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棱县马增堂中医诊所创始人马增堂

【人物简介】

马增堂，中医传承人，公益国医班创办者，绥棱县马增堂中医诊所创始人，受邀参加《影响力人物》栏目专访活动。十八岁因母病逝发奋学医，拜本村民间国医姜克学为师，后师从首都国医名师刘景源，并先后于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黑龙江中医学院深造，参加中国中医科学院第十二期中医提高班等系统培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医四十六载，扎根基层，专攻各类疑难杂症，以“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为临证圭臬，治愈脊髓瘤、肿瘤、重症抑郁、风湿类风湿、糖尿病坏疽、心脑血管疾病等疑难杂症无数，让众多被医院宣判“无药可医”的患者重获新生。更可贵者，他以师恩反哺之心，历时四年创办公益国医班，义务授课，分文不取，培养中医传人，服务乡梓。他以“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为座右铭，坚守“先救人后治病”的医者本心，用半生求索与毕生精进，书写了一位基层中医人的大爱与担当。

半生求索，守一剂仁心良药

毕生精进，传千秋国医薪火

——访绥棱县马增堂中医诊所创始人马增堂

当今社会，疑难杂症层出不穷，肿瘤、风湿免疫病、顽固性皮肤病、重症抑郁等疾病日益高发，无数患者辗转于各大医院之间，却屡屡被告知“无法根治”甚至“无药可医”。他们带着希望而来，携着绝望而归。与此同时，中医药传承面临断代危机——年轻人或望而却步，或中道而辍，基层中医人才寥若晨星，乡野之间良医难寻。更令人忧心的是，医患之间信任缺失，医者仁心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愈显珍贵而稀缺。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增堂用四十六年的坚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扎根北疆小城，以审因辨证之智，破解了诸多现代医学束手无策的疑难杂症，让绝望者重获生机；他倾囊相授，以四年公益国医班反哺师恩，为基层培养了一批扎得下根的中医传人；他以“先救人后治病”的赤子之心，在医患信任的荒漠中竖起一面旗帜。

不求闻达，让中医的光芒照亮一方乡土；不慕名利，马增堂用毕生精进回答了时代的追问：中医从未过时，仁心永远滚烫。

立身：承母遗志入医门

世间最深的痛，莫过于眼睁睁看着至亲离去，却无能为力。而有些人，选择将这份痛锻造成灯，照亮后来者的路。

马增堂的医路，始于一场猝不及防的永别。1962年，他生于山东诸城。十六岁那年，随父母迁居黑龙江黑土地。三年后，母亲因肺气肿、肺心病撒手人寰，年仅五十四岁。那个十八岁的少年，跪在母亲床前，心底翻涌着一个近乎固执的念头：“如果我是医生，是不是就能留住她？”

这份带着痛与憾的追问，成了他此后半生的起点。他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将悲愤淬炼成志——拜本村民间国医姜克学为师。姜师父年长他近二十岁，祖籍山东临沂莒南县，生于中医世家，1956年起便追随山东省名医何西凡、侯家增、杨彭年，尽得真传。数十年来，他扎根乡野，专攻胆囊癌、乙肝、肝癌、急慢性胰腺炎、胰腺癌、尿毒症、心梗脑梗、男女不孕等疑难杂症，屡起沉疴，声名远播。彼时的马增堂，对阴阳五行、中医理论全然陌生，但姜师父没有急于灌输知识，而是反复为他打气、立信。六年晨昏相伴，师父不仅教会他望闻问切，更把一种近乎倔强的信念刻进他心里：岐黄之术，足以济世安民；汝若持志以恒，必成苍生大医。

六年磨砺后，他又追随首都国医名师刘景源随诊抄方一年半，博采众长。刘景源教授是国家级名老中医，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专家，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工作近四十年，在温病学领域造诣尤深，擅长治疗哮喘、自汗、盗汗、失眠、抑郁症、高血压病、高脂血症、动脉硬化、老年病、小儿消化不良及妇科疑难病等。1988年，马增堂正式开办个体诊所，从那一日起，诊室的门再未关过。一间普通的诊所，一位年轻的医者，从此在绥棱县扎下了根——那根，深深扎在母亲离去时留下的那片空白里，也扎在“绝不让更多家庭重蹈覆辙”的誓言中。

母亲的离去，是他医路的“因”；而他用四十六年的坚守，将那个“因”，结出了无数家庭团圆的“果”。承母遗志，入的是医门，赴的是一场救死扶伤的万里征途。

立术：精研仁术克疑难

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唯有终身精进者，方能在万千病象中，洞见那一线生机。

马增堂深知，医道之深，穷一生亦难尽其奥。自十八岁入行起，他便从未停下求索的脚步。从北京光明中医函授大学的四年系统学习，到黑龙江中医学院深造并通过国家自学考试；从拜民间接骨医师孙喜彦为师，到参加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的肝胆病及经方学习班；从广安门医院第一届全国中西医肿瘤提高班，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临床实践……他像一块不知疲倦的海绵，吸纳着各路名家的智慧。值得一提的是，孙喜彦是一位深藏民间的正骨大家，幼承家学，承袭祖传摸骨、复位、理筋等核心技艺，二十四岁独立行医，六十余载潜心古法正骨，擅以手代刀、无创调理骨折及各类骨伤疼痛。他常为贫困患者免去费用，仁心广被乡里。马增堂拜其为师，将传统正骨精髓融入自己的临床体系。这标志着他的医术版图，在汤药、针灸之外，又添了正骨这一块坚实的基石。

而真正让他实现“突飞猛进”的，是2004年至2006年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第十二期中医提高班的两年脱产学习。那两年，他昼夜不倦，将数十年临床经验与学院派理论熔于一炉，也为日后创办国医班埋下了伏笔。

学有所成，更学有所用。马增堂的主攻方向，正是那些令现代医学倍感棘手的疑难杂症：肿瘤、癌症、高血压、糖尿病、风湿类风湿、心脑血管疾病、重症肌无力、顽固性皮肤病、肝胆胃肠顽疾、抑郁症焦虑症……他的诊所里，常年涌动着从各大医院辗转而来的绝望患者。而他破局的武器，唯有十二个字——“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十二字出自张仲景的《伤寒论》，被他奉为圭臬。

他提出“审因论治”，不盲从西医诊断的“病名陷阱”。“若患者拿着肺癌的报告来，我便只治肺，那便有违中医之根本。”他强调，中医的至高境界在于“审”，即审病因之由来，察病机之所在。寒热虚实，皆有其根，祛其根，则症自消。他还主张“一人一方”，反对刻板的药典剂量规定。“八十斤的体量与一百八十斤的体量，用药岂能相同？”他的处方，因人、因时、因地而变，既遵循经典，又灵活通达。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始终注重身心同治。在他看来，中医本就是半个心理医者。面对日益高发的抑郁症、焦虑症患者，他不仅开方用药，更用大量时间倾听、沟通、开解。“治病先治心，心开则郁解。”许多被西药副作用困扰多年的患者，在他这里寻回了内心的安宁。

脊髓瘤患者徐淑琴，被西医宣告束手无策，辗转求治于他。马增堂以纯中医理论施治，汤药十年、针灸八年，拔罐为辅，最终肿瘤根除，十五年未曾复发。而同病相怜的另一位患者，因信不过小诊所，远赴沈阳花费数十万元，终告不治。一成一败，令人扼腕，也更见中医智慧之珍贵。

还有老年大学书记的母亲，七十多岁，一生不信中医。在马增堂的耐心沟通与调治下，从“坚决不吃药”到“离不开中医”，最终无疾而终，享年八十余岁。这样的转变，不仅是医术的胜利，更是信任的重建。

四十六年磨一剑，马增堂以毕生精进，证得一条朴素的真理：中医之“术”，不在炫奇，而在审因；不在一方治万人，而在万人各得其方。唯有守住这份辨证求本的匠心，方能于沉疴痼疾中，劈开一条生路。

立德：倾囊授业续薪火

医道之传，非一人一世可竟其功。唯有将灯火递予后人，方能使千年薪火，生生不熄。

2013年，马增堂回乡为师父姜克学祝寿。席间，师父轻问一句：“收徒弟了吗？”他心中一凛，恍然明白了师父的期许。那年他五十一岁，行医已三十余载，是时候将一身所学，反哺于人了。

他当即找到当地老年大学的校长，两人一拍即合。2015年，一个纯公益的国医班在绥棱县老年大学正式开班。每天晚上六点到九点，马增堂结束了一整天的门诊，来不及歇息，便匆匆赶往教室。辛苦不言而喻，他却将这份累化作了乐——“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孙思邈的这句话，是他坚持的动力。

四年间，无论是中医爱好者还是基层卫生工作者，无论是零基础的青年还是年过花甲的老人，马增堂均倾囊相授，分文不取。他说：“当年师父没收我一分钱，我也不会收学生的钱。”不仅不收学费，他还自掏腰包补贴教学。一批又一批的学员跟随他潜心学习，最终坚持下来的，皆有所成——其中数人考取了执业医师证、助理医师证或师承证书，有的在医院上班，有的自己开诊所，有的从事针灸、推拿、理疗行业工作。他们像种子一样，散落在基层，守护着一方百姓的健康。

当被问及创办国医班的初衷，马增堂的回答朴素而有力：“中医传承不能断。一部《黄帝内经》靠的就是一代代人的接力，才成就了今天的经典。我不过是在这长河中，尽自己的一份力。”

与此同时，他深知：学中医最难的不是入门，而是入门后三五年到十年那段迷茫期——“读方三年，觉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方知天下无方可用”。这个时候，最需要有人指点、托举。因此，他对徒弟们不仅是授业，更是一辈子的陪伴与鼓励。“关键时候说两句重话，也是为了让他们立住信念。”在他看来，技术可以后天修炼，而医德与信念，方为行医之根本。

他常言：“医生首先要有医德。以病人为中心，德在术前。”救人治病，命在病先，救而后治——这份初心，从十八岁那年母亲离世时便已种下，至今不曾动摇。对于未来，他的规划简单而笃定：诊所将继续开下去，只为让岐黄之术恩泽更多苍生。女儿随他习医已近十载，待他功成身退之日，便是她承继衣钵之时。

正所谓“医者之道，先救其命，后理其病。一命可济，胜于千金”，这份信念，贯穿了他从医的四十六个春秋，也照亮了他走向未来的每一步。从一己之志，到一域之医；从一纸药方，到一座课堂。马增堂用四十六年的光阴，回答了何为“医者仁心”，仁心不止于诊室里的望闻问切，更在于将一身所学倾囊相授，让千年医道在更多人手中延续。

他以半生求索，守住了那一剂济世良药的温度；他以毕生精进，点燃了照亮后人的中医薪火。这火，从师父传到他的手中，又从他的手心，递给了下一个前行者。只要火种不灭，中医便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