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暴打郭沫若，潜逃8年抓获活102岁，临终遗愿到打人地忏悔

1946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重庆较场口广场上人声鼎沸，很多学生、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在头一天就已赶到了城内。文化名人郭沫若同志偕夫人前来参会。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队伍，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约有一万余人。

就在这个时候，有预谋事先布置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们同声吆喝，蜂拥而上，同时高声吼叫：“开会，开会！”特务打手们包围名人，一阵拳打脚踢。顿时台上台下秩序大乱，暴徒打手们大打出手。有人被扯掉胡须，有人踢倒在主席台下，有人头部鲜血直流。

这时参加会议的郭沫若赶紧起身阻拦，大声喊道：“请勿打人！请勿打人！”没有想的是，歹徒们便抓住他的胸口，先打落眼镜，再把他打倒在地，狠踢他的胸口，尽管许多与会群众竭力维持会场秩序，并同这些反动家伙展开积极斗争，但由于这些势力蓄意制造事端，事前就准备了铁条、砖头等凶器，肆意行凶，到会群众当场负伤和失踪的就有60多人。

针对这次开会遭受暴打事件，郭沫若曾经对亲人开玩笑说：“别人发了抗战财、胜利财、接收财，而我却发了‘挨打财’。”他挨打之后，许多朋友和同事们都对他进行慰问，他表示由衷的感谢，说：“自己只受伤，算不了什么……。我身上还有许多血，我是准备第二次、三次再去流血的！”表示了自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后来，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一文中，追述较场口事件时说：“挨打在我倒是很大的收获。在我身上多挨几拳，便在朋友身上少挨几拳。在我身上多流几珠血，便在朋友身上少流几珠血……我已经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国内国外的同情。”

一手制造暴打郭沫若的人，便是原国民党中统特务，毕业于黄埔军校四期，1933年后先后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司法院法制专员、军法执行总监部司法长、少将专员等职务的郑蕴侠。因为这次打伤郭沫若等有“功”，郑蕴侠的特务组织扩建为“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他被任命为少将政治部主任兼军特别党部书记长，随后，郑蕴侠又组建一支“东西山游击纵队”，妄图阻止重庆解放。

在随后的所谓“重庆行动”中，郑蕴侠布置手下将很多的公共场所全部都炸毁，其中就包括机场，没有想到的是，他此举正是断了自己逃跑的路线，所以无奈呢之下只能前往成都的飞机场，进行逃亡，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城市已经解放了。不识时务的他好象螳螂挡车，解放军一到，这支队伍顷刻间土崩瓦解，如作鸟兽散。从此，少将郑蕴侠也开始了他的逃亡生涯。

这个时候，“清匪反霸”、“除奸肃特”的标语随处可见。吓得他把两支手枪和子弹偷偷丢进了沱江。他又来到大足县龙水镇，心想孤身一人四处逃窜，很容易出事，必须找个身份做掩护。他胡乱买了一箩筐铁剪、菜刀之类的铁货，跟在3个铁货老贩子屁股后也假装卖铁货。他们沿途“赶溜溜场，直奔川南，几天后到达赤水河畔川黔交界的叙永县，郑蕴侠一阵高兴：过了赤水河就是贵州毕节县，然后就可以经威宁去云南出境。

后来他发现云南解放了，只好又返回四川，并化名刘正刚，一路躲躲藏藏，来到川南重镇泸州，寻了一处僻静的小栈房落脚。随后又隐入川黔接壤的灌水镇(现属贵州务川)，此后，灌水老镇上经常出现一个杂货贩子，还修电筒、配钥匙、补鞋。

后来他和当地村民渐渐熟悉了，便寄居在村民家中，当地“农会”为他定的“成分”是“贫民小贩”，之后又被当地村委选为贫民，分到了房子和土地，更是在村民的介绍下，娶了一个名叫邵春兰的妻子，两口子平平淡淡地过日子，生活一片祥和，倒也乐在其中，周围没有一个人怀疑他的身份，就这样隐姓埋名的过了数年。

但是，再狡猾的狐狸终究逃不过猎人的眼睛，直到全国解放8年后，郑蕴侠当食堂会计时，由于文化程度太高，引起领导怀疑，上报了当地公安机关，被监控，并抓捕归案，他成为最后一名落网的国军将军，后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上级对在押的所有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予以宽大释放，郑蕴侠因在狱中表现积极，获得特赦。出狱后，郑蕴侠回到被捕前的贵州务川，被安排在县城二中教高中语文和世界地理，并特邀为县政协的“驻会委员”。

郑蕴侠，江西抚州临川青泥镇荣阳郑家村人，他的父亲郑宗尧，毕业于京师法政学堂，曾是一名留日法律系高材生，回国后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军法官、后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参事，晚年在重庆经营药店。郑蕴侠子承父业，他成年后也选择学习法律专业，先考入上海法学院法律系，后来又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军，在何应钦部任职。

抗战时期，郑蕴侠曾经率部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特别炮火连天的滕县守城战，苦撑到援军赶来，曾目睹抗日名将王铭章壮烈殉国，对此，曾经满含仇恨地改写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东洋血”以表达自己抗日之决心，后来随中国远征军远征过缅甸，应该说在抗战中，郑蕴侠是有贡献的。

然而，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郑蕴侠的主要活动就是干特务，他率领的特务组织，对我党进行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迫害，对各地的政治、生产领域进行一系列扰乱行为，特别是参与指挥了“沧白堂事件”和“校场口血案”。郑蕴侠带领大小特务，对民主人士和欢庆群众进行殴打，指使特务抓捕民主人士等，酿成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欠下了一大笔血债。

由于郑蕴侠组织策划了几次大事件，他的行踪成为中央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高层曾经明确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但他“潜伏”长达8年之久，直到落网，当他得知当年曾经暴打的郭沫若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高层领导的时候，觉得新政权能给自己一条生路，可算是十分宽大，其政策伟大，给我的再生啊。

因此，这名在在人生的道路上，他有着经历非同一般的人，曾经是抗日军人、大特务、将军、逃亡者、囚犯、委员，种过田、打过工、卖过水果，做过炊事员，还当过兵，当过官，他这一生中，吃过许多的苦，受过许多的罪，挨许多的过骂，常被人瞧不起，尽管如此，他始终坚守本性，利用这些困难，挫折、屈辱和痛苦磨练自己，练就了吃苦耐劳，也锻炼了身体，增强了身体的免疫力，病痛也不敢找他的麻烦。…凭借超强的生存技能，直到2009年7月，走完了102岁真真假假的传奇人生。

郑蕴侠临终的时候，对亲属们念念不忘的遗言，是要承担一份，向牺牲的烈士在天之灵和亲属们请罪，想回到曾经策划暴打郭沫若的地方：就是回到重庆较场口看看，他想站在历史面前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