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家银行首席信息官履新！银行科技“掌门人”站上战略C位，谁能扛起AI大旗？

2026年以来，银行业高管层迎来了一波科技“掌门人”的集中亮相——首席信息官（CIO）。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及其派出机构披露信息，截至2026年6月10日，年内已有至少6家银行的科技“一把手”获得监管任职资格核准，正式走马上任。它们覆盖了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城商行以及民营银行等多个类型，折射出银行业数字化战略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构。

核准时间

银行名称

首席信息官

5月28日

国家开发银行

宋磊

4月13日

渤海银行

谢凯

2月12日

日照银行

王逸东

2月10日

上饶银行

郑宏磊

2月9日

四川新网银行

毛航

1月15日

廊坊银行

王超

“选人”路径大不同

梳理上述任职资格批复，可以看到两条清晰的路径：大行及股份行的内部晋升，以及中小银行的市场化选聘。

其中，内部晋升是主流，反映出多数银行倾向于从体系内培养和选拔科技掌舵人，以保证技术战略的连续性与文化认同；而市场化选聘虽为少数，却精准折射出部分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借外力、补短板”的现实选择。

内部晋升路径中，5月2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核准宋磊担任国家开发银行首席信息官。公开资料显示，宋磊，理学硕士，工程师，曾先后任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亚太业务部副主任、里约热内卢代表处首席代表。此后，宋磊担任‌国家开发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同时兼任科技部党总支书记 。作为中国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近年持续推进“数字开行”战略，宋磊的上任意味着其科技条线进入新的执行周期。

4月13日，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首席信息官谢凯的任职资格获批。谢凯此前已担任该行副行长，是一位从农业银行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技术型高管，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和金融学博士学位。由副行长“一肩挑”CIO，在业内并不鲜见——交通银行此前也长期由副行长钱斌兼任。该行于4月宣布聘任的新首席信息官刘雷（待其任职获准后，副行长钱斌将不再兼任），同样属于典型的内部培养的技术型管理人，其此前的履历覆盖交行软件开发中心、数字化转型办公室、金融科技部等多岗位。

城商行层面，2月12日，山东金融监管局核准王逸东日照银行首席信息官的任职资格。王逸东是该行从内部科技条线逐步提拔的代表，曾在科技部和数字银行部深耕多年，专注于供应链金融、生物资产监控等场景的AI赋能。

2月9日，四川新网银行（全国三家互联网银行之一，由新希望集团、小米、红旗连锁等股东发起设立，是四川省首家民营银行）首席信息官毛航的任职资格获批。这位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技术老兵”，曾长期任职于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等技术部门，后加入新网银行担任信息科技总监兼科技部总经理，最终走向CIO岗位。他在公开场合多次强调“业技融合”的重要性，认为大模型时代银行的差异化竞争点在于数据与知识管理体系的构建‌。

市场化选聘路径则体现为另一种思路。今年2月份，江西金融监管局核准郑宏磊上饶银行首席信息官。郑宏磊的上任路径最引人注目——他是在2025年上饶银行面向全国公开选聘CIO的流程中脱颖而出的行外引进人才。公开选聘曾明确提出“45周岁以下、信息科技高级管理岗位4年以上”等硬性条件，折射出传统中小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本土人才储备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以市场化手段破局的决心。

两条路径并行不悖，共同勾勒出银行科技“一把手”变阵的基本轮廓：内部晋升者负责承前启后、深化既定战略；市场化选聘者则被寄予“鲶鱼效应”的期待，为体制内注入外部活力。

巨量投入催生CIO角色重估

这波密集的人事调整并非孤立事件，其背后是银行业数字化转型从“选答题”变为“必答题”、科技投入从“成本项”升级为“增长引擎”的深刻转变。当科技投入成为战略核心，CIO的角色也正在从后台支持者走向前台决策者——这正是人事调整密集出现的深层逻辑。

从2025财年数据看，六大国有银行的科技投入规模足以印证这一趋势。据赛迪顾问统计：工商银行285.88亿元、建设银行267.22亿元、农业银行256.47亿元、中国银行250.01亿元、交通银行123.42亿元、邮储银行117.91亿元，六家合计超过1300亿元，同比增长约3.69%。除邮储银行同比负增长外，其余五家均保持增长。

再看10家股份制银行。2025年，其金融科技投入总规模约630.57亿元，较2024年整体有所回落，呈现“两升八降”的格局，其中，仅华夏银行、浦发银行实现同比增长。在净息差普遍收窄的背景下，多家股份制银行虽然缩减了投入绝对金额，但其科技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普遍高于国有大行平均水平，展现出差异化的转型路径与较高的投入强度。

从投入占比来看，2025年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科技投入占营收比重介于3.31%至5.78%之间。国有行中，交通银行以5.78%居首；股份行中，光大银行、渤海银行、广发银行处于第一梯队，占比区间为4.83%–5.00%。

（图片及数据来源：赛迪顾问）

（交通银行2025年度财报）

科技人才方面，国有大行依托资源优势持续扩大队伍规模，科技人员总数达13.58万人；股份制银行则走科技赋能路线，总规模虽小，但人才密度更高——平安银行以15.63%的科技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位居全行业首位。

（来源：赛迪顾问）

当千亿级投入持续加码、科技人员密度不断提升，CIO不再仅是技术负责人，而成为战略制定、资源配置与业务创新的关键推手。这正是“CIO角色重估”的时代注脚。

各银行大模型与智能体加速渗透

这种再定义有着鲜明的时代坐标：在政策层面，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五篇大文章”，“数字金融”位列其中；在行业层面，银行业净息差持续收窄，以技术手段提升运营效率、挖掘存量价值、构建差异化壁垒，已成为普遍的应对策略；在技术层面，大模型、生成式AI等技术的演进周期远短于互联网化时代，银行需要敏捷的决策和执行链条，而CIO正是这一链条的关键枢纽。

根据赛迪顾问的统计，当前，六大行均在智能体部署层面进行深耕，各行的智能体的规模与深耕的垂直场景有所不同。

其中，交通银行在规模上表现突出，累计部署了超2500个智能体助手；工商银行构建了支持多层次协同的智能体创作平台，培育了如营销智能体“工小财”、信贷智能助手“工小审”等特色数字员工；建设银行打造了垂直领域智能体，如零售AI工具“帮得助理”以赋能客户经理；农业银行推出了数字人员工“一明”多智能体；中国银行构建了涵盖研发等领域的400余个智能化助手；邮储银行则针对金融市场业务定制了债券交易机器人“邮小宝”和票据交易机器人“邮小盈”等高级智能体。

而股份制银行大模型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以智能风控、营销与客服为核心向全业务链条渗透。智能风控与授信审批是目前各行大模型渗透最深的共性场景，有效节约了大量人工成本。各行的特色落地场景体现了其业务优势，招商银行的场景渗透最广，落地多达856个应用场景，日均Tokens吞吐量暴增十倍；中信银行在金融市场发力，将AI应用于外汇即期量化交易报价，自动化率超80%；上海浦发银行打造的AI交易员“小浦”已累计撮合了超2.8万亿交易；平安银行在跨境智能审单（OCR+NLP）及AI代码生成（占比超30%）上成效显著；民生银行将大模型深度嵌入数智化贷后双支柱管理和催清收体系；华夏银行则探索了前沿的量子模型在智能客服、贷款催收合规识别场景的试点应用。

短期承压与长期“增长引擎”的价值

不过，挑战依然不容忽视。如何在坚持转型投入的同时兼顾短期经营表现，考验着每一位CIO对资源分配的精准把握。与此同时，大模型的安全合规问题、科技投入的ROI衡量问题、技术自主可控问题，也摆在CIO们的案头，成为无法回避的课题。比如，股份行的科技投入2025年整体出现“两升八降”的收缩态势，反映出部分机构在投入端正面临利润承压的现实掣肘。

王逸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长期看AI将驱动银行科技部门从成本中心转向价值创造中心，成为业务增长核心引擎；但短期仍需面对算力成本高、全业务渗透尚需时间等现实挑战，坚持稳步推进、场景深耕、合规先行，以智能体与大模型释放新质金融生产力。

但对于新任CIO们而言，当下无疑是施展抱负的关键窗口。在巨量投入与技术变革的交汇处，能否平衡短期业绩与长期战略、在安全合规的前提下跑出应用实效，将决定他们能否真正完成从“技术管家”到“战略合伙人”的角色跃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