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本位的明清两朝，为何长期没有铸造流通银币？

苏哥之前写的文章《白银如何改变中国：一条银线串起明清500年》，有好几个朋友提出一些问题：

既然明清时期已经大规模使用白银，朝廷也以白银作为主要税收货币，那为什么明清数百年里都不把白银做成标准化的银币呢？哪怕技术不够做打制银币呢？为什么要到了晚清才被动试铸银币？

这些问题非常有意思！苏哥今天就用自己的观点来回答一下，当然不一定对，有不同意见的话可以像苏哥一样写写小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最近苏哥后台有收到一些投稿，不过苏哥都给拒了，因为苏哥这个是个人账号，水平有限不方便审阅他人稿件，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开号发文探讨，丰富咱们圈子的内容。）

的确，自从1581年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后，中国实际上就迈入了银本位。但为何明清却依旧长期实行称量银两制（无法定面值，靠称重验色交易），始终没有落地像西方国家的统一标准化银币呢？

有些人说是因为明清搞海禁信息不透明，还有就是铸币技术不允许，说中国古代是搞范铸和翻砂铜钱路线的，没有西方的扭力压机或者水力锻锤机技术。

这些理由呢看似有道理，但细究呢就知道不是主要原因，明清时期的中外交流并未完全受阻——明清时期的中国通过朝贡体系，外国使团，耶稣会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走私贸易等方式接收了美洲作物，西方天文知识，地图测绘和火炮技术等。像Cob银币，荷兰大马剑，地球双柱等银币早就通过贸易流入中国，朝廷和参与走私海贸的沿海士绅集团对于番洋（外国银币）是绝对不陌生的。

如果中国当时的统治者真对金银铸币技术有兴趣，无论是通过技术引进还是自己仿造，都是可以做到的。毕竟就连日本德川幕府都可以确立金银铜三货制度，大规模铸造定值金币和银币，总不至于说当时中国在技术上做不到。

苏哥认为，银本位的明清两朝之所以长期没有铸造流通银币，主要是因为以下这几点原因：

一、白银是民间自下而上自发生成的货币

白银其实是民间自发生成的货币，朝廷只是被动追认，而非官府自上而下立法推行的法定货币。

明初国策主推大明宝钞，官府极为排斥金银货币化，甚至连铜币都有很长时间的停铸。在宝钞恶性通胀沦为废纸，铜钱又不够用的时候，海外白银（日本银、美洲西班牙银）海量流入沿海，民间自发以银结算商贸。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只是把民间既成事实制度化，赋税折银并不是朝廷主动设计的制度。

因此白银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货币，从底层商贸倒逼官府接纳，货币规则并不由国家主导。

二、白银供给高度依赖海外，朝廷无法控制源头

明清本土白银产量极低，国内流通白银绝大部分都依靠贸易进口，白银的存量和市场价随国际银矿开采，拉美独立战争，海外贸易剧烈波动。

比如明末洋银断供银荒，嘉道鸦片贸易白银外流，乾嘉洋银涌入通胀……白银源头在海外，朝廷没法控制，自然就很难去赋予银币定值，铸币自然就比较多余，还不如直接用生银/素银直接称重交易。

三、庞大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统一铸币

本来各地库平、漕平、市平重量不一，银锭成色也参差不齐，过秤、验银、熔铸、折算汇差也是利润来源。一旦全国统一标准银币，称重、公估、熔银利差直接消失，既得利益集团那可是要拼命抵抗的。

各地征收赋税，百姓碎银上缴，官府熔铸成官锭，火耗（熔银损耗）是明清地方法定额外收入和官吏灰色俸禄大头。一旦由中央牵头铸币固定银币成色重量，那么这部分火耗就会变成铸币税直接被中央抽走，地方督抚和州县以及基层官吏自然会反对，清代“火耗归公”只是把灰色火耗合法化，并不敢真跟整个利益集团碰撞。

道光，咸丰年间就数次提议官铸银元全国通行，但遭户部、地方、银商联手搁置。

就算到了清末决定要铸币了，“元两之争”都一直未绝，两帮人马吵了很久。因此明清时期统一全国铸币的难度远超今人想象。

四、传统治国财政思想限制

明清本质上还是封建王朝，没有能够建立近代国家的财税货币制度思想。主流理财思想还是轻改币制，不生事端。正所谓“治钱以安静为要，兴一利必生一弊”。官府只收成品税银即可，不愿再投入巨额成本搞统一规格的流通银币。

五、二元货币生态弱化统一银币需求

明清时期民间日常柴米油盐小额交易用制钱（铜钱）或者以物易物，只有缴税、长途大宗贸易、大额借贷才用白银，两套货币长期互补运行，也就是所谓的“大数用银、小数用钱”。

老百姓日常几乎碰不到大额白银，碎银拆分兑钱由银铺完成。官府只需要收整锭税银，不需要细碎标准化银币流通，市场自发的碎银，各地元宝刚好适配分层需求，倒逼改制的民间刚需不足。

以上就是苏哥关于明清时期为何长期没有铸造流通银币的答案了，仅仅是苏哥自己一家之言，我相信大家应该可以总结归纳出更多客观主观原因。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无论明朝还是清朝，都只是传统的封建专制王朝，并非近代国家，其本身的财税货币制度思想封建保守被动落后，以至于晚清海关税，外债，赔款大多直接以外国银元结算，外币深度绑定了国家对内和对外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