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活着真可怕”的社会是怎样炼成的？

前苏联刚解体的时候，波兰作家卡普希钦斯基去原有的加盟共和国旅行考察，在顿涅茨克火车站候车时，度过一个恐怖的夜晚。

光线昏暗的大厅里，人们紧挨着坐在木凳上，或者直接躺在上面。他们都睡着了，旅途和等待的疲惫让他们在睡梦中摆出最奇特、最紧张的姿态。他们裹着披肩和围巾，藏在大衣和带耳罩的帽子里。从远处看，就像静止的、鼓鼓囊囊的包裹和行李，成排地放在那里。

寂静、沉闷和黑暗。

突然，在大厅的一个角落，从其中一个深不可测的包裹里传来一阵尖叫。一个妇女跳起来，围着大厅转圈，无助地跌跌撞撞。“vory!vory!(有贼！有贼！）”，她绝望地喊道。她醒来后，发现自己的手提包不见了。她在长凳间徘徊了一段时间，大声问为什么，为什么要偷她的包。

但没有人回应她，没有一个人安慰她一下，连离她最近的人也不愿搭理她。“她又四处转悠了一会儿，披头散发，睡眼惺忪，最后回到远处坐下啦，把自己蜷成一团，陷入沉默”。

然而不一会儿，在另一个地方，再一次响起同样的声音：“vory!vory!(有贼！有贼！）”又有一个女人跳起来，向人们展示着空空如也的双手，一个劲地诉苦，“但没有人看她，每个人都蜷缩着身体，挤成一团”。

只有坐在我身边的老奶奶睁了一会儿眼，也许是冲我，也许是对她自己说，“活着真可怕”，她把手里的油布袋攥得更紧了，再次陷入充满警惕的浅眠中去。

这个情景并非是虚构的小说情节，而是作家在旅途中对一个普通夜晚的素描。就是这些没有任何虚构和夸张的朴素文字，让我窥见历史厄运下普通人物的真实挣扎。

这段文字不仅让我们见到了几十年前，东欧小城的一个真实的夜晚，也让我们看到一个被庞大的乌托邦帝国榨干生命热情的社会是什么样子。

在火车站候车大厅里，窃贼趁着人们疲惫入睡的时候，瞄准一个个目标下手，掠夺他人的财富。遭偷窃的人发出痛苦的呼叫，但周围的人对其遭遇冷漠观瞧，直等到下一次偷窃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个老人的话---“活着真可怕”，就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写照。

当我读到卡普希钦斯基笔下记录的情景，忽然想到一部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个人心刚硬似冰冷钢铁的社会是怎样炼成的？

卡普希钦斯基小时候生活在白俄罗斯西南部的河畔小城平斯克，当时正是苏联大流放时期。小城中的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说不定哪一天就消失了。谁也不敢保证，厄运不会降临自己的家。

流放行动通常是在夜间进行，许多人家在睡梦中被惊醒，契卡人员和苏维埃士兵破门而入，把人们从床上拉起来，用枪托推搡着，大声吼叫：“给你们十五分钟，赶快收拾行李！”

人们仿佛在噩梦中一样，匆匆地把东西塞进箱子里，“选择或者思考都是不可能的”。

当一户人家遭难时，周围的人家都醒着。但谁家也不敢开灯，不敢发出丝毫声音，只能在骇人的黑暗里，期盼着自己家的门板不被踢开。

卡普希钦斯基回忆说，那个时候，母亲夜里不让孩子们脱衣服，以防万一。如果街道上传来什么人的脚步声，母亲一下子就会变得脸色苍白。“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就是一个敌人”。

当押送流放者的马车从家门路过时，“母亲踮着脚走到窗边，小心地拨开窗帘。与此同时，韦索拉大街上的其他母亲可能也在做同样的事。他们看到了缓慢行驶的马车，看到了车上蜷缩的身影，还有走在后面的红军战士”。

卡普希钦斯基少年时所经历的夜晚，和他成年后在火车站候车厅经历的夜晚，有切不断的紧密关系。

1930年，顿涅茨克一户富农被驱逐，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所终。

革命者用最残暴的手段，用几十年的时间，把一个彼此相爱的温情社会，改造成一个彼此无关的冷漠社会。

一个高压社会造成的恶果就是，在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每个人只顾自己保命，人与人之间切断了联系，形成一座座孤岛。

当然，在邻舍、同事或者熟人之间也有一些联系，却很少是关心与帮助，更多的是举报、陷害、相互戒备。

这样的局面是掌权者最喜欢的。他们想拾掇谁就拾掇谁，没有人敢吭声抗议，直到下一个灾难降临在自己身上。

就像烤鸭店的老板去鸭群里选鸭子，当他抓住一只鸭子的时候，其它鸭子赶紧避开，躲到一边的角落里，嘎嘎地表示庆幸。它们不知道，下一个就有可能轮到它自己。终有一天所有的鸭子都会被填进红彤彤的烤炉，无一幸免。

当苏联解体后，狭隘、自私、冷漠依然像枯草一样，塞满着人们的心灵。

这就是卡普希钦斯基笔下的那个老奶奶所说的，“活着真可怕”，残暴的管制手段和无神的洗脑教育，不仅摧残了人们的身体，更阉割了人们的灵魂。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背叛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灾难的根源。

相对于自然灾害，丢失灵魂的人群更可怕。在这样的社会里，怜悯、同情、仁慈、道义、担当、勇气都会成为稀缺品。若不向至高者回转，怎么会绝处逢生？怎么会有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