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汪东兴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共大”。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对这所学校最直观的印象，来自于曾风靡一时的电影《决裂》。影片中的两个场景的两句话：一句是上大学“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一个“马尾巴的功能”，至今记忆犹新。

要讲清楚江西“共大”的来龙去脉，离不开汪东兴。这所学校的出现，不只是教育史上一桩“办学创新”，更与那时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多重力量交汇有关。

“大跃进”的产物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创办于1958年。

1958年是什么年份？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年代，整个中国都处在一场名为“大跃进”的运动洪流之中。人们怀着冲天的干劲，要“超英赶美”，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样的氛围里，一切旧有的秩序和观念，似乎都成了需要被打破的“坛坛罐罐”。教育，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一直对当时苏联式的教育体系不甚满意。他觉得那种教育脱离实际、脱离劳动、脱离群众，培养出来的都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他心中理想的教育，是能培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简单说，就是既能读书识字，又能下地干活；既懂马列主义，又会开荒种田。

这种思想，在1958年找到了最适宜生长的土壤。教育也在这种大气候中被重新想象：大学不一定非得像旧大学那样办，课堂不一定非得关在城里，知识分子也不一定非得和体力劳动分开。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些口号不是偶然冒出来的，它们有很深的时代土壤。

于是，一种全新的办学模式——“半工半读”，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江西，这个革命的老区，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江西有自己的特殊条件。一方面，江西山地、丘陵多，工业基础薄弱，农业人口比重大，很多地方交通不便，教育资源尤其稀缺。另一方面，江西当时大办国营综合垦殖场，山区开发、林业经营、农垦扩张，都急需一批懂一点文化、又会干农林牧副渔实际工作的人。传统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不一定愿意去山里；农村年轻人想读书，又往往没机会进普通中学、大学。于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矛盾就摆在眼前：国家需要人才，农村也需要人才，可现有教育体系供给不上。所以，江西一些垦殖场原先就已经自发办起技术学校，用来培训农民、青年职工，效果还不错。

1958年横空出世的江西“共大”，其实是在这个基础上，被政治化、制度化、规模化了。

为什么是汪东兴？

1958年3月，汪东兴被派到江西，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兼省农垦厅厅长。

1958年5月，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江西情况，谈到一些垦殖场为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能力，已开始办技术学校。毛听后表示赞同，认为“这个办法好”，并让他回去和江西方面商量，多办一些，让上不起学的农民也能上学。

1958年6月9日，江西省委、省人委作出《关于创办江西省劳动大学的决定》，6月16日定名为“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8月，总校和数十所分校即同时开学。汪东兴担任总校首任党委书记并兼副校长。

汪东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干部，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是毛极为信任的人。这样的身份，决定了他到江西，不只是来“分管一摊工作”，而是带着中央尤其是毛的信任来的。

在中国政治运行中，制度权限是一回事，政治威望是另一回事。有时候，后者甚至比前者更有力量。汪东兴恰恰兼具这两样：他既有正式职务，又有特殊的政治信任。也正因如此，他在江西推动农垦、推动“共大”，分量就和普通副省长不一样。没有汪东兴，这所学校未必不能办；但没有汪东兴这样的身份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它大概率不会办得这么快、这么大，也不会那么快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合法性。

第一，办“共大”不是办一所普通学校，而是创造一种“新型大学”模式。这需要很大的政策空间。江西省内就有不同意见，“有人支持，有人不赞成”。要压住分歧、迅速定案，必须有足够强的推动者。

第二，汪东兴能直接把地方经验送到毛那里去。许多地方干部也有想法，但未必有这种通道。汪东兴既能向毛汇报，又能把毛的态度带回江西。这个“上通下达”的能力，是“共大”得以迅速成形的核心条件。

第三，汪东兴本人也确实有一种强烈的“苏区情怀”和“穷孩子读书”的情结。他是江西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少年参加革命，对农村、山区、劳动、干部下沉这些事情，本来就有感情上的认同。

下文要提到的毛泽东给“共大”的信，就讲到两个例子，一个是中央警卫团办的学校，另一个是中南海机关办的学校。这两个学校，都是在汪东兴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建立的。它们和“共大”一样，都是“半工半读”的模式。警卫团的战士们，一边站岗放哨，一边从小学读到大学。中南海的机要、服务人员，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文化。

可以说，汪东兴是最早实践并领会毛泽东“半工半读”教育思想的人之一。他不仅自己搞，还把这个经验推广到了家乡江西。他不只是机械地执行指示，也确实相信这种半工半读的路子对江西有用。

但是，理想和现实还是隔着一段距离。

从理念上说，“共大”是要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是要培养懂技术、能劳动、服务农村的“又红又专”人才。但是，因为学生不分来源，甚至手上的老茧也是入学的资格，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显然无法进行系统的教学。即使它想培养人才，也缺少大学所必需的学术条件、师资条件和制度条件。结果是，校名中的“劳动”二字，则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当年就有人戏称，“共大”是“大学的牌子，中学的本子，小学的底子。”

毛泽东的“七三〇指示”

毛泽东对“共大”的支持，是落在历史文献中的。

1961年7月，为筹备江西“共大”三周年纪念，汪东兴请毛泽东“写几个字”表示支持，毛认为“这是一件大事”。7月30日，他写下那封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封信。信中高度肯定“共大”的办学方式：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分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的平地。在校的青年居多，也有一部分中年干部。我希望不但在江西有这样的学校，各省也应有这样的学校。各省应派有能力有见识的负责同志到江西来考察，吸取经验，回去试办。初时学生宜少，逐渐增多，至江西这样有五万人之多。

由江西“共大”，毛泽东还举一反三，进而提出全国“党、政、民（工、青、妇）机关，也要办学校，半工半学”。

这封信，就是后来著名的“七三〇指示”。

不过，毛泽东写这封信几天后，又说要收回。汪东兴只好留在手上，没有在“共大”三周年会上宣读。

惯例说来，以毛泽东地位，一向惜墨如金。他洋洋洒洒地写下600字的信，为什么自己要收回，不让公开？恐怕与当年的大背景有关。

简单地说，1961年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持续三年的“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经全面显现，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全党上下的主要任务，已经从“大跃进”的狂热中清醒过来，转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全力以赴地恢复生产，解决迫在眉睫的饥荒问题。

在这次调整中，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领导为代表的务实派，开始对“大跃进”以来的一些“左”的政策进行纠偏。在教育领域，也开始强调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重视基础知识和科学理论的学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看毛泽东的这封信。信中赞扬的“不要国家一分钱”、“半工半读”，正是“大跃进”时期最典型的做法。这种模式，在当时强调集中力量恢复经济的领导层看来，可能显得不合时宜。如果将这封信公开发表，号召全国学习“共大”，无疑会与当时中央的调整政策产生抵触，甚至被理解为毛泽东对一线领导工作的批评。

毛泽东对此显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他虽然从理念上完全赞成“共大”，但也明白在当时的困难时期，全面推广这样的模式条件并不成熟，甚至会引起党内新的思想分歧。因此，将这封信暂时搁置，不公开发表，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策略和妥协。

周恩来总理后来的一个举动，也印证了这一点。1961年9月18日，周总理来到江西“共大”，他没有公开发布这封信，而是以口头传达的方式，告诉“共大”的师生代表：“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给你们学校写了一封信！”他用这种方式，既给处在困难中的“共大”师生带去了巨大的鼓舞，又避免了因公开发表而可能引发的政治波澜。他还鼓励“共大”师生要“站得稳，顶得住”，这恰恰说明，“共大”在当时正面临着来自各方的怀疑和攻击。

电影《决裂》结尾，有一个情节提到毛泽东这封信。说这封信是被扣押，并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语境。这当然是瞎编了。

汪东兴转毛泽东的信

到了1963年秋，江西“共大”似乎难以为继了，还是周恩来出面，召集教育部、农垦部、财政部以及中宣部的有关单位，听取江西“共大”副校长汇报，帮助解决问题。

汪东兴此时已经回京，仍兼任校长，没有出面。不过，副校长的底气比较足。他在汇报中提出两个要求：第一，要求国家再给予三年的资金补助，以便达到今后“不花国家一文钱”的目标。第二，要求国家统一分配该校毕业生。

对“共大”的要求，财政部长张劲夫说，江西“共大”不在国家计划的高等院校之列，不能拨款。并说，他们不是向主席说了，不要国家一分钱吗？

教育部副部长周荣鑫说，“共大”不按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教学，毕业生的质量达不到要求，分配时很少有单位愿意接受，无法纳入分配计划。

两位部长的态度，让周恩来比较为难，只能在中间婉转的协调。他对张劲夫说，主席说，不花国家一分钱，那是提倡一种精神，也不是真的不给钱。他建议，补助费由财政部与江西省财政厅协商解决。至于毕业生分配问题，由于江西共大为江西省农垦厅所办，所以教学方面由农垦部部长江一真会商教育部提出意见。

在这个过程中，“共大”校长汪东兴将留在手中的毛泽东那封信，转给彭真。据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的回忆，汪在给彭真的信中说：主席收回了这封信，后来也没有再问。我只好送给你，请看如何处理。

彭真批示说：多年来这类学校我们办得很多了，经验也已经不少，应该总结一下了。然后交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康生、周扬等传阅。

看来，汪东兴没有获得支持。

196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将此信收入，才算第一次公开发表。

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展开，教育领域正大规模批判旧制度、旧路线，需要从毛过去的讲话、批示中寻找依据。“七三〇指示”因此被重新发现、重新命名、重新赋予政治权威。由给江西“共大”的鼓励，变成了全国教育革命的一个象征文本。“共大”也随之被推上了全国教育革命样板的神坛。

汪东兴力挺

时间快进到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持续十年的“文革”宣告结束。中国，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拨乱反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教育领域，最直接的体现就是1977年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知识和人才的价值，被重新提上议程。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共大”，这个在文革期间被奉为典型的“新生事物”，其地位就变得非常尴尬了。

“共大”所代表的“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社来社去”（即从公社来，回公社去），与恢复高考所倡导的“择优录取”、“为国家建设选拔人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共大”斗争故事的电影《决裂》，在当时被认为是“四人帮”用来攻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炮弹”，自然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一时间，“共大”模式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然而，有一个人，坚定地站出来，为共大辩护。他，依然是汪东兴。

此时的汪东兴，作为参与粉碎“四人帮”的功臣之一，身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办公厅主任的高位，权势正盛。在他看来，“共大”，是毛主席亲笔写信赞扬过的，是毛主席教育思想的典范。否定“共大”，就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

1976年11月18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大庆、大寨要宣传，江西共大也要宣传，《决裂》这个电影也可以演……社来社去有什么不可以，但不要绝对化。”

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高等学校招生文件时，华国锋指出：“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共大都是毛主席讲过的，可以单独写一段”。汪东兴接话说：“江西共大农林牧副渔都有，这很好，是综合大学，江西共大确实好的，我就不信它不出人才。”

1978年1月，在教育部的重点中小学名单中，“江西共大总校附属‘七·三〇’学校”赫然在目。这背后，显然有高层的力挺。

汪东兴的这些言论，不仅仅是在维护一个学校，更是在维护一种思想，一个时代，以及他所理解的毛泽东的遗志。

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就在汪东兴力挺“共大”的同时，另一位复出的政治家——邓小平，对教育问题发表了截然不同的看法。

1978年9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确地去理解。”他认为，像“共大”、七二一大学这类学校，可以由各省自己去搞，“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他紧接着话锋一转，强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不能所有大学都走这条路。他重申，毛主席也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要“出人才”。

邓小平没有全盘否定“共大”，而是将其定位为一种地方性的、补充性的、不纳入国家统一计划的办学模式。这实际上是一种“降级处理”，巧妙地将它从国家级教育革命样板的位置上请了下来。

汪东兴对“共大”的坚守，是他政治立场和情感忠诚的必然结果。但在整个国家都渴望现代化、渴望知识、渴望人才的时代浪潮面前，他的坚守，显得孤独而悲壮。

胡耀邦的评价

1980年，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曾经遍布山头的分校和那一套充满革命热情的办学话语，也逐渐被正规高等教育体制替代。到后来，人们更多是通过《决裂》、通过“手上老茧就是资格”和“马尾巴的功能”的段子想到它。

1984年，胡耀邦同志视察江西时，对“共大”的历史做出了一个更为温和与务实的评价。他认为，不应否定“共大”，因为它“对开发山区起了一定作用”。他更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垦殖场和下放干部等历史遗留问题。他既没有把“共大”抬成完美典范，也没有把它打成一无是处，而是把它放回“当时情况”中去看。

我想，这正是理解历史最需要的一种态度。

历史不是法庭，不是只忙着判决谁对谁错；历史更像黄昏时分看一条旧路，路上有脚印，也有泥坑，有人曾意气风发走过，也有人在路边摔过跤。江西“共大”就是这样一条路。

而汪东兴，则始终站在这条路最显眼的地方。路是他推动修起来的，旗是他举过的，辩护也是他做过的。最后，当路被历史慢慢改道，他也就成了旧路上的人。

最后，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深度历史类公号，我也常看。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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