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率大批高级将领来到西安,逼迫张学良“剿共”。蒋介石驻临潼华清池,下榻于五间厅,钱大钧作为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如影随形,也住在华清池。
蒋介石到达西安第三天,张学良乘拜见蒋介石之机,悄悄对钱大钧说:“听委员长专列司机说,车头气泵有点毛病,应该趁着现在空闲到西安车站维修一下,时间不长,很快就会修回来,你看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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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钧与张学良一向私交甚好,最近张学良屡屡向蒋介石“哭谏”,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介石严厉训斥,钱大钧对张学良很是同情,见面总要劝慰几句,见张学良提出这样的建议,不疑有他,未加思索便答应了。
钱大钧本想向蒋介石报告一下,转念一想,芝麻大点小事就没必要请示,何况修车也是件好事。于是,列车的车厢很快被甩下,车头开进了西安车站。 钱大钓没有想到,自己这个疏忽,“危及到领袖的性命”,令自己身陷囹圄。
12月12日凌晨5时半,睡梦中的钱大钧忽闻一阵枪声,心中顿感大事不妙,即起身奔向蒋介石的卧室。此时东北军105师一个团包围了华清池, 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捉拿蒋介石,已赶到华清池门外,他们本打算乘车直接冲入院内,遭到蒋介石门卫岗哨的开枪拦击,双方发生冲突。 钱大钧在卧室没有找到蒋介石,便去后山寻找。途中冷不防被一颗飞来的流弹击中背部,从前胸穿出,顿时血流不止。 钱大钧跌坐在地上,捂着伤口呻吟。前院双方还在枪战,他害怕再次中弹,嘶喊道: “不要开枪,我是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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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东北军白凤翔师长、唐君尧旅长就在不远处,听到钱大钧的呼声,见他满身是血,也急令士兵不要乱开枪,双方这才停火。
白、唐随即将钱大钧送往医院。幸亏子弹只是伤及右肺尖,加上抢救及时,钱大钧才大难未死。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两名侍卫和随从蒋孝镇的护卫下,登后山直奔东侧后门,准备从后门逃走。由于打不开门锁,情急之中只好越墙逃生,不想墙外有深沟,蒋介石翻墙后失足跌入深沟,摔伤后背。为了躲避追兵,他往山上逃跑,躲在一堆草丛中,被孙铭九等人搜出,并押送到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关进早已准备好的房间。
西安事变,对于蒋介石来说,是一生的奇耻大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2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离开西安,经洛阳抵达南京。 27日,钱大钧等其他人员也被释放,得以返回南京,然而钱大钧一下飞机便被扣押起来。
钱大钧心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遭到扣押。他被带到蒋介石面前,由蒋亲自审问: “慕尹兄,我对你一直信任有加,此次你与张汉卿互相串通,故意将火车头开离临潼,使我遇难时不得脱身,你可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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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钧听罢,顿时冷汗直流,连呼:“冤枉”,赶紧说: “校长,慕尹对张、杨的兵谏事前毫无所知,火车头被开走我并不知其中有诈……”
钱大钧慌乱地解释着,又将自己如何中弹住院的经过声情并茂地讲了一遍。 钱大钧说完,伸手扯开上衣,让蒋介石看枪伤,接着,又泪流满面地请求在旁边的军统特务戴笠将血衣取来。蒋介石看过血衣,怒气才稍稍平息,但对钱大钧的信任无法恢复如初。 第二天,蒋介石指示戴笠:“将钱大钧暂时调离侍从室,让他去上海休养一段时间。”
由于西安事变的失职,钱大钧人生的鼎盛结束,开始一步步走向衰退。 在上海休养一段时间后,1937年2月,钱大钧回到侍从室继续担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不久就被调离侍从室,改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代理主任。
陈冠任著、中共党史出版社的《建国录:毛泽东与1921—1949年的中国》(全四册)记述了此事,该书与该社 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全四册)为姊妹篇,一侧重于建国一侧重于治国,用最新的史料,鲜明的观点,完整记述了毛泽东的光辉一生,还原测了一个真实的毛泽东及其时代,被誉为“毛泽东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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