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下，治水报国：一所学院的百年江河志

记者/沈默

故事，或许要从1975年8月那场震惊中外的河南板桥水库群溃坝重大水灾害事件说起，简称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当年3号台风深入内陆，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形成“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林庄站最大6小时雨量达830毫米，突破当时的世界纪录。由于极端暴雨天气与工程隐患叠加，引起与板桥水库联系紧密的梯级水库群溃决，形成高约5-9米的毁灭性洪峰，导致2.6万人死亡，受灾人口超1000万，淹没农田1780万亩，京广铁路冲毁102公里，中断行车16天，社会经济损失巨大。

彼年3-5月，21岁的夏军正在此地参加大学军训实习，三个月来他每天往返驻地与军营间必经之路的板桥水库大坝。事后的河南“75·8”特大洪水灾害调查，使得这位水利学子受到深深触动，“水利工程的安全与人民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高强度极端暴雨导致特大洪水灾害的水文学问题太重要了，关乎人的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从此烙进了夏军的灵魂，立志要为水利工程、水库大坝安全背后的水文学问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3年后，他考取了知名水文学专家叶守泽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暴雨洪水非线性理论；40年后，夏军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主持研发的“长江模拟器”,为长江大保护和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提供主要科技支撑。

夏军的成长轨迹，也是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以下简称“武大水院”）近百年历史的缩影。

学院前身，可追溯至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此后近百年来，从三峡大坝到南水北调的蓝图绘制，再到数字孪生流域的代码编写，一代代武大水利人在此求学、教书、治学、成长，将个人命运融入国家江河。

成立之初的武大水院。学院前身，可追溯至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水利组。

1960年5月3日，三峡模型试验。

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与江河博弈、共生、治理的奋斗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站在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亲自擘画国家“江河战略”，为新时代治水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2025年，国家水利建设投资达1.28万亿元，连续4年突破万亿元；2026年，“十五五”规划启动，国家水网建设全面提速。

这一系列高瞻远瞩的政策部署，为水利学科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武大水院的百年答卷写下了新的时代注脚。在国家战略推动下，武大水院培养的11位院士——谢鉴衡、张蔚榛、韩其为、茆智、王光谦、康绍忠、胡春宏、夏军、倪晋仁、周创兵、王晋军——以及四万余名毕业生，正在各自的岗位上接续作答。

这份答卷既是成绩单，也是一部关于“选择”的教科书。它回答着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治水报国”能成为武大水院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色？

星河璀璨：11位院士与国运同频的武水选择

如果说夏军投身水利的初心，源于那场特大洪水灾难带来的刺痛，那么在武大水院的百年历程中，更多院士与学人的选择，则是在国家召唤与个人志向的交汇点上，做出的无悔奔赴。

1946年，战火刚熄，百废待兴。21岁的谢鉴衡同时收到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选择了后者，进入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

这位在长江边洪湖渔村长大的青年，第一次在著名水利专家张瑞瑾先生的课堂上，听到了关于黄河泥沙问题的讲述——“黄河水少沙多，很容易导致华北平原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

谢鉴衡后来回忆，正是恩师张瑞瑾先生的这堂课，让他萌发了毕生致力于泥沙研究的念头。

1950年毕业后，他留校任教。1951年，作为国家第一批赴苏留学生之一，他前往苏联科学院学习治河工程，1955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到武汉水利学院任教，开始了江河治理，特别是泥沙治理的研究与教学之路。

谢鉴衡在河流泥沙运动学、河床演变学、河流模拟等理论问题上卓有建树，为长江葛洲坝、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黄河中下游及河口治理等重大水电工程泥沙问题的解决，做出了突出贡献。张蔚榛是我国现代农田水利学科的开拓者，在他的带领下，武汉大学农田水利学科成为该领域全国第一个博士点和第一批全国重点学科。

上世纪80年代初，黄河水利委员会等联合举办河道整治高级研讨班。图为谢鉴衡参加研讨班开学典礼。

共和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江河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先后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等号召。1952年，武汉大学水利学院应运而生，旨在为国家培养急需的高层次水利人才。1954年12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原武汉大学水利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水利学院，由张如屏、张瑞瑾负责校务。

几乎在同一时期，张蔚榛、茆智也怀揣着报国之志，相继奔赴珞珈山，投身于这片水利教育的热土。1955年，张蔚榛从苏联学成归来，开始在武汉水利学院执教，担任农田水利教研室主任；同年，茆智因院系调整，从河北农学院调入武汉水利学院农田水利系。

茆智则在60余年岁月里，扎根节水灌溉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1992年至2001年间，其成果便已在河北、湖北、广西、宁夏等地160多万公顷农田推广应用，累计增产粮食27.4万吨，节水13亿立方米，创造4亿多元经济效益，其节水技术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和显著经济社会效益在全国乃至全球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把所做的节水研究总结为：高效省水，持续高产，有利生态环境，与其他农业技术最合理配合。

1961年，韩其为到武大水院脱产进修。进修期间，31岁的韩其为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要挑战世界上公认的难题——“水库淤积和泥沙运动统计理论”。1984年，韩其为与夫人何明民合著的《泥沙运动统计理论》一书正式出版，震惊了国际学术界。美国《流体力学百科全书》曾辟专章介绍该书，国际水利与环境工程学会前主席肯尼迪称赞其“非常有意义地处理了一个特别复杂的课题”。2001年，韩其为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韩其为坚信，“如果想当一名河流专家，中国的大小河流至少要实地考察几十条，否则是不够格的。”在理论研究的同时，他带领团队四处考察，研究成果在三峡、丹江口及小浪底等水库淤积和下游河道冲刷、淮河治理等领域得到了实践运用。

另一则为后世传颂的，是“一寝三院士”的传奇，这无疑是武大水院育人成效最生动的注脚。1982年，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三位毕业生王光谦、胡春宏、倪晋仁同时考入清华大学读研，更巧的是，三人被分到了同一间寝室——清华大学2号楼474房间。三十余年后，三人分别当选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若干年后，王光谦回忆，初入武大水院时，老师对全班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河史。”这句话像一颗火种，让他明白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此后，王光谦主要聚焦水沙科学与江河治理领域，建立了水沙两相流的动力学模型，揭示了泥沙颗粒运动与清水湍流的不同特性；他的研究成果为解决黄河治理及长江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胡春宏长期从事泥沙运动力学、河床演变与河道整治、工程泥沙等领域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建立了江河水沙调控理论、模型与技术体系，解决了黄河口流路稳定与治理、黄河上游水库调控与河道减淤、长江三峡水库及下游河道泥沙模拟与调控、塔里木河干流河道治理与输水堤防建设等工程技术难题。倪晋仁则是中国环境水利领域的权威专家，长期致力于河流动力学、河流地貌学、河流污染控制及流域综合治理研究，在理论创新、技术应用和国家战略支撑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他们的成就离不开本科阶段打下的坚实基础。王光谦曾说，当时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治河专业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老师让大家认识到自己身上所承担的责任和使命，让热血沸腾的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学习与研究。

武大水院的学术版图恢弘而多元，不仅涵盖了江河治理与水文水资源，还在农业水土工程等国家急需的广阔领域深耕细作。

1978年，康绍忠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后，他继续深造，成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2011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农业水土工程研究，将水利的根系深植于广袤的农田。面向国家需求和学术前沿，康绍忠创建了作物节水调质高效灌溉理论与技术体系和旱区流域尺面向生态的水资源合理配置与调控模式，建立了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促进了旱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农业的绿色发展。

与武大水院老先生们的路径有所不同，夏军的学术觉醒始于河南“75.8”那场特大洪水灾难。1976年，夏军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学专业毕业，1978年，他考取了学院河流工程系陆地水文学专业的首批硕士，1982年又考取了水文水资源博士研究生，师从国内知名水文学专家叶守泽。

叶守泽是全国首批博士生导师，留美归国学者，学术思想开放而严谨。夏军对记者回忆，叶老师培养他，要求前三年打好学术发展基础——学计算机、外语、线性系统理论。“他说因为特殊年代大学生涯，我前期学术研究基础弱一些，必须多花些时间和精力补回来。我那时着急，同学都开始完成毕业硕士学位论文，我还在上非线性系统课程和实践。现在想，四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可以花三年的时间打好学术发展基础，让我受益了一辈子。”

1985年，夏军获得中国第一个水文学博士学位，之后留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任教。2000年，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武汉大学，原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水利工程系、水力发电工程系、水资源与河流工程系及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整合成立水利水电学院，他曾经在1998年后担任水利水电学院院长。

基于国家需要，夏军潜心于研究暴雨洪水过程的非线性应用基础问题。针对长期使用的线性单位线性理论计算设计洪水的不足，他发展了水文非线性系统识别理论与方法，提出了针对水库大坝安全问题的设计洪水计算非线性理论与修正的方法，应用到水利工程设计洪水计算和水文预报等多方面，在保障水库大坝安全防洪减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科技支撑作用。

2000年，他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其间他负责了国家重大水专项的淮河流域水量-水质-水生态联合调度相关应用研究、承担了国家973项目任首席科学家以及全球水系统计划、国际科学院理事会-水计划项目等，201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4年荣获国际水文科学界最高奖的“国际水文科学奖-Volker奖章”，2017年，他提出的“流域径流形成与转化的非线性机理”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夏军。他说，“人这一辈子能做好几件大事并不容易，如果是国之所需，更要挺膺担当。”

此后，夏军推动“长江模拟器”研发。他和他的团队将遥感监测、数值模拟、人工智能与流域管理决策相结合，服务于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2023年“长江模拟器研发及其应用”入选了中国生态环境十大科技进展，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与智慧管理提供支撑。

“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要能做好几件大事并不容易，如果是国之所需，更要挺膺担当。”夏军曾表示。夏军的人生轨迹，体现了武大水院精神传承的完整链条：亲历灾害激发使命意识，导师培养奠定学术根基，国家平台拓展国际视野，回归母校服务国家战略。

1987年，周创兵进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任教，1991年-1995年间同时在校攻读水工结构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经历了武汉大学四校合并的重大历史时期。他长期从事水工岩石力学与库坝安全研究，创建了水工岩体渗流与变形协同控制理论与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三峡、白鹤滩、溪洛渡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在我国200米级及以上特高坝工程中推广应用占比达80%。2023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一直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要打好基础，千万不能浮躁，学者的成功要经过几十年的积累。”

更为跨界的是王晋军的轨迹。1979年9月，他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留校深造，随后进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主要从事湍流、流动控制、飞行器空气动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2017年获教育部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22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5年11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从农田水利到水工结构，从河流泥沙到流体力学，从地下水到岩土工程，武大水院的学科广度，支撑了11位院士在不同领域的卓越成就。而他们亦都在人生的关键阶段，与这所学院产生了深刻的交集，将治水报国的精神一路传承。

厚积薄发：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理论的星辰大海，最终要投射到祖国大地的每一个工程坐标上。武大水院的贡献，早已超越了校园的围墙，深深镌刻在共和国每一座重大水利工程的肌理之中。这种“重器基因”，在一系列国家工程的参与中淬炼成型。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武大水院的师生们就已踏上征程。1952年，荆江分洪区工程动工，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建的首个大型水利工程。学院教师团队积极投身于该项目的物理模型试验研究。尽管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但教师们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扎实的专业知识，采用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对工程进行了反复模拟与验证，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时至今日，荆江分洪区依然屹立于长江中游，默默守护着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人民的平安。

进入20世纪60年代，长江下荆江河段崩岸现象严重，极大阻碍了防洪与航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据此编制了长江下荆江裁弯工程规划，谢鉴衡等专家学者运用数字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开展数字实验，深入分析工程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工程设计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使武汉大学成为中国河流工程领域最早引进数字计算技术的高校之一。工程建成后，河道防洪与通航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持续关注并推动黄河治理工作，对治黄规划的调整完善作出重要指示。受国务院委托，学院教授张瑞瑾兼任“治黄规划工作组”副组长。为了制定治理黄河规划，他踏遍了黄河中上游的高原峡谷，看到黄河中上游广大地区因旱灾和水土流失，无论农业生产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处于相当落后的状态，张瑞瑾十分动容。他认为，“黄河一日不根治，这个地区人民在经济上要彻底翻身是不可能的”。

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给了张瑞瑾更大动力，他组织学校的师生队伍多次前往黄河查勘、制定规划并进行研究。在参加1964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治理黄河会议上，他提出治理黄河和增加农业生产双重目标的主张。

此后，受历史条件和技术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治理黄河相关工作一度推进较为曲折。等到1977年，张瑞瑾再次在全国科学规划会议上呼吁尽早采取措施治理黄河。会上，他还与其他几位水利专家一同向中央建议，把根治黄河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去。1982年，在黄河小浪底工程论证会上，张瑞瑾就该工程在我国水资源跨流域调配中的作用发表了重要意见，后均被采纳和实施。

1970年代，葛洲坝工程正式动工，但泥沙淤积与通航问题成为制约工程推进的关键瓶颈。在工程面临停滞的紧要关头，张瑞瑾提出的“静水过船，动水冲沙”的八字方针，成功找到了破解通航难题的关键，也因此荣获葛洲坝二、三江工程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在葛洲坝工程设计接近尾声时，三峡工程也逐步进入国家重大工程决策视野。张瑞瑾结合在葛洲坝工程中处理水流泥沙问题的宝贵经验，对三峡工程未来可能面临的泥沙挑战进行了前瞻性研判。事实上，早在20世纪50年代参与长江流域规划工作时，他便已经开始深耕长江治理与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不仅组织开展了长江中游荆江河段的弯道水流观测、荆江及汉口河段的沙波观测，还在学院建造了200多米河道的三峡模型，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珍贵的科研成果。

“江流有声，后来人的致敬”，水院学子奔赴三峡大坝寻访青年先锋。

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武汉大学多个学院参与了三峡工程建设，尤其是水利水电学院，多名师生投身工程的科学研究与建设工作。

泥沙淤积是国内外普遍担忧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瑞瑾担任三峡工程泥沙研究协调组组长；随后，张瑞瑾、谢鉴衡分别作为泥沙专家组的顾问和副组长，巧妙地将观测与试验相结合，得出“三峡工程泥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这一关键论断，为工程上马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长江截流在人类历史上尚无先例，施工导截流专家肖焕雄担任了三峡工程论证施工组专家组专家、三峡重大科技攻关施工组专家组专家等，首创了“双戗截流-平抛垫底”方案，为1997年三峡大江截流成功实施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时任最高领导人在大江截流现场表示，“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此外，王宏硕、周创兵则构建了三峡工程的渗流多层次控制理论与关键技术；李义天、郭生练首创了三峡水库汛末提前蓄水的蓄清排浑优化调度技术；杨建东突破了三峡地下水电站变顶高尾水系统的安全运行难题；马善定、伍鹤皋解决了三峡水电站压力管道的管-坝施工干扰的关键技术难题。

时针拨到2002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开工，一个世界级难题摆在建设者面前：南水北调中线从湖北丹江口到北京全长1000余公里，水面落差不到百米，要建造多座巨型渡槽保障每秒最大420立方米的流量输水，其槽底承重性能成为工程难以逾越的难题。国际上尚无设计先例。

时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的武大水院教授王长德，接下了这块“硬骨头”。经过近十年科研攻关，他带领团队在不改变施工材料的前提下，创新设计出“多厢梁式渡槽”，让渡槽承载力呈几何级数提升，既破解了大流量输水的技术难题，又为工程省下几十亿元建设资金。这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的成果，成功应用于南水北调中线27座大型渡槽，成为跨越沟谷的“钢铁水脉”。

此外，在工程规划设计阶段，武大水院教授郭元裕所提出的工程可调水量成果直接用于工程规模决策，王长德所提出的大型渠道糙率、桥梁水头损失等精确算法对工程论证和没计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工程运行阶段，学院教授郭生练提出的水库群协同调度技术显著提高了中线工程的运行效益；教授王长德、管光华等所建立的南水北调超大型输水渠系控制理论及冰期安全调控方式，确保了这一巨型“天河”工程的安全高效运行，截至2022年底已实现超600亿立方米水量的远程输送。

2014年12月，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汉江水自此一路奔涌向北。如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量已突破800亿立方米，直接惠及1.85亿人口。

当今，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关注度提高，航道整治中的生态保护也日渐成为长江黄金水道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学院河流系教授杨中华等专家深入研究河湖生态修复等领域的理论和技术，力求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促进长江航道的可持续、绿色、智能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2026年4月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SCE）授予学院教授夏军强2026年度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奖（Hans Albert Einstein Award），以表彰他在水沙灾害模拟与防控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该奖项每年在全球范围内仅授予1人，目前国内仅有3人获此奖项。

武大水院一代代师生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的努力和成绩，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身影留在沸腾的水电工地上，把名字刻在一座座雄伟的大坝上。正是他们扎根一线、始终与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同频的选择，将家国情怀沉淀为可代际传递的精神底色。

立学树人：学科建制与人才培养的武水回响

于武大水院而言，参与国家重大工程不只是完成国家任务，更是以研究和教育的双重身份，实现科研与学科跃升的重要支点。工程的复杂性会倒逼学科能力的系统性提升，而一流的工程实践又会反哺教学，培养出更优秀的下一代。

2003年，面向水资源战略与水电工程建设等国家需求，依托学院国家重点学科“水利水电工程”和“水文学及水资源”等优势学科，整合水资源与水电工程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及各类科研资源，武汉大学水资源与水电工程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获批立项建设。2023年，实验室重组更名为水资源工程与调度全国重点实验室，由武汉大学与长江设计集团联合共建。

继承了张瑞瑾、谢鉴衡、张蔚榛、叶守泽等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科学家精神和水利精神，夏军、谈广鸣、卢文波、李典庆等历届实验室主任带领实验室锚定国家重大战略，聚焦水利水电重点领域，在原始创新、核心技术攻关、成果推广与应用等方面不断实现新突破，形成一系列标志性研究成果。

实验室的多项核心成果已经成功应用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三峡、锦屏一级、白鹤滩、溪洛渡、乌东德等重大水利水电工程，为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还参与研制了全球首颗Ka频段、高分辨率SAR卫星，实现天空地一体化智能水利感知。

重大工程的实践磨砺与前沿技术的突破，不仅彰显了学院的硬核实力，更为武大水院锻造出一支既深耕基础理论研究，又扎根工程一线、能攻坚克难的师资队伍。目前学院汇聚了一支高层次人才队伍，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65人次，在岗杰青9人，位居水利院校前列。

一流的师资在教书育人与科研攻关中实现了双向赋能，这种人才引领、工程反哺的良性循环，持续推动着武大水院学科向更高水平迈进，形成了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学科生态。

2007年，学院水利工程一级学科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长期位居全国前三；2017年，水利与土木矿业工程学科群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2022年，水利工程学科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学院在学科综合实力、专业建设、科研平台、国家贡献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展现出显著优势，整体实力位居水利院校前列，并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一流的学科建制不是静止的丰碑，而是不断融入时代活力的流动长河。面对信息技术的深刻变革，学院也在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将深厚的历史积淀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创新势能。

传统水利给公众的刻板印象，往往是“苦”和“土”，而这种印象在数字时代正在被打破。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对水利类专业而言，行业整体从工程水利和资源水利，向生态水利和智慧水利发展，多学科深度融合的特点越来越显著。

武大水院一向高度重视水利创新人才的培养工作。从2021年开始，水院启动了智慧水利专业申报工作；2023年，成立智慧水利系；2024年首次招收本科生；2025年开设智慧水利拔尖人才试验班，支持水利人才本硕拔尖培养。

据了解，该专业是以水利工程学科为基础，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和水利专业的升级转型，融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工程管理等专业发展而成的新工科专业，重在培养兼具现代信息技术与水利专业基础的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水利水电学院院长刘攀介绍，依托武汉大学数智教育坚实基础而建的智慧水利专业，具有“水利+数智”深度融合、“创新班+大类培养”一体化设计、“科研直驱”服务国家战略等三大特色。除了国家需要，“我们还感受到了来自市场的强烈人才需求。”刘攀说，人才培养要具有超前意识，在“传统水利”到“智慧水利”的革命性变革中，亟须既熟悉水利专业知识又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高级专门人才。该专业就业前景广阔，既可以选择水利、交通、环保、市政、能源领域的大型企事业单位，也可以服务人工智能相关的新型企事业单位。

为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需求，聚焦水—碳循环协同治理与绿色低碳发展，武大水院于2022年开办了水碳循环与碳中和试验班（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属于全国首例，每年招收学生约30人，实行导师制和小班教学，院士领衔高水平教学团队，进行本硕博衔接培养，符合条件者可直接进入硕博阶段。围绕资源生态学、全球气候变化及能源经济学等前沿阵地，面向资源与能源、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碳交易与碳排放管理等就业领域，致力于培养具备水碳循环基础理论及能源—环境协同治理理念的高水平科技和管理人才，及碳核算、碳交易、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等拔尖创新人才。

此外，从2025年开始，武大水院实施博士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种子计划”，面向本科生，早发现、早培育、早储备一批潜在“优苗”，并提前重点培养系统布局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52位优秀本科生入选“种子计划”。

近5年来，学院培养了30位国家、省级选调生，122人赴国内外高校任职，并向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国电建集团、长江设计集团等输送了诸多人才。

每年，武大水院超过一半的学生升学到清华、北大、武大等学校，超过5%的学生前往斯坦福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等世界知名学府求学，保研率超30%，读研深造率达65%以上。

从治理江河的先辈到数字时代的青年才俊，武大水院诠释了“强行业”的深刻内涵——既需要甘坐冷板凳的理论积淀，也需要踏遍江河一线的实践磨砺。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国家水网建设、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构建、江河湖泊生态保护治理等战略需求持续释放，国家连续三年超万亿元的财政投入持续为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武大水利人，未来将继续在祖国大地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答卷。

江河战略：面向未来的选择

2026年，站在“十五五”规划的新起点上，江河战略的宏伟蓝图已经铺开。

2021年，总书记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继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之后，我们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国家的‘江河战略’就确立起来了。”国家江河战略凝结着总书记对国情水情的深刻洞察和对江河保护治理的战略考量。治水，特别是江河保护治理，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做好新时代治水工作的科学指引。

武大水院的师生们常常提起“从珞珈山到江河湖海”，这正是学院精神的空间隐喻——珞珈山是学术的殿堂，江河湖海是实践的考场。从山到水，意味着从理论到实践、从书本到工程、从个人理想到国家需求的落地生根，也意味着初心使命的升华。

水利水电学院教学楼。近5年来，学院培养了30位国家、省级选调生，122人赴国内外高校任职。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是夏军的人生座右铭，也是他对学生的寄语。如今他70多岁高龄，仍坚持游泳，也会去珞珈山步行锻炼，保持着旺盛精力和健康体魄，奔波于江河湖海。

站在2026年，回望武大水院近百年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关于选择的主线：

1928年，选择将水利纳入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上世纪50年代，参与荆江分洪、丹江口等共和国第一代重器建设；90年代之后，参与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国家重大需求建设；进入21世纪之后，选择智慧水利、碳中和等新方向，推动学科转型，以新质生产力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大局。

武大水院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对国家需求的坚定回应，都是学科基因的延续。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使命自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工业的血液、生态的基石，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武大水利人不可能缺席，也不应缺席。

“上善若水，天道酬勤”，夏军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水利事业的理解。水的品格，是利万物而不争，是处下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利人的品格，是默默守护江河安澜，是在无人知晓处筑牢安全屏障。

百年答卷，仍在续写。从珞珈山到江河湖海，从力学计算到算法决策，从混凝土浇筑到智慧运维，变的是技术手段，不变的是“治水为国”的初心。这份初心，如同江河之源，始于涓滴，终成浩瀚；如同大坝之基，深埋地下，托举巨澜。

当新一代武大水院人站在江河湖畔，他们手中的设备已从经纬仪换成无人机，眼中的目标已从“征服江河”转为“和谐共生”，但心中的使命与百年前的前辈并无不同——让江河安澜，让百姓安居，让国家永续发展。

这就是治水为国的百年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