苛责大学生，既不慈悲 也不智慧

每到高考，尤其是作文题一出，常能引发新的关注热潮。各部门更是严阵以待，禁止鸣笛，疏通交通，之前更有演唱会被迫为高考让路，再结合对张雪峰的崇拜，可见公众对高考还有赋魅。

正是这种赋魅，让不少人对大学生开始苛责大学生，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什么大学生听课不抬头、就业多考公、缺少活力，统统成了“罪状”。就像粉笔网张小龙在人民大学哲学院的讲座里那么粗鄙，依然有不少人为其辩经，说他真性情，不少我敬仰的大V，也在话里话外表示不认同其方式、认同其观点。

认为张小龙说得有理，无非是认同其三个观点：1、大学生就业多以考公上岸为出路，是混吃等死；2、大学生应该对AI这种新兴行业表现出兴奋和探索欲；3、大学生应该表现出更多朝气和好奇心，不该做低头族无动于衷。

这种对大学生的期待其实是苛责，既不慈悲，也不智慧，只是拿着张小龙的失态和无知当真性情。

为什么我对这事如此愤慨，坚持要为大学生说几句话。大抵是因为大学生群体不该为时代的重负背这种锅。公众对大学生无来由的批评，貌似一脸家国忧患，却是脱离时代和制度背景，让大学生当炮灰。

对大学生的污名，大抵自钱理群先生提出精致利己主义概念之后。钱先生本是就一个选课学生的表现有感而发，那位同学之前积极选课、回答问题切中要害，钱先生爱才，更受邀为其写推荐信。结果推荐信写完后，那位同学便不再像之前那么“积极”，钱先生慨叹好苗子的功利心，才作精致利己的感叹。

钱先生惜才，在才德之间作此叹息，不能体会语境的大众，开始把精致利己的帽子扣向大学生。仿佛一切“利己”的行为都该被指责，大学生就该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国之栋梁，站在时代前沿抛头颅洒热血，看客们便纷纷叫好，感慨孩子们真勇敢、可惜了，转头回到自己的庸常生活中去。

我想问问，凭什么？凭什么年轻人就要为你们的时代责任买单？你们自己会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是一座山，却让大学生年轻的身躯扛起这座山，凭什么？

大学生择业，永远有时代特性。

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包分配，走向五湖四海建设祖国，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国之栋梁。市场化改革之后，大学生不包分配了，许秋汉师兄（就是写《未名湖是个海洋》那位）还专门写了首叫《长铗》的歌，喟叹报国热血遭遇冷眼，什么“食无鱼、出无车”“国家不用做栋梁”，彼时的同学听来倍感沧桑。等到我们上大学，又觉得这首歌略显矫情，大学生真要报效祖国，为啥要等分配，为啥要凭特权，广阔天地自己去闯就好了，凭什么要铁饭碗，还有鱼有车。这是市场化改革前后的心境不同。

我在本世纪初上大学，那时流行出国深造。越是成绩优异的师兄师姐们，越是瞄准国际顶尖名校，拿奖学金读博士一时风光无限。如果用现在某些狭隘眼光，哪管彼时国际上的学术水平的确值得学习，结合如今牢A之流的无中生有，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一定被骂崇洋媚外。

等我们本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正值北京奥运，全球化如火如荼，大量外企进军中国，互联网等科技企业开始走上快车道，地产步入黄金时期。进大厂便成了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按照某些卫道士的理念，估计大学生又要被骂拜金主义，精致利己的指责也由此缘起。

如今，大学生就业风向转为考公上岸，又有一群人（如张小龙）指责大学生混吃等死。在讲座上骂脏话、忽悠同学们炒科技股，便成了“真性情”。很多人骂当代大学生“躺平”，缺乏活力和激情，看上去正确，却毫无智识与同情，不辨析当代大学生何以至此，只让他们为自己胸中“不平”来承担风险，说难听点，这叫鸡贼。“有勇气”指责大学生的诸君，有几人视功名如粪土，有几人一箪食一壶浆，有几人敢向制度发出天问，有几人在科技前沿中有所创见而非跟风逐利？老登躲在后边，让大学生们冲在前边当韭菜当炮灰去试错，看起来正义无比，既残忍又鸡贼。

每代大学生都有自己的“局限”。

计划向市场转型期，大学生被抛向完全未知，成为体制转型的牺牲品，他们的茫然和牢骚被后来者当成墨守成规无病呻吟，殊不知他们只是“代价”；

与国际接轨初期，出去看看，汲取我们错过几十年的学术经验，在民族主义者看来可能是崇洋媚外，殊不知他们只是“补课”；

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各行各业遍地开花，大学生的主流择业方向是企业，尤其是外企、互联网、地产、金融这些顶尖学科，在一些卫道士看来就成了拜金，殊不知他们只求“生活”，在收入水平不高的时代，用全球化和改开红利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

当代的就业困境人所共知，外企把员工当人却成了珍稀动物，曾经撑起中国经济半边天的地产早已萧索，互联网大厂在AI时代正在大规模“优化”组织，再加上内卷和996的余波，时代风口过去，付出就有回报的定律早已失效，考公是目前相对安全的选择，殊不知他们只是“求生”。

连求生都要被鄙夷，孩子们哪里错了？张小龙描述了一个虚无缥缈的AI幻梦，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AI正在挤压一切智力工作的生存空间，无论你是工程师、设计师、HR还是法务，概莫能外。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大学经历了多轮扩招，专业设置不够科学，招生名额却越来越多，本科、硕士、博士早已成了水涨船高的延迟就业缓冲区。人才供给越来越多，有不少真正有志于学术、科研的人才，能有多少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名额能给他们呢？

另一方面，出口、投资、消费三驾马车，国际局势的紧张给出口行业越来越多压力和不确定，城市化进程逐渐放缓，地产大干快上的时代早已不在，至于消费，请问谁来消费，是那些囊中羞涩的大学生、还是担心孩子们啃老的中年人。

于是“专家们”给孩子们支招，郑强教授让大学生们“吃苦”，就快把送快递、送外卖、跑网约车说出来了，我不是职业歧视，问题是这类行业需要大学生吗。看看高考期间流行的段子是：“考好了四年后送外卖，考不好四天后送外卖”，“我中专毕业一个月4500，不服，考了个本科，一个月3000，我服了”。

大学教育、人才供给与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这其中的周期和制度问题，却需要大学生来承担。问题是，大学生承担被迫面对就业困境，努力考公，还要被一个靠考公培训发家的人来辱骂，被炒股暴富的人来羞辱，还要被一群人说“话糙理不糙”，话里话外都是指责这些二十出头的孩子们。

你们在风口吃肉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你们吃干抹净离席，留下杯盘狼藉，又怪他们不努力没激情。

站在讲台上大谈AI的成功者，使用AI的唯一成功经验是用成熟AI应用炒股，指责大学生们不拥抱AI的老登们，恐怕不少都不知道怎么部署龙虾。先富者往往不愿承认自己就是风口那只猪，却不断用自己的“经验”苛责大学生，让他们往悬崖下跳，美其名曰有探索精神。

当代大学生，尤其是张小龙面对的人大哲学系学生，他们是互联网科技的原住民，人家对科技趋势的应用和理解深度，在思考深度和前沿探索上，恐怕远超我们这些老登的想象。张小龙大谈AI炒股，爹味十足，肤浅炫耀。让他讲考公自己换题目，讲AI不触及行业趋势，谈金融全是吹牛逼，论哲学他这个肄业生又谈不出所以然。根据我这几年与在校大学生的接触，尤其985、211的大学生，他们对科技前沿、文化艺术、人文历史的了解远超自以为是的中老登（包括我），张小龙如此浅陋的内容，大概率只会引发人大学生的同情和不屑。

社交媒体时代，大学生的确面对社交关系碎片化的问题，他们热衷于找“搭子”而不是找朋友，热衷于求助技术而非在课堂上发问，他们不是不会思考，只是思考和表达的方式变了；他们不是不会抗争，只是抗争的方式变了。沉默和无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抵抗之一，我们不能要求他们按照我们意愿勇敢。

互联网评论中，没人指责“大手”，没人反思制度，没人复盘历史，人人都不提You-Know-Who，却都慷慨激昂指责大学生，果然是安全的时候最勇敢。那些苛责大学生的人们，只有对张小龙的粗鄙的认同，既不能体察大学生的困境而生慈悲，又不能分析大学生困境背后的制度原因而生智慧，这对当代大学生实在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