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男子惨死上海，凶手竟是妻子和儿子，2001年上海佐藤案始末

2001年，69岁的日本老人佐藤善治和妻子、儿子在上海旅游，不想一个星期后竟惨死在上海。

其妻子与儿子在向警方报案时，称他是死于车祸，可警方在经过对案发现场的勘查后，却认定佐藤善治是被他人用钝器击打头部致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上海警方拨开重重迷雾，苦战20多个小时，终于侦破了这起重大涉外凶杀大案。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杀害死者的凶手竟然就是他的妻子与儿子。

时间重新回到2001年，这年4月30日凌晨2点12分，一阵急促的警铃声骤然响起。

接警员迅速拎起电话，只听得一名女子焦灼而又颤抖地说道：“在闵行区绿苑路桥边有一个日本老人被汽车撞了，肇事司机已经逃走，现在日本老人已被人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

几分钟后，闵行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事故科的民警便到达了案发现场。

在夜幕下，民警仔细地勘查了车祸现场，发现地上留有一小滩血迹，不远处散落着一件沾有血迹的格子呢西装和一双肮脏不堪的皮鞋，四周清晰可见一道道平行的车轮印辙。

由于现场地处偏僻，且车祸又发生在午夜，民警没能在现场找到目击证人。

于是，民警在勘查完事故现场后，立即驱车赶往抢救遭遇车祸的日本老人的武警医院，准备进一步了解车祸的详情。

但这名日本老人在送到医院时已经死亡。

死者是来中国旅游的日本游客，能否及时将佐藤善治死亡的真相搞清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声誉。

上海警方迅速投入侦破工作。

死者的身份很快就被确定：佐藤善治，男，69岁，日本国籍。今年4月23日持旅游护照与妻子佐藤登志惠、儿子佐藤公彦来上海旅游，住在闵行区某大酒店506房间。

侦查员首先找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要求他们积极配合上海警方的调查，尽可能详细地提供死者遭遇车祸前的活动情况。

据其儿子说，4月29日晚21时许，其父酒后散步，许久未归，母子俩焦急寻找，几个小时后发现倒地的父亲，紧急联系翻译冯梦，冯梦驾车赶来，紧急送医。

尸检报告很快出来，经尸检表明：佐藤善治是因大出血而死亡，死亡时间在4月30日的凌晨，其头部、背部有20余处圆形钝器多次击打所致的损伤，且大部分集中在头部；手指骨节也有部分被打断，应是在遭到击打时用双手护住头部而形成的。

显然，死者身上的损伤不是因车祸形成的，而是由他人行凶所致。

明明是车祸，怎么还有钝器伤呢？

难道不是车祸？

案情很快引起了市公安局高层领导的极大关注，专案组迅速成立，连夜开展侦查工作。

再次勘察现场发现，死者家属指认的车祸现场虽然有带血的衣服和鞋子散落在地，但马路上并没有汽车撞击点，也没有留下血痕，这与车祸现场应有的特征不符，法医的尸检也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侦查员们根据种种迹象分析后认为，这肯定不是一次交通事故。

死者决不是因车祸而导致死亡，而是他杀。

现场血衣与鞋子

并且走访得知，29日晚上，他们一家三口是同时外出的，还有群众反映，

居住的一青年妇女对侦查员说，29日深夜23点左右在绿苑路桥北侧听到了男子的惨叫声。

专案组再次对死者的亲属进行询问，死者的儿子对公安干警说，他的父亲长期以来有一个生活习惯，即每逢喝酒后必定要独自外出散步，时间要长达1个多小时，这次遭遇车祸也就是在酒后散步时发生的。并说他自己是住在银河宾馆5107房间。

经调查得知，银河宾馆5楼是桑拿部，没有客户，更没有5107房间。实际上他是和一个上海女青年一起居住在龙柏地区的某新村里，而与他同居的那个上海女青年正是他们一家的翻译冯梦小姐。

经从外围调查得知，冯梦系上海人，早在1999年她就在上海的一家娱乐场所和佐藤公彦结识，不久便同居，双方的父母从去年开始互有接触。以后他们共同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辆“神龙富康”牌轿车。

于是，侦查员马上又找到冯梦。

据她所说，29日晚上至30日凌晨1点30分前，她正在上班，突然接到死者儿子打来电话后便迅速驾车赶到事故现场，和他一起将死者送往医院抢救。

大规模的调查后，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开始盘旋在公安干警的脑海：死者儿子明明居住在龙柏地区的某新村里，为什么要对公安干警谎称住银河宾馆5107房间？

为什么母子俩和翻译冯梦均异口同声断定死者是死于车祸？

案发现场地处偏僻，周围黑灯瞎火，来自异国的佐藤母子人地生疏，在没有照明工具和步行的情况下，怎么会顺利找到已倒在血泊中的死者？

死者每次喝酒后都是独自外出散步，29日晚上他们一家三口为何一反常态同时外出？

案发时，冯梦正在上班，为什么说是她开车送死者到医院去的？

分析案情

恰在此时，对死者一家在日本国内情况的了解也有了反馈：

4月23日，死者儿子在离开日本前往上海的当天特意在三家保险公司购买了价值1亿日元的意外保险。

一个大胆的推理在公安干警的心中突然出现，那就是死者儿子会不会在中国杀害其父亲后，故意用“车祸”的假象来迷惑中国的警方，而从保险公司骗得这笔巨额赔偿金？

根据这一系列的重重疑点，专案组指挥员果断决定：立即将母子俩与翻译冯梦请到派出所进行谈话。

4月30日下午4时，三人被侦查员“客气”地请到了案发地派出所。

侦查员还没怎么问，死者妻子就慌忙说，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要快吃完了，急需回国取药，希望中国警方不要耽搁她的时间。

而站在一旁的死者儿子也声称他们已买好了5月1日回国的机票。

自己的亲人意外地死在异国他乡，且在死因还未查明的情况下，不是急着要求警方尽快破案，缉拿凶手，却再三要求马上回国，连怎样料理后事也只字未提，这实在是不近人情。

再说死者妻子要的那种医治心脏病的药，在上海的药店里完全可以买到，根本用不着赶回日本去。

这其中必有蹊跷。

突然，一位细心的公安干警发现在死者儿子的耳蜗内侧残留着喷溅状血迹。

专案组指挥员立即果断决定：提取他的耳蜗内侧残留着喷溅状血迹与其父的血迹进行比对。

很快，比对的结果出来了。

这血迹不是他的，而是他父亲的。

至此，侦查员一致认为，死者肯定不是死于车祸，死者儿子具有明显的作案嫌疑。

当下最重要的是找到第一现场，经过缜密的梳理，慢慢地一个重要的“情节”又在侦查员的脑海里闪回：死者儿子打电话给翻译冯梦，要她驾车前来送死者到医院……

车子，对！这车子是不是有什么文章可做？一个灵感瞬间在公安干警脑中产生。

于是，他们决定马上对翻译冯梦开的那辆“神龙富康”牌轿车进行检查。

在侦查员的仔细搜寻下，很快就在这辆轿车的顶部、车门、座椅的缝隙和车厢的四壁等处，找到了喷溅型血迹。

经法医比对，发现与死者DNA结构完全一致。

由此可以断定，这些血迹是死者在车内受打击时留下的，结合死者儿子的左耳耳蜗内侧残留着的其父亲的喷溅状血迹，侦查员们兴奋地跳了起来：“案发的第一现场就在这辆轿车上，佐藤母子及翻译冯梦具有重大的杀人作案嫌疑！”

对三人的调查随即全面展开。

案情的真正突破首先是从翻译冯梦的身上开始的。

因为根据周密的调查，公安干警已对她案发当晚的行踪了解得一清二楚：案发时，她正在单位上班，驾车送死者到医院抢救的并非是她。

于是，公安干警决定单刀直入和冯梦进行正面交锋。

不料，坐在审讯室里的冯梦面对公安干警的讯问，显得十分镇静，一口咬定案发当晚就是她驾车送死者到医院抢救的。

警方告诉她警方已经查到他与死者儿子同居的事，并告诉她死者不是死于车祸，而是被他人谋杀，听到这里，冯梦惊住了。

随后，她如实供述了自己早已与死者儿子建立了恋爱关系以及在死者遭遇“车祸”前后的去向。

据他说，4月29日白天一切正常，但在傍晚5点，她带母子俩一起到烧烤城吃晚饭时，死者妻子一直不断地怒骂自己的丈夫，说自己和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感情，简直恨死这个老头子了，她只得一边好言相劝。

晚上8点，她驾车将母子俩送回宾馆。

临别时，死者儿子说她已经开了一天车，人太累了，就别再把车开回去了，由他驾车将车子停放到红松路去。

于是，她把车钥匙交给他后，便坐出租车赶到单位上夜班。

冯梦

约在晚上10点左右，她突然接到死者儿子打来的电话，说是他父亲失踪了，他和他母亲十分焦急。

直到4月30日凌晨1点30分，死者儿子打电话告诉她说父亲已找到了，但却受伤倒在血泊之中，大概是被汽车撞的，他现在已开车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要她马上赶到医院来，帮帮他忙。

同时，死者儿子在电话里再三叮嘱她，他没有驾车执照，如果中国警方来调查此事，一定要说是她驾车送父亲到医院抢救的。

因他无证驾车，一旦被警方查获，会被处以行政拘留的。

另为避免警方的怀疑，他还让她打110报警电话，就说有一个日本老人被汽车撞了，肇事司机已经逃走了。

她都毫不犹豫地一一答应了下来。

至此，公安干警们对侦破此案已成竹在胸。

5月1日凌晨4点30分，经过干警们和佐藤母子的斗智斗勇，母子俩终于低下了头，彻底交待了如何谋杀自己亲人的犯罪事实。

原来，死者是个性格暴戾、嗜酒如命的恶丈夫。其妻自和他结婚42年以来，一直饱受他的残酷虐待。

他经常是在公司里遇到不顺心的事后，回到家中打骂妻子，拿妻子当出气筒，有时甚至打到骨折住院。

父亲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儿子的强烈不满。

一次他再一次目睹夫妻毒打母亲，便对母亲说，要杀了父亲，替母亲报仇。

母亲先是一惊，随后联想起自己四十多年的遭遇，便同意了儿子的想法，并马上和儿子谋划起如何巧妙地将丈夫置于死地。

4月中旬，当他们一家准备到中国上海来旅游时，儿子便悄悄对母亲说准备利用他与上海的女友合资购买的那辆轿车，在上海制造车祸的假象，在中国将父亲害死，然后迅速离开中国，返回日本。这样，既迷惑了中国警方，又使日本警方毫不知情。

另外，三人于4月23日即将赴中国的当天，死者儿子在日本分别向三个保险公司投保了三份海外旅行伤害人寿保险，保险金额达1亿日元。

如果父亲是因车祸而意外死亡，母子俩就可从保险公司获得3000万日元的巨额赔偿金。

精明的儿子暗暗盘算道：自己开了家公司，目前流动资金十分紧张，亟须补充资金。一旦父亲“意外死亡”的话，将这笔巨额理赔金注入到自己公司的账户内，必将大大地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

所以，这次他是铁了心，非将自己的父亲置于死地而不可。

4月23日他们一家三口抵达上海后，儿子一直不停地在寻找“制造车祸”的时机和地点。

可是来到上海后，一直下雨，按他原定的时间表，5月1日他们就要回到日本。

儿子不由焦急万分，若再不动手，就没时间了。想到此，他便和母亲说，今晚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动手。

根据父亲有每晚喝酒，且酒后喜欢独自外出散步的习惯，4月29日晚上8点30分，妻子按照事先的预谋，在他饮用的啤酒中放入了大量的安眠药。

不知内情的丈夫稀里糊涂喝下后，母子俩主动提出要陪同他一起外出散散步。

他们走出酒店后不久，儿子便哄骗他说：“爸爸，你走不动，我开车送你回酒店吧。”

说着，便和母亲一起，把他拖上了存放在不远处的那辆“神龙富康”牌轿车，并故意安排他坐在副驾驶座上，而母亲则坐在了后座。

儿子边开车，边不时地斜眼望望坐在身边的父亲。

深夜11点左右，他见父亲已像死猪般昏沉沉地睡着了，便迫不及待地拿出事先藏在车内的一把榔头递给坐在后排的母亲：“妈妈，快动手！”

接过儿子递来的榔头，42年来深埋在心底里对丈夫的千仇万恨，眼看着就在这一刹那得到雪耻，妻子不由地低声吼道：“你这个恶老头子，今天算是死到临头了。”

说着举起榔头就疯狂地向丈夫的后脑狠狠砸去，直到丈夫一动不动。

然后，儿子把车开到闵行区绿苑路桥边，趁着黑灯瞎火，迅速脱下父亲沾满鲜血的衣服和皮鞋，将它们丢弃在马路边，然后开车到冯梦居住的龙柏地区的某新村。

匆匆地擦脸洗手，将血衣裤换下。

换上干净的衣裤后，他们将作案用的榔头藏匿在壁橱里，并将轿车里里外外地冲洗了一遍。

但聪明的儿子却恰恰忘了把溅在自己左耳耳蜗内侧的血迹清洗掉，从而为自己作案留下了无可逃脱的罪证。

紧接着，儿子载着早已死去的父亲，开车直奔医院，假装送他去抢救。

途中，他打电话给冯梦，要她打110报警电话，说是发生了车祸，并向警方作伪证。

到了医院后，他装出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对医生说病人是被汽车撞倒的，头部严重受伤，要医生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抢救。

一切的一切，似乎做得是那么天衣无缝。

想不到，尽管佐藤母子机关算尽，精心策划了这场灭绝人性的跨国谋杀大案，但最终还是逃不过上海警方的火眼金睛。

血案发生后，引起了日本国内和海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按照国际惯例，签订有引渡条约的国家间可以相互引渡本国犯罪嫌疑人回国，但中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签订引渡条约。

因此，母子俩必须接受中国法律的庄严审判。

由于这是首次在中国境内以中国法律审理外国人的故意杀人致死命案，根据司法主权的规定的，日本的律师不能到中国参予诉讼。

因此，日本驻沪总领事在同有关部门协商后，决定聘请拥有多名留日法学人才的上海京达律师事务所的几名律师为母子俩辩护。

双方会面后，他们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的律师为他们辩护，同时对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所受到的人道主义待遇表示欣慰。

2002年6月，佐藤公彦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其母被判12年，冯梦也因包庇罪、伪证罪被被判处相应刑罚。

佐藤公彦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2年7月，其上诉被上海高院驳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