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和菲律宾同时栽跟头，全球南方正在重塑联合国政治版图

6月3日，联合国大会完成新一轮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最终，奥地利、葡萄牙、吉尔吉斯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津巴布韦成功当选，将从2027年1月1日起开始两年的任期。

相比于这五个国家的当选，更引人关注的是另外两个国家的失利——德国和菲律宾双双落选。

尤其是德国，这个长期被视为联合国体系核心出资国和欧洲外交大国的国家，竟然在竞争中败给了奥地利和葡萄牙；而菲律宾则在经历四轮投票后，被吉尔吉斯斯坦淘汰出局。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乎外界意料。

要理解这次选举的意义，首先要弄清楚联合国安理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机构。

联合国有六大主要机构，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分别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大会相当于“议会”，193个会员国都有一票表决权；秘书处负责日常行政运转；而真正掌握国际安全事务决策权的，则是安理会。

安理会由15个成员组成，其中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法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这五个国家拥有否决权，任何实质性决议只要遭到其中一个国家反对，就无法通过。除此之外，还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两年，每年改选其中5席。

安理会是联合国唯一能够通过具有法律约束力决议的机构，可以授权维和行动、实施国际制裁、批准使用武力。虽然非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但安理会实质性决议需至少9票赞成，这意味着每一张非常任理事国的选票都可能决定重大决议的生死。而一个国家能否进入安理会，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社会对其外交信誉、国际形象和地区代表性的认可。因此，为了获得这些极具分量的席位，非常任理事国的竞争也相当的激烈。

而为了让更多国家参与全球安全治理，防止权力过度集中。10个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会按地区划分名额，每年改选5席，不得连选连任。其中非洲集团三席、亚太集团两席、拉美和加勒比集团两席、东欧集团一席、西欧和其他国家两席。为了保证平衡，每年改选的席位数量也按照地区配额进行分配。在今年的选举中，非洲获得1席，亚太地区获得1席，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获得1席，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获得两席。

选举采取秘密投票方式，候选国必须获得到场并参与投票国家三分之二以上支持才能当选。如果无人达到门槛，则进入下一轮投票。因此，安理会选举不仅考验国家实力，更是对国际关系和外交动员能力的考验。

从结果来看，这次当选的五个国家 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奥地利和葡萄牙获得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的两个席位。两国虽然都属于欧洲国家，但外交风格与德国明显不同。

奥地利长期奉行中立政策。冷战时期，维也纳就是东西方阵营的重要沟通平台。即便俄乌冲突爆发后，奥地利仍然努力维持其“桥梁国家”的形象。在当前国际社会越来越厌倦阵营对抗的背景下，这种相对温和、强调协调和对话的外交路线，反而更容易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葡萄牙则拥有另一种优势。作为欧洲传统海洋国家，其与非洲葡语国家、拉美国家保持着广泛联系。相比德国近年来越来越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葡萄牙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接受度更高。

吉尔吉斯斯坦是历史上首次进入安理会，极具象征意义。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代表性相对不足，而吉尔吉斯斯坦的胜出，也回应了希望让更多中小国家获得参与全球治理机会的呼声。

津巴布韦曾经两度进入安理会。这一次，它以182票的高票数强势回归，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非洲国家扩大全球治理话语权诉求的认可。作为非洲联盟成员，津巴布韦未来很可能在非洲安全问题、维和行动以及联合国改革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则是加勒比地区的重要代表。该国长期关注气候变化、海洋治理以及小岛屿国家生存问题。在全球气候议题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类中小国家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果说五国当选体现的是联合国对于地区平衡和多元代表性的追求，那么德国和菲律宾的落选，则更像是一次外交政治层面的惨败。

德国的失利尤其具有冲击性。

作为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德国过去六次参选安理会全部成功，这是首次竞选失败。并且这一次德国只获得104票，而葡萄牙和奥地利则分别获得了134票和131票，差距十分明显。

德国官方给出的解释之一，是俄罗斯在幕后积极游说反对德国。但如果把失败全部归因于俄罗斯，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国家没有把票投给德国。

真正的问题，其实出在德国近几年的外交政策上。

在乌克兰问题上，德国高举国际法、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大旗，坚定支持乌克兰并推动对俄制裁；但在加沙问题上，面对持续扩大的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德国却始终将以色列的“自卫权”置于优先位置，并持续向其提供支持。

德国外长瓦德富对此的解释是，德国负有特殊的历史责任，因此必须支持以色列来赎罪。然而，这种辩解并没有说服力。法国地缘政治观察家阿诺·贝特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纳粹主义留给德国的教训，本应是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而不是拿“历史责任”当借口。在以色列已经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的情况下，还要毫无底线地支持以色列。

当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时，德国强调国际法；当加沙平民遭受战火冲击时，德国又强调历史责任。对于西方盟友而言，这套逻辑或许能够成立；但对于亚洲、非洲和拉美不少国家来说，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安理会选举采取的是秘密投票的形式。许多国家未必会公开批评德国，但却可以在投票箱前表达自己的态度。德国此次失利，反映出的一个更大变化在于：国际社会正在从过去由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逐渐转向更加重视全球南方国家感受的阶段。经济实力和出资规模固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自动转化为政治支持。

相比德国，菲律宾的失败则具有另一层含义。

菲律宾与吉尔吉斯斯坦竞争亚太地区唯一席位，经过四轮投票，最终吉尔吉斯斯坦获得142票，菲律宾仅获得49票，差距相当悬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和菲律宾近年来不断在亚太地区搞事 脱不了干系。

小马科斯上台后，将杜特尔特时期的大国平衡策略彻底抛弃，一头倒向美日同盟，在南海问题上频繁制造摩擦，在地区安全议题上不断向对抗方向靠拢。

在5月底小马科斯访日期间，日本将支持菲律宾竞选安理会席位 写入联合声明。日本方面如此积极，实际是无利不起早。东京的盘算是，借马尼拉之手在安理会推动所谓“联合国改革”，为日本入常铺路。菲律宾则想把安理会席位当成南海议题的扩音器。菲驻美大使曾毫不掩饰地表示，需要安理会席位是因为 菲律宾在南海面临挑战。这种把多边平台工具化、将地区争端国际化的做法，或许能够获得部分西方国家支持，但对于大量希望维护地区稳定的亚非拉国家来说，却未必具有吸引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愿意看到安理会成为大国博弈的延伸工具，他们更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够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具有中立色彩的国家。而吉尔吉斯斯坦恰恰具备这样的特点。作为中亚国家，它既不是地区冲突的制造者，也没有明显的阵营标签，因此更容易获得广泛支持。

对内方面，菲律宾近年来政坛持续处于权力斗争状态。总统阵营与副总统阵营之间矛盾公开化，参议院内部派系争斗不断，国家政治资源大量消耗在内斗之中。

对于联合国会员国而言，安理会席位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立场，更代表这个国家未来两年能否承担国际责任。一个连国内政治都难以协调一致的国家，自然很难向国际社会展示稳定可靠的领导能力。从这个角度看，菲律宾此次失利并不仅仅是输给了吉尔吉斯斯坦，而是输给了自己过去几年糟糕的外交形象。

事实上，这次安理会改选最值得关注的，或许并不是德国和菲律宾的失利本身，而是这些选票究竟来自哪里。

今天的联合国早已不是冷战结束时的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绝大多数都属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里，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往往是规则的接受者，但随着经济增长、人口扩张以及地区组织影响力的提升，它们正在逐渐成为规则的塑造者。

在安理会选举这种“一国一票”的机制下，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态度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们未必拥有五常那样的军事实力，也未必掌握西方国家那样的金融资源，但它们掌握着联合国最庞大的票仓。

这也意味着，国际社会的评价标准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国家不再单纯依据经济规模、援助金额或传统盟友关系投票，而是更加关注一个国家是否尊重国际法、是否坚持统一标准、是否真正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从这个角度看，德国和菲律宾的落选，并不仅仅是两场竞选失败，而是全球南方集体政治影响力上升的一次体现。奥地利、葡萄牙、吉尔吉斯斯坦、津巴布韦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当选，则反映出越来越多国家希望安理会能够听到更多来自全球南方的声音。

或许，这正是此次安理会改选释放出的 最重要的一个信号：在联合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舞台上，决定国际政治风向的力量，正在悄然发生转移。全球南方不再只是国际秩序的旁观者，而正在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参与者。它们未必能够立即改变世界，但已经越来越有能力决定谁能够代表世界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