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债是不是来真的？

现在地方债务很重，而且还刹不住车，中央很急。

急到什么程度呢？今年以来，连续多轮政策意见出台，都是致力为地方负债拉动增长的冲动刹车。

最新的是6月5号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函54号文）。文件会进一步堵住地方政府以投资基金负债招商引资的口子。

意见明确：“严控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确有必要新设的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强化对国有企业投资基金投向的指导评价；严把入口关，坚决制止滥设国有企业投资基金，推动运作低效基金整合重组”。

此前有些地方出了一些鼓励基金大胆投放为区域招商引资助力的政策，估计执行起来要悠着点了。因为意见明确：“防止失管失控和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对底层项目和资产的穿透管理，规范基金投向、退出管理等。建立健全以长期经营业绩和功能作用发挥为导向的激励约束制度。”

搞产业投资基金不是好事吗？为什么不行？因为地方政府的投资基金很多时候变相成为拉动招商的工具。以前是靠地方各种税收优惠和补贴，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对相关问题进行清理，各地于是开始用投资基金去招引，一窝蜂的投新能源车、算力、具身智能、芯片等热门领域，其本质不再是基于市场逻辑的正常投资，而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去干扰正常的市场竞争，让本来不优良的企业延缓出清，并加剧产能过剩。

接着前面的，是今年4月8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26〕13 号），意见明确：“对应由政府采取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方式投资和实质性承担偿还责任的项目，严禁通过国有企业等以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或备案形式规避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实行政府投资项目决策终身负责制，对违规决策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要严肃追究责任”。

这是把政府和城投强行切开，十多二十年来，两者已经深度绑定。城投遇到危机，政府不得不兜底的原因就在于很多投资都是政府让城投去干的，所以，败也归你、胜也归你，说不清。现在斩断了，政府不让城投干脏活、累活，那你遇到困难也没理由再来找我。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

13号文还规定：“国家规定由省级政府核准的项目，核准权限不得下放。企业投资的主题公园、大型文化场馆和旅游设施等文旅项目，以及公共体育场馆、会展场馆等项目由地市级以上地方政府核准，按照规定由国务院核准的项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对地方接不住、管不好的领域，要上收项目核准权限。”

上面这类项目，文旅会展、主题公园、旅游设施，都是那种老百姓听得懂、看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的投资项目。表面上是市民群众个体也能享受的公共品，而且投资体量大、技术门槛低、传播效应好，城投很容易上手。但实则很有市场挑战，依托于强区位和很强的消费能力支撑，一不小心运营负担极重，就是透支城市未来的黑洞。

焦点访谈报道的投资号称100亿的安徽省淮南市山南新区“淮南之眼”项目烂尾

再往前是今年3月，《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6〕38 号），规定：新增建设用地优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新质生产力产业、城中村改造等民生事业，原则上不用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中央层面明确土地财政模式走向退出，地方政府要由城市开发向城市经营转变。

可能还有一些文件，不一一梳理。还有个大背景，中央正强力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清理不合理的招商政策和税收优惠，于是不少地方又绕道国企，以地方国企为中介通过代建厂房、见面租金、基金投资等方式提供招商优惠。这些行为不但干扰了市场公平，也增加了地方负债。

总之，今年以来，中央层面明显比较急切，想压住地方的投资冲动，正是领导多次讲过的，要实实在在的增长，没有水分的增长。

但地方不是这个态度，城市排位竞争激烈，谁慢了、谁快了，不但被人民群众议论纷纷，好似会影响地方发展，而且也实打实的影响主政者的仕途。地方的心态是，只要债务没有被拉到爆炸，能把DGP数据做的更好些，该用的手段还是要用。

地方的负债投资冲动难以遏制。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地方基层，科学的经济学观念确实还需进一步普及。很多人觉得只要GDP增长就是好的，这像钢印一样印在不少基层治理者脑子里。他们觉得只要房子建起来、产业园建起来、路桥建起来，就比砖头摆在那里好，就比什么都没干要好。

他们不知道财富的本质是劳动。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劳动是有限的，让一个人的劳动力耗尽在无人使用的园区，本质上和让一个人的劳动力像烟花一样燃掉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的劳动没有让社会得以享用，这就是一次性的消耗。

或许这些园区可能会有人用上，十年、二十年、很多年？不知道。但眼前是确定无疑的对社会财富的消耗，资金是有成本的，人的劳动是有限的。与其扭曲社会的资源配置，不如让劳动者休息。这就像组织内的工作，与其无谓的表演式加班，不如让员工休息。

二是地方基层面临竞争压力。有的基层治理者是明白经济学规律的，但是省与省在竞争，市与市竞争，区与区竞争。虽说政绩考核是多维度的，GDP增长占比在名义上可能只有不到10%，但其他指标都是定性的，概念化的，只有GDP是个可量化的清晰结果，这边导致各级考核的注意力还是以GDP数据为重。

于是，很多保增长的方式，比如本地国企托地，政府采购要考虑在本地归集经营数据，比如鼓励属地国企之间的相互交易，比如跑数据、要数据、调度数据等等，实则是一种数字游戏，GDP数据上的增长与人民群众的体感已经明显背离。

只要GDP增长率在实质上还是最关键的政绩衡量标准，各地的压力难以减轻，负债增长就还得搞下去。

三是地方治理思维难以转变。地方政府不抓经济的话要抓什么这也是个很考验人的问题。

中国古代官员的职责一般包括断讼、催征、教化、兴学、治安等等公共职责。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完备，我们民族又尤其知礼守法，古代官员的主要职责在今天都已经纳入治理体系常态化。于是二三十年来，地方主官的主要精力，以及判断地方官员能力的社会共识都已经以经济发展好不好为标准。

地方主官如果不抓经济不抓招商引资，他真的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像很多人，他最大的梦想是不上班，但是一旦真的不上班，他自己要干什么是个问题，他会失去目标，变得迷茫彷徨、无所事事。

其实，地方治理在满足基本的有序治理基础之上，本来它就是一个多选题。民有所呼、民有所请，各地民风民情不同，本来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答案，地方官员只要倾听人民的声音，自然就能寻找到前进的方向。

否则，千年来，为何郑国子产以开放宽和允许百姓议政铭刻青史，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以修筑都江堰泽被后人，西汉龚遂以废除苛捐杂税、劝农勤耕养蚕流芳百世，战国西门豹治理邺县因改变献祭少女祭河神的地方恶习被史书称颂，柳宗元为百姓呼吁“苛政猛于虎”被后世铭记，明代海瑞以清廉著称，林则徐以禁烟闻名。

都江堰李冰父子雕像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优秀的基层治理者群星闪耀，人们记得孔繁森在阿里为牧童和孤寡藏民奔走，记得陈行甲在巴中的质朴和纯粹，记得李昌平的为人民上书总理，记得耿彦波的倔强和刚强，记得邢彳正的“今日天寒，不做和蒜”，但我估计没有哪位官员是因为在任期间的GDP增长率高而被人民铭记。

所以，化债这个事，未来会怎么走下去？博弈还是会博弈一阵子。但大趋势不必怀疑，一定要相信高层的决心。

不要幻想通胀化债，读历史我们就知道，党执政以来，历来对恶性通胀极其警惕，这是守卫亿万人民大众的财富之战，不可轻易失守？债务问题不好好解决，是动摇基层治理的重大问题。

考大家一个问题，文章开头的主题图片是什么背景？要年长些的朋友才会知道。

其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