有些品质是用来欣赏的，不是用来继承的。”

我觉得，“做人要有情有义”这个贯穿全片的主题最适合用来回应上述批评。

“情与义，值千金”，情与义似乎是可以拆开的，但一个中国人很容易发现，只谈情、不讲义的话，情的意思马上变掉了。情义还不太好翻译，不太好定义，但不说，中国人又都明白。那它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先从夫妻之间说起。中国人传统上形容夫妻关系，不说情，说情义或情分，不说爱，说恩爱，不说感情破裂，说夫妇恩义已绝。恩爱，是夫妻情义的基础，先说恩爱。恩爱同样是一个不容易准确翻译的词汇，它与爱有什么不同呢？现代婚姻以感情为基础，多数人会理解成以爱情为基础，影视剧里常常出现的“例排”（粤语，形容烂大街、无新意）台词是“我和你之间已经没有爱/感情了”。但浪漫爱情并非现代个体社会的私属物品，《孔雀东南飞》《梁祝》等古典作品中，爱情的浪漫热烈、主体的意志力和行动力，一点儿不输现代，只是传统社会不从集体理性上、不从制度上天真地相信浪漫爱情。韩非这位法家直男反而是最早使用“恩爱”一词的人之一。“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韩非子·六反》）恩爱太不靠谱，主上一旦靠恩爱来治理，就完了。韩非还说：“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韩非子·备内》）老直男话糙理不糙，爱情像小鸟，随时飞走。

连环画《孔雀东南飞》节选，王叔晖绘

从淑柔观之，已有婚约的她为木生俊朗的外表、灼热的爱情所吸引，一见钟情，不惜毁婚叛家，与木生私定终身。到此为止，淑柔的追求个人幸福的行动符合现代审美（除非现代到认为这仍是雄性对女性的客体化臆想），但她这一步实在是惊险的甚至致命的一跃。单纯的情爱（往往不能脱离情欲）是难以持续的，淑柔怎么能保证木生不是一个登徒子？怎么能保证他们会长久厮守？更有可能得多，等待淑柔的结局恐怕是“哀哀母子别，云是夫弃妻。百年结欢爱，一旦生别离。妾去何足怜，怜此乳下儿”（于石：《母子别》）吧？好在，淑柔选对了人。她和木生在艰难的岁月里相濡以沫，生儿育女，浪漫爱情完成了惊险的跳跃。这一惊险跳跃得以完成，不能只凭着浪漫爱情，主要是凭着情义，而且必须由两个有情有义的人才能共同完成。

什么是情义？“义”作何解？“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义，代表着适当、正确。从义的繁体来看，“己之威仪也。从我羊。”（《说文解字》）我们可以灵活地理解，不必拘泥于古人的字面意思，义的对象是自己，所以从我，义的内容是堂堂正正做人，所以从羊。因此，“义者，人心之裁制。羞恶之心，是义之发见处。”（《朱子语类·孟子·公孙丑上之上》）情义不能听从爱欲，而是要加以约束。如此，夫妻情义就要跟恩爱匹配。情和爱的繁体都从心，上文说了，不可靠，恩爱则强调了行动、付出，说白了即日常所说的“看实际行动”。恩者，从心因，“因”有凭借、依靠之意，所以感恩指内心有所凭借而产生的感念之情，报恩便是受恩者基于内心感激而生出的道德义务和情感约束。情义当然包括知恩图报，就是要还债。在木生看来，首先是他亏欠淑柔的。一个年轻女子为了他，不惜抛弃家人和优渥的生活，承受非议，跟着他捱苦，生儿育女，让他香火有继，且从无怨言，这不仅仅是爱，更是恩。所以木生下南洋后从无异心，只是竭尽所有，拼命三郎般的干活攒钱，来报淑柔的恩。他肯定不认为自己在牺牲，而是还债，是情义之所在。而在淑柔看来，她同样不会惦记着自己的付出，在她眼里心内更多的是木生对她的始终如一，为了家庭的奔走劳碌，和她绝不会不知道的下南洋的艰险，所以她在漫长、艰难的岁月里，无一分对以往优越生活的留恋，无一分对眼下辛苦的怨艾，以柔弱女子的肩头独力挑起家庭的重担，何尝不能理解为她在报答木生的恩义？一位有情义的人，往往更多记得的不是自己对别人的好，所谓“施恩不图报”，而是别人对他的好，要知恩图报。

批评多集中于淑柔得知木生背叛后的表现，但我认为淑柔这个光辉的女性形象至此才告完满。导演提到，在删去的戏份里本来有以下情节，淑柔曾去信木生：“你在外若遇知心人，不必念我，我此生等你，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影片要是保留这句，肯定会招致更多骂声，所以此情节的删削，也可能是在自媒体时代剧组满满的求生欲所致。）淑柔此语，可以视为对木生的真心的试探，但回到历史现场，当时下南洋的人再建家庭极为寻常。影片中有透露，乡里们并不认为是天大的事。有人当然会说，这是男权思想作祟，但何尝不能理解为在时代的巨轮面前，人们通情达理地为不幸离家者保留一份变通的同情和谅解？如果曾留心下南洋史或海峡两岸分隔的历史，以下类似的故事一定听到过。中国台湾老兵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得以返乡，一别数十载的夫妻双方却已各自组建家庭，或其中一方坚守，却发现另一方已另组家庭，这种时代的不幸，恐怕不能用男权思想或背叛就简单打发。能毅然追随心中情感果敢行动，又二十年独力支撑家庭的淑柔不是什么弱女子，由于木生的长期不归和上述情况的常发，剧变到来之际，她心中很可能早有准备，但只因她重情重义，更多只念及数十载的夫妇恩义，更多只念及木生往日的恩和他孤身漂泊在外的艰辛，而很少想到自己的施恩和艰辛，所以她才会说出“你在外若遇知心人，不必念我”，才会选择宽恕，只给观众一声轻轻的叹息——“怎么到现在才告诉我啊”。又过了许多年后，得知木生其实早已离世的事实时，她还是推己及人，首先想到“那么多孩子怎么办啊”。这种悲悯让我想起一位哲人。1945年，在战争临近结束，苏军逼近柏林之际，身为犹太人的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学生兼朋友德鲁利说：“希特勒这样的人现在的境遇多糟啊。”德鲁利回忆，维特根斯坦是以同情的口吻说出这句话。那么，何况是对一个曾经朝夕相处、生死相托的人呢？淑柔在情义上达到了哲人的高度。

[爱尔兰] 莫里斯·奥康纳·德鲁利：《与维特根斯坦对话》

梁家荣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26年版

真相是木生没有背叛。站在木生的角度想，抛妻弃子并不是他的错，是因为国民党抓壮丁，因为命运；南洋打拼如此不易，既然那么多人都可以选择另组家庭，我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这样做是迫于无奈，不是下作的贪新厌旧；南枝要招赘婿，我已有子女，现在单身一人，不是很合适？南枝家有产有业，和她结合，将来也能给淑柔和孩子更充足的物质回报；况且，我和南枝（或北枝、东枝、西枝）情投意合，也可以说是找到新爱甚至找到真爱，用个性解放的话来说就是忠于内心的爱情呼唤啊。但同样有情有义的木生压根就没有动过这个念头。木生难道不是也一直在隐忍、奉献和牺牲吗？情义是无关乎性别的。

为情义而牺牲，更不是无脑被PUA。与现代合同交易有对价一样，情义并非无价，浅白地说叫做“滴水之恩，当涌泉报之”，以及反面“你不仁，我不义”，不仁就是失恩，失去了情义的基础。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全面理解情义的革命性。《史记》在讲述赵氏孤儿事件中有一笔，写公孙杵臼对程婴说：“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史记·赵世家》 ）在刺客列传里，赵襄子问豫让，你不是也侍奉过其他人吗？他们被智伯灭了，你不去报仇，我灭了智伯，你却死磕我，这是为何？豫让的回答流传千古：“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史记·刺客列传》 ）恩不是物质报酬，是礼遇、情义和人格的尊重。虽然关系属性不同，但公孙杵臼、程婴、豫让和淑柔、木生的行动逻辑是一样的——报恩，恩是情义的基础和对价。夫妻恩断义绝，也就再无情义可言。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铡美案》。香莲凄然问道：“你就这样恩断义绝么？”在世美断然回答“我从来与你就无有什么恩义，你快快出宫去吧”之后，哀求转为悲愤的控诉——

狠心的贼子啊！

我和你患难夫妻恩情似海，

妻为你勤纺织伴读书斋。

大比年妻送你十里亭外，

指望得中苦尽甜来。

不料想你贪图富贵良心坏，

忘父母抛妻儿你蛇蝎肠怀。

到如今居高官你品德败坏，

负义的人！

你不仁不义不孝不才，

我与你负心人拼了性命！

秦腔《铡美案》 段昭南绘

控诉的重点不是世美的感情变心，而是负义。“糟糠之妻不下堂”，“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孝、前贫贱后富贵）都是着重于恩义、情义而不是情感而言，而一旦义绝，离婚即成为法律上的义务——“凡妻于七出无应出之条及于夫无义绝之状，而擅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灭二等。追还完聚。若犯义绝，应离而不离者，亦杖八十。”（《大清律例》）由此可见，即使在不平等的社会里，恩爱和情义虽为强者所定义，但它始终要以多数人的朴素情感为基础，社会和法律制度必须对此作出回应及妥协，所以情义也是弱者控诉不公的强有力的武器。情义要讲对价，报恩与义绝并存，是合作的激励机制，正如“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家庭之外，道理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下南洋的潮汕人对同乡特别讲情义、信义？因为一旦你坏了规矩，坏名声就会马上被这个网络知悉，你就会被踢出社群，而只要你一直讲情义、信义，就能享受到情义带来的社群保障。

因此，古人用恩爱来指称夫妻的感情，不说夫妻之爱而说夫妇之义，不说夫妻感情破裂而说夫妇恩义已绝，是对夫妻基本权利义务的言说和要求，通过恩导义入情，变单纯的爱情为道德情感和伦理义务，同时导情入义，融冷峻硬倔的礼法义务于日常情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创举。自汉以后，儒家将原本用于君臣、父子的“恩义”观念注入夫妻关系，认为夫妻之间不仅有发乎情感的“爱”，更有包含责任和回报要求的“恩”，于是有“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留别妻》，传为苏武所作）“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孔雀东南飞》）。更具深远意义的是，在恩爱由君臣父子延伸至夫妻后，恩义或情义便可畅通无阻地行于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实现家国一体，承载家国情怀。

如果一个人仅仅以她或他自己及家人为念，还称不上有情有义，难以真正打动人。《给阿嬷的情书》好就好在它不只是爱情片，没有把情义局限于婚姻家庭之内。淑柔和木生始终以情义对待所有人。木生即使在人生最艰难之际，仍旧对朋友讲情义，尽力帮助乡亲；他想办法让无力上学的孩子读书识字，要他们摆脱不识字作牛马的命运；他舍弃辛苦攒下的积蓄，在熊熊大火中先去抢救别人；他豪爽地脱下昂贵的西服赠与朋友；他为保护妇孺挺身而出勇斗歹徒遇害……他没有因为对淑柔和子女的爱变得自私、贪婪、怯懦。超越了小我、小家，才真正是人们说的有情有义。在情义上，淑柔与木生正是同路人。影片在木生和淑柔动如参商的两个世界里安排了两场遇贼。木生在异国他乡勇斗歹徒牺牲后，淑柔也在深夜的家中目击行窃，她同样勇敢地冲出家门敲响面盆通知乡亲。南枝寄去的咸猪肉，虽然日子艰难，尚不够孩子食用，淑柔仍坚持与乡亲分享。正因为木生与淑柔是这样的无私，才更能解释他们为什么可以在艰难的岁月里共同维护着夫妻的情义。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因此，情义虽然有对价，但绝对无法同于合同法上的对价。“滴水之恩，涌泉报之”“舍己为人”“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情义的对价注定是不能要求对等的。如果从理性人交易的设定出发，影片里的三位主角都是傻子。理性的选择当然应该是：淑柔选择改嫁，或独自去寻找自己的幸福人生，木生选择再组建家庭，南枝傻得最离谱，她居然因为一个人曾经救过他的父亲，因为与他结为至交，就用一辈子来偿还，替他去供养素未谋面的妻儿？这已经不是傻，是有病，最理性的选择是横刀夺爱，得到一个可供驱使的强劳动力啊，再不济独善其身，过好自己的日子。

可是，如果三位主角都是这样的经济理性人的话，还会有那么多观众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洒下热泪吗？唯其不对等，唯其无理性，情义才拥有真正的力量，像病毒一样感染他人。不只是因自己的父亲获救而报恩，还因为看到木生为家打拼、为友尽义、维护妇孺，南枝才被木生的情义深深感染，并由此产生绝对的信任，然后从木生的倾诉中确定，素未谋面的淑柔必定也是如此有情有义之人，才最大激发她的情义之心。南枝在以木生之名的回信中写道：“闻厝边夜遭盗贼，我又惊又叹，谁言女子之肩膀不够伟岸，为母则刚，恰似你的样子。以后切莫孤勇，平安为要。”南枝在作为木生的替身回信时，她一定想起木生刚刚因斗盗贼丧生而刻意叮嘱淑柔，同时她也一定发自内心地为淑柔的情义所感动，在对淑柔的赞许中自勉，从而增添了自己承担木生留下的重担的勇气和力量，最终成就了中国电影银幕上极其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为什么情义往往是不计代价的呢？因为木生、淑柔和南枝的傻，是基于个体自利而言的，从社会整体来看，则是理性的策略。如果木生初到泰国，没有有情有义的乡亲们收容，他能否生存下来都成问题；如果不是南枝和她的父亲在经营中尽量降低房租、提供饮食，这些穷苦的乡亲们一定会生活得更加窘迫；如果不是木生的救助，南枝早已在大火中失去她的父亲；如果不是信局里众人纷纷解囊相助，那两名男子或许就永远失去了家乡的母亲和女儿……木生的情义，让家庭有了经济保障，为淑柔增添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激发了南枝的情义；淑柔的情义，让三个孩子得到悉心的照顾，得以长大成人，同样为木生增添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南枝的情义，鼓励木生渡过牢狱之灾，让淑柔和子女在木生遇难后，免于得知死讯而心碎崩溃，并继续得到物质保障，维持了这个家庭，或者多想一点，还避免了淑柔为照顾子女被迫改嫁的情感伦理上的两难选择；木生、南枝的情义，更让非血缘关系的孩子们得到生存和教育的机会，改变了人生，成长为有情义的人，而继续回馈社会，可以说木生、南枝的生命通过情义而延续。因此，慷慨施恩和“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共同构成情义这一社会凝聚力的源泉，它通过不对等因而“不理性”的付出和回报，将一次性的利益交换，升华为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和内在动力的长期社会关系。有了慷慨施恩，社会成员才可能在最孤立无助之际，得到“滴水之恩”，于是“涌泉相报”并不仅仅是回报，而是表达感恩之情，并在此过程中确认和巩固了更长久、更亲密的情义关系。夫妇如此，朋友如此，团体如此，社会亦如此。只需对华人下南洋的历史稍加了解，你就会知道，是情义把一个个离乡背井、孤立无助的华人紧密联结起来，互助共济。在所有人类历史的艰难岁月里，人们不都要靠相互守望、抱团取暖的情义来渡过难关吗？没有共同体，哪来的个体？

为情义选择了隐忍和牺牲的淑柔和南枝，就如批评意见所言，失掉自我，活成家庭或男人的附属品了吗？我一点不觉得。“七月初七，大妹出花园，已亭亭玉立。大弟与小弟，亦个头出挑，健朗聪慧，见子女茁壮成长，欣慰非常，这是你我共修之骄傲。”这为什么不能是一名女性的人生意义呢？当被问及“木生与南枝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时，南枝的扮演者李思潼断然回答：“没有，我认为他们之间是战友、知己的关系。”我特别赞同这个回答。因为南枝的有情有义，她从未想过破坏这个家庭，而她和木生一起帮助乡亲、一起为孩子办识字班、一起抗击火灾，木生在狱中，她成为木生的信使，木生遇害后，她默默接过他的担子，一挑就是二十年，这不是战友、知己又是什么？“淑柔姐，自与您通信以来，您的坚韧与聪慧始终照耀着我，我也有幸与你一样，成为母亲，同感为人父母之责任。二十年来，是你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名母亲。”“与你们夫妻结缘，是我三生有幸，情义无价，自当珍重珍惜。”南枝在与木生、淑柔结伴同行的人生道路上，领悟了爱情、情义、母亲的真谛，让战友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续，解寡母孤儿的无妄之灾，救助弃婴，以超越血缘的母爱，使他得以长大成人。如果这都不算自我实现，不算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才算呢？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剧照

“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木生、淑柔是勇士、义士。可托六尺之孤，匹妇不可夺志，说的正是南枝。“用整个人生来兑换一份执念”不但不是不值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他们三人不计一己得失，用尽一生去维护情义，实现了真正的人生意义，证明了自我与个性完全可以在坚忍和牺牲中实现。难道他们三人接受了批评声音的建议，去做一个放下责任、只追逐个体欲望的人，就比影片里更有个性、更实现了自我和人生意义？“我觉得要使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的更美好。”（雷锋语）这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啊！因此，是否失掉自我，失掉个性，取决于如何定义自我和个性，也就是取决于你的立场。自我和个性必须站到群体的对立面才能实现，那是因为你已经接受了撒切尔夫人的信念——“根本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于是问题变成“谁，为什么反对情义”。何柔宛在华尔街的日常生活的田野调查中十分精辟地指出，不应把“市场”作为一个讨巧的假定，剖析它所代表的特定的文化意涵及意识形态才是重要的。即使是前华尔街时期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情义的发展。然而，投行们冷酷地逼迫美国企业完成更多的交易，将他们自己对裁员和不安全性的敏感转移给美国企业，并迫使投行的员工和其他企业劳动者把“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状况接受下来，所以，“金融危机和萧条并不是一种自然周期，而是被日常实践和意识形态所建构的。”这一实践的蔓延，我称之为“社会的华尔街化”。桑内特在《没有面目的人》中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转变。瑞科实现了对父亲的阶层跨越，成为一名富裕的科技顾问，但他和妻子都需要不断跳槽以保持竞争力，根本没机会与同事、邻居建立长期的情义。当他需要培养子女的坚韧和忠诚等长期品格（即情义）时，他深感无能为力，因为他自己的人生是与此背道而驰的。这是“华尔街化”的必然结果。当家庭“华尔街化”后，夫妻之间便难以保有情义，有的只是一份份财产协议和忠诚协议；当单位“华尔街化”后，上下级和同事之间便不应保留情义，因为所有关系都是短暂的，情义只会使负责人在裁员时优柔寡断，更会使员工团结一致，从而增本减效。“华尔街化”必须消灭情义。

[美] 理查德·桑内特：《没有面目的人》

周悟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年版

然而，“华尔街化”绝对无力根除情义。人们会为木生、淑柔、南枝落泪，但很难为一个精明地操纵证券工具、牺牲多数股东的利益、杀伐果断地优化员工、成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感动。与“华尔街化”相比，情义是久远得多、强大得多的传统。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基督教的团契，到东亚的宗族，经过漫长演化而来的人类集体理性选择早已深深内化为每个个体的自然情感（恻隐之心），因为没有情义，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就实现了，社会将不复存在，个体也将不复存在。

但人类社会共同体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情义有没有边界？一旦情义的边界被焊死，它对外可能走向其反面，转变为寡情薄义甚至无情无义。对此，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真正的情义会一以贯之，不分内外，如木生、淑柔、南枝，所以，必须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依靠他们心中的情义。可是这种朴素的情义，虽然蕴藏着强大的能量，但容易被各个击破，难以形成根本改变社会的力量。所以第二点就是，要变小义为大义，去团结群众的大多数，当共同体不断扩大，为原始的血缘、地缘关系无法笼罩时，情义就需要与信念相结合。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任务之艰、形势之险、规模之大、力量之伟，人类历史上罕有出其右者。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信念与情义的结合。与影片里的情义一样，革命政党必须在日常实践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动之以情），群众才会感恩（党的恩情似海深）和报恩（我把党来比母亲）。与影片不同的是，革命政党还必须在情义/恩义/恩情的基础上提出正确的信念（晓之以理）。在这进程中，我们看到，情义一旦与信念相结合，便上升为道义，“你我共修之事业”便从家庭、同乡走向家国、人民，爆发出改天换地的力量，正如影片结尾广大侨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中展现出来的那样。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革命情义与日常情义的相似性，及情义在革命中的重要性。这是我新近读刘烨老师发表在《开放时代》上的大作《“平等”的瞬间：新中国对外援助的“穷帮穷”哲学》时受到的启发。在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中，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特别对受援国强调，中国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的单方面援助，援助总是相互的，“你们”和“我们”同属于更大、更新的“我们”，争取着“共同事业的共同胜利”。此时，当我们再回顾影片中的情义时，会发现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道义在人心上是相通的，两者与私有制的理性交换秩序即“华尔街化”则是水火不容的。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同志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最后谈一点，因为情义的驱动力是如此巨大，革命必须依靠它的力量，但又因为情义的驱动力是如此巨大，注定它无法全部通过制度/法治来实现。华罗庚从成昆、贵昆铁路的隧道走出来后，他感叹：“多难的数学题我都可能能解出来，但我无法解答铁道兵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这就是“忠诚没有公式，信仰无法计算”。是的，世上有什么婚姻法可以保证木生与淑柔的情义呢？更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制度能够要求、监督南枝二十年如一日的情义付出。又有什么外在的制度能监督公孙杵臼和程婴的复仇、豫让的行刺、新中国铁道兵的施工和吴石将军的地下工作呢？没有，因为没有任何外在的法律制度能监督或激励以生命为对价的行动，所以革命的成功必须依靠人心、依靠与信念结合的情义、依靠一个个有情有义的革命者的日复一日的行动。

感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做人要有情有义”的道理。本文发现，这个中国传统概念既包含着对日薄西山的现代西方个体自由主义及其支配下的偏激的女性主义观点的拒斥，又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合，是构建新时代家国命运共同体的必要力量。现在不是提倡标识性概念吗？去吧，我们的情义，走向世界！

为什么女子往往更有情有义

极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宗教和文艺史上，能将情义发挥至极致的经常是女性。冯象老师在法律与宗教课程的作业批改中曾指出，圣经故事里的女性形象，往往比男性生动，她“更聪明能干、坚强、勇敢、更有进取精神”，以致即使在男权主导的古代社会里，那权力也时不时失去它的光环。纵观历史，安提戈涅、鲍西亚、木兰、缇萦、李娃、窦娥……这串名单可以一直开列下去。有一部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电影《秋菊打官司》，秋菊就是一位恩怨分明、说干就干、有情有义的女性，比她的丈夫有魄力多了。更不消说现代中国历史，伟人早有定论：“妇女是半边天。”闹革命搞生产，往往是女子更积极、更果敢、更坚韧。为什么？南枝的信中有答案：“谁言女子之肩膀不够伟岸，为母则刚。”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女性在情感共情（即感知他人情绪）的平均得分高于男性，也就是说，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为他人的情绪所感染，原因不是单一的，既可能与生理上的催产素水平有关，催产素与共情及社会联结紧密相关，也可能与社会环境中的角色塑造有关，因为多数社会往往设定，男性更应该理性行事，女性（往往带有轻蔑）则有更大的情绪表达空间。女性在分娩和哺乳期间会大量分泌催产素，催产素能够促进母子依恋，同时直接作用于杏仁核等处理恐惧的脑区，降低恐惧和焦虑。分娩时，女性的体内会分泌大量内啡肽用以缓解剧痛，这种天然的镇痛系统在产后依然活跃，可能让母亲对特定的疲劳、疼痛甚至危险的感知阈值升高，从而承受超负荷的育儿辛劳。女性持续哺乳时会刺激泌乳素的分泌，高水平的泌乳素能抑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的过度活跃，HPA轴控制着身体的应激反应，所以高水平的泌乳素能帮助母亲在面对巨大压力时，依然保持沉着冷静，不易崩溃。当然，生物学理由不是唯一的。女性的成长环境，同性长辈和朋辈的影响作用同样重要，南枝不正是在淑柔的“坚韧与聪慧”的照耀下，成为一名伟大的母亲的吗？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在倡导甚至诱骗女性必须生育，我是说，不管女性是否生育，生物学上的影响是存在的，而且应该说，哪怕女性不生育（比如南枝），进化史已经将情义的生物学基础作为宝贵的礼物馈赠给她，也就是把人类前行的至少一半担子交给了她。这是对女性的歧视、欺骗吗？这是何其光荣、伟大的使命！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