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文｜孙玉良
近日，一则关于灵活就业规模的数据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预计将达3.2亿人，占全国7.25亿总就业人口的44%以上。这意味着，每十个打工人里，就有超过四人处于灵活就业状态。这一数据迅速在社会各界引发讨论，知名媒体人胡锡进也站出来“出点子”，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要做好灵活就业概念的宣传和解释。胡锡进注意到，很多人会将灵活就业与“失业”或“没有正式工作”画等号，认为这个概念是高失业率的“遮羞布”，这种误读会在无形中侵蚀社会信心。他并不主张遮掩问题，但强调必须正视公众理解与实际内涵之间的差距，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
第二，严禁将真正失业的人归入灵活就业范畴。胡锡进特别指出，据传有的大学为提高就业率，将未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填报为“灵活就业”，这类做法决不能允许。灵活就业与失业必须明确区分，这是增加灵活就业概念可信度的关键。
第三，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医保等基本权利需要高度重视并加快探索。胡锡进指出，这个群体中许多人当月收入已不算太低，但福利体系跟不上，社会必须正视如何向这一庞大群体提供保护，这已经成为中国福利体系建设不容忽视的大课题。
胡锡进的建议虽好，但我感觉说了和没说没多大区别，太圆滑，这符合他行文八面玲珑的一贯作风。我认为：灵活就业问题的核心在于国家层面的合理疏导与配套社会保障。这部分人群的最大难题并非收入，而是不确定性。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为例，有报道称他们月收入可以过万，但问题在于不稳定，天气变化会影响收入，平台规则调整会影响收入，身体生病了更是直接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最先放弃的往往就是长期规划：不敢贷款买房，不敢恋爱结婚，不敢生孩子，不敢轻易创业。因为没有稳定的预期，就无法对人生做出长远的打算。
而社会保障的缺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焦虑”的根源。真正的社会主义应当为社会成员提供充足的社会保障，但当前我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不足，离理想的目标还差得老远。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率偏低的问题是不争的事实。我的建议，一是探索适合灵活就业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灵活就业群体构成复杂、就业形式多样，现行“非此即彼”的劳动关系二分法已难以适应。应建立事实优先的审查标准，对具备从属性特征的用工关系，即使未签订书面合同，也应依法认定为劳动关系，从源头上防止平台企业以各种名义规避法定用工责任。
二是完善灵活就业社保制度设计，优化缴费机制。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社保须由个人全额承担社保费，费率高、负担重，参保意愿普遍不高。应探索由平台承担部分社保缴费责任，适度调低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保缴费比例，同时在缴费基数、缴费周期等方面提供更多灵活性选择。职业伤害保障方面，应将试点成熟经验通过立法固化，推动职业伤害保障从试点省份扩大到全国，实现从“试点探索”走向“制度定型”。
三是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强化社保的可携带性。灵活就业人员跨区域流动频繁，社保关系转移接续不畅是影响参保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中办、国办已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完善转移接续机制。这些政策必须真正落实到位，让灵活就业者无论走到哪里，社保都能“随身走”。
四是增强制度公平性，加大对缴费困难群体的补贴力度。 当前灵活就业群体内部收入分化明显，经济因素是制约参保的关键，建议针对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加大社会保险补贴力度，确保他们“缴得起、持续缴、有保障”。
3.2亿灵活就业人员不是小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是数以亿计劳动者对稳定和保障的渴望。灵活就业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建设的主力军之一，他们好，中国的前进将更有动力。灵活就业不应成为社会保障的“盲区”，让这部分人既能体面地工作，也能享有稳定的保障，这不仅关乎3亿人的生计，更关乎社会的公平与长远发展，他们的问题必须得到根本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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