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架之前和之后：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报警》（1）

作者：柯义就叫柯义

时间：2026.6.5

这几天有很多网友给我发来私信，也有一些自称曾遭受国际诈骗犯曹子靖诈骗的受害者联系我。我还活着！我不在乌克兰！

上一篇文章主要讲述了我遭遇绑架和勒索的经过。而这一篇，我想讲的是在绑架发生之前，以及绑架发生之后，他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很多人以为绑架就是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但根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临时起意，而更像是一场经过长期准备和布局的行动。

在我看来，这个过程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一切要从2024年说起

2024年，我正式成立了乌克兰慈善基金会。

很多人一听到“基金会”三个字，就会下意识认为这个人一定很有钱。当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流传一个谣言，说我在利沃夫买了三栋房子，甚至买车了。

事实上，这完全不是虚假造谣。

从战争爆发后到2025年10月，我一直住在利沃夫一位牧师家里。最开始每个月支付300美元房租，后来涨到400美元。这个情况，无论是乌克兰朋友还是认识我的华人朋友都知道。

正因为我长期住在教会环境里，我认为他们当时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对我下手。

第一次接触安全部门的手机调查

2024年7月，我被要求前往安全部门配合调查。

当时给出的理由是：我们团队长期前往赫尔松前线地区开展人道援助工作，在战争状态下，他们需要检查相关通讯记录。

乌克兰当时正在大规模排查间谍活动，因此从程序上来说，他们确实拥有较大的调查权限。

那一次，我的手机被带走了大约八个小时。

手机里的Telegram、WhatsApp、照片、视频等资料都被查看过。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因此最终只是做了一份笔录，并没有产生进一步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次普通调查。

但现在回头看，这件事情带来了一个后果——我的大量个人信息已经被获取。
因为诈骗犯曹子靖和他们是一伙的（当时我这一猜测在后来越来越明显）也就是说他们在开始搜集资料和信息，开始展开对我个人的绑架勒索预谋。
2025年的居留卡更新

真正让我开始警觉的是2025年更新居留卡的时候。

当时负责接触我的，仍然是此前出现过的那名安全局人员。按理说应该是两名安全局的人一起检查，但是他们在接触我多了后开始变得随意起来，这种做法在乌克兰利沃夫越来越普遍，当时他告诉我：

“有人举报你涉嫌诈骗。”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人在背后推动这件事情。

在战争状态下，一旦有人举报外国人，即使证据并不充分，相关部门也会直接取消你的乌克兰居留卡，后来我了解到，类似情况并非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一些在乌克兰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也曾遭遇过类似的举报和调查，而且很多在乌克兰的中国人在2025年11月开始被陆续注销乌克兰居留卡，让他们离开乌克兰，有的上名单，三年之内不能进入乌克兰，其实很多人都是被在乌克兰的中国黑中介和坏人搞的，也就是故意弄的，稍微不如他们意就可以被他们有意投诉，投诉多了就会被莫名其妙的注销白卡。

更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对方开始要求查看我在中国的银行卡、支付宝以及相关资金流水。

对此，我明确表示拒绝。

原因很简单：

我是中国公民，如果涉及中国境内的金融账户，应当由中国相关部门依法调查，而不是由乌克兰地方工作人员随意要求调取。

这件事情后来我也向乌克兰朋友和牧师咨询过。

他们同样无法理解，对方究竟依据什么权限，要求查看一个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金融信息。

绑架事件中的一个细节

在我遭遇绑架的时候，对方再次提到了银行卡、支付宝以及资金问题，我都告诉他们，捐助的人是直接转给机构账户的，不是转给我个人的，而且我也不收转款的。但是他们不相信，对坏人来说，没有利益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去做，可是他们从来不理解，精神上的富足和信仰的力量。

事实是，他们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象中的所谓“巨额资金”。

我的国内银行卡因为绑定的手机卡号没有了，没有办法使用，也没有办法使用下载的银行卡app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绑架发生之前，曹子靖的同伙战斗猫长期在网络上散布言论，要求我公开支付宝账户、微信账户以及银行卡信息。以此来制造舆论，说我诈骗，但是他自己从来没有给过任何捐助人转款单，更没有公开他的银行账户和微信和支付宝。

而在绑架现场，对方关注的重点恰恰也是这些内容。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事件中的一部分。

当时曹子靖不断发这些信息给我，但我一直没有回复。
在我看来，他既是在替安全部门的那个工作人员“Sasha”试探我，也是在试探我本人，看看我到底敢不敢回应。
事实上，从很早开始，他们就一直在不断测试我的反应。
包括苏东在推特上长期对我的挑衅、诋毁和攻击，我基本上都没有正面回应。因为我始终觉得，面对一个天天在网络上发疯、挑衅的人，没有必要把自己也变成同样的人，陷入无休止的争吵和谩骂之中。
更重要的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些事情。
但或许正因为如此，他们觉得我很好欺负。
对于安全部门工作人员提出的那些问题，我没有再直接与他沟通，而是全部交给律师处理。我把自己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律师，并支付了400美元律师费，正式委托他协助处理相关事务。
后来律师告诉我，事情已经处理完毕。
而我最终也顺利拿到了新的居留卡。
因此，我一直以为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了。
2025年10月，为了方便工作的需要我从利沃夫搬到了基辅，
随后大约三个月时间里，一切都显得十分平静。
直到2026年2月17日。
那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来自乌克兰移民局的电子邮件。
邮件内容显示，我的乌克兰居留许可被注销。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邮件中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事先通知。
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正常情况下，如果居留许可出现问题，相关部门通常会通知当事人，并给予解释和申诉机会。当事人也可以携带律师前往了解情况、提交材料或者进行申诉。
但是在乌克兰因为战争，他们没有打电话，没有约谈，没有解释。
只有一封邮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没有收到明确的注销理由。
这也是让我感到十分疑惑的地方。
后来我把邮件内容发给一些乌克兰朋友看，他们对此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有人甚至直接告诉我：
“这种事情在这里并不少见。”
战争状态下，相关部门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个举报、一个怀疑，甚至一个并不充分的理由，就可以启动调查程序，甚至影响外国人的居留身份。
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
只是因为我长期从事公益活动，也因为有一定的公众关注度，所以我的事情被更多人看到而已。
如果我是一个普通人，选择沉默，选择离开，不再发声，那么这件事很可能就这样过去了。
但现在回头看，我觉得有些人恰恰是在赌这一点。
他们赌你不敢说。
赌你害怕麻烦。
赌你会选择息事宁人。

而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会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

收到那封邮件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懵了。

我想很多人遇到同样的情况，第一反应都会一样：
“我要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
尤其是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从事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也曾获得过相关荣誉和认可。
因此，当这样的事情突然发生时，很多人都会本能地怀疑：
为什么会这样？
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恰恰是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可能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
收到邮件后，我第一时间把情况告诉了团队成员，也联系了乌克兰朋友，并开始寻找律师寻求帮助。
然而，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实质性的进展。
就在同一天，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发生了。
利沃夫那位此前与我接触过的安全局工作人员Sasha，突然开始疯狂联系我。
他连续给我打了三个电话。
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主动给我打过电话。
我没有接。
随后，他又开始在Telegram上给我发信息。
我没有回复。
接着，他又通过WhatsApp联系我。
我依然没有回复。
最后，他不断发来消息，内容大致是：
“我有事情找你，请尽快回复我。”
在中国有句话叫：
“无事不登三宝殿。”
一个平时从不主动联系你的人，偏偏在你收到居留许可被注销邮件的当天，连续通过电话和多个社交软件寻找你。
这一点，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Sasha告诉我，他已经看到了我居留卡被注销的消息。

他不断表示自己想帮助我。

说实话，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感激，而是警惕。

因为一个平时几乎没有私人联系的人，在我刚收到居留卡被注销通知后突然主动联系我，并且表现得异常热心，这本身就让我感到奇怪。

我当时心里想得很简单：

他是不是想借这个机会骗钱？

而他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怀疑，一再向我强调：

“我不是为了骗你的钱，我是真的想帮你。”

至于他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当时并不知道。

他给了我一个联系方式。几乎与此同时，对方推荐的人也主动给我打来了电话。

如果单独看其中任何一件事，也许都只是巧合。

但当这些事情接连发生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某种既定的节奏推进。

后来，我按照他们的安排，与对方见了面。

为了让我相信他们的身份，对方特意带我去了基辅安全部门的一栋办公楼。

但后来回想起来，这栋楼里有很多不同部门，而我所接触到的，仅仅是一楼的一个办公室。

在那里，我见到了两个人。

其中一个人，我很多年前见过一两面还聊过，他假装不认识我。

他们开始询问我的情况，并再次查看我的手机和相关资料。

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八个小时。

这是自2024年之后，我的手机第二次被长时间检查。

而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深刻。

他们问我：

“你觉得是谁在背后举报你？”

我回答说：

“有可能是乌克兰人，也有可能是苏东。”

后来我发现，这句话在后续的很多谈话中被反复提起。

现在回头看，他们似乎一直试图把我和苏东之间建立某种直接关联。

至于其中究竟是什么目的，我当时并不清楚。

更让我意外的是，在谈话过程中，对方拿出了一份文件，希望我签字。

文件的大意是希望我协助他们了解一些中国人的情况，为他们提供信息，文字是中文版，其实就是当他们的眼线，也就是间谍。

我当场拒绝了。

因为我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正常调查的范围。

当时我没有多想。

但后来回头看，我越来越觉得，他们似乎希望我成为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

而当我拒绝之后，很多事情似乎开始发生变化。

当天晚上，我在附近一家咖啡馆等待手机归还。

几个小时后，一名自称“伊万”的男子把手机交还给我。

我一直怀疑这并不是他的真实名字。

临走前，他对我说：

“我的老板会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他使用的是“老板”这个词，而不是“领导”或者“上级”。

这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因为在政府部门体系里，很少有人会这样形容自己的上司。

随后，他们让我回去等待消息。

与此同时，我也在计算申诉时间。

因为按照移民局给出的期限，如果不能及时处理，我就有可能面临逾期居留的问题。

于是我问他们：

“如果事情解决不了，我是不是应该离开乌克兰？”

他们立刻告诉我：

“不要找律师。”

“我们可以帮你解决。”

“你千万不要离开乌克兰。”

“如果你离开了，以后就再也回不来了。”

后来回想起来，这些话不断地在影响我的判断。

因为他们知道，对于一个在乌克兰生活多年的人来说，最害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迫离开这里。

而对于刚刚收到居留卡注销通知、急于证明自己清白的人来说，这种心理压力会被进一步放大。

也正是在那个阶段，另一位此前就与我有联系的人——曹子靖——突然出现了。

他主动打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曹子靖后来直接告诉我，他其实并不愿意参与这件事情。他说自己不想充当中间人，也不愿意负责在双方之间传话。

但按照他的说法，由于乌克兰安全局方面提出了要求，再加上人情和面子的因素，他最终还是选择联系我。

他表示，安全局方面希望由他出面协调和解决这件事情。按照他的说法，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他们就可以帮助解决我居留卡所面临的问题。

随后，他提出希望与我见面详谈，并约定在安排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进一步商讨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我没有答应当天见面，想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就说自己不在基辅，得明天回基辅，才可以见面。

但几分钟后，他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他直接质问我：

“为什么骗我？”

“你明明就在基辅。”

甚至提到了我所在的大概区域。

那一刻，我第一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我此前告诉过他，我不在基辅。

而他却似乎掌握着我的位置。

无论这些信息究竟来自哪里，当时都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随后，他们不断向我描述转发各种后果。

包括调查、拘留、监狱，以及其他人的案例。

这些信息是真是假，我今天已经无法完全确认。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话确实不断冲击着我的心理防线。

现在回头看，我认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已经一步步被带入了一个他们设计好的局面之中。

而后面真正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所讲到的绑架经历。

至于更多的细节，我会在后面的文章和视频里，继续向大家讲述。

谢谢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也谢谢那些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没有放弃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