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胡耀邦与600万地富分子摘帽始末（下篇）

接上篇

五、胡耀邦指导地富摘帽工作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8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时，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随后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又被选举为中央纪委第三书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调整社会关系、为社会各阶层落实政策这些方面的工作，都由胡耀邦负责（参见胡耀邦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12月31日，胡耀邦作为新上任的中宣部长，作了一个相当于就职演说的讲话。胡耀邦的讲话很亲切，又很真切，对宣传工作的诸多内容讲得很到位，对传达、宣传三中全会的文件和精神，谈得很全面、很具体，但仅讲到农业方面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可以判断，此时关于地富摘帽的1979年中央5号文件，还未成型或定稿。

1979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召集胡耀邦和新任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中央办公厅主任姚依林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谈话，谈话中谈到秘书长副秘书长是新成立的机构，成立了就要发挥作用，帮助政治局常委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中央办公厅要很好的掌握全党的动向，了解情况。政策要建立在情况明的基础上，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在这次谈话中，华国锋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来，千万要防止“翻烧饼”。

1月8日，华国锋与胡耀邦和中组部长宋任穷谈了4个小时，谈话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过去的十几年里，整个国家和整个民族受到极左路线的危害，如何熨平这种破坏对社会造成的内伤和外伤。1月10日晚上，华国锋又同胡耀邦、余秋里、林乎加、姚依林等同志谈了4个小时，主要谈了一个问题：如何认真对待来信来访问题。这几次谈话都关乎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社会关系、维护政治安定的重大问题。

1978年7月4日，胡耀邦也曾与华国锋有过一次长达9个多小时的谈话，还有一次7个小时的谈话。9个多小时谈话的主要内容是落实各项政策，达到安定团结、大干快上。胡耀邦细数了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政策之后，向华国锋建议落实地富摘帽政策。胡耀邦的政策建议得到华国锋的赞同和支持，否则胡与华不可能有多次4个小时以上的深谈，也不可能让胡耀邦担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秘书长。

中央5号文件应该是胡耀邦主导制定的，此前他参加修改的人民公社《六十条（试行草案）》“社员”一章中已有“摘帽”的内容，而中央几位主席、副主席都是赞成的。胡耀邦半年后曾说过：党中央常委和其他政治局的许多同志，横下一条心，不怕别人议论。是错还是对？是错、对各占一半？我看百分之百的对。具体工作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主管部门当中，一个是组织部，一个是宣传部，我都管着，具体工作上的缺点，我多负责。1981年8月，胡耀邦视察豫、晋、冀三省时，曾谈到中央文件的制定过程：“三中全会以后，文件都是集体搞的。书记处建立前，我们3个秘书长讨论，请主席、副主席签发。”三中全会后担任中央副秘书长的胡乔木，也参加了两个农业文件的修改。可以确认，1979年中央5号文件是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主导制定，华国锋主席及几位副主席都同意签发的一份重要文件。1979年1月1日至6日期间，5号文件还在起草制定的过程中，1月7日前后，5号文件应当已经正式完成，中央负责同志均已同意，故胡耀邦7日以后到11日5号文件正式下发之间，才多次提到这个文件，强调这个文件的重要性。可以说，为地富分子摘帽、为地富子女改变成份，是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之后，在中央最高领导层支持下，第一个惊天动地的政治举措。

1984年11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地富反坏分子全部摘帽时，大标题称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确实，这件事事关全局、大局，因为这是三中全会后第一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政治决策，形成了三中全会路线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件事事关上亿底层“贱民”的浮沉荣辱，改变了无数人此后的人生命运，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共和国史、党史、改革开放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42年来却无一著作或论文说清楚了这件大事件的枝枝蔓蔓、来龙去脉。因此本文不厌其详、不厌其繁，详细列举了胡耀邦的有关文献资料，叙述该事件的进程。

作者在写作本文时，遍查当时主要领导人及相关负责人的文选、年谱、传记，均无有关地富摘帽工作的记述和内容。《邓小平文选》中有一二处相关内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报告中，讲到“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作者注：《邓小平文选》注60指明，两个文件即加快农业发展决定（草案）和人民公社条例（试行草案），并无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这段话的上一句应当提到为地富分子摘帽，下一句应当提到中央5号文件，但该报告中却都没有提到为地富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胡耀邦则在一系列讲话中均提到中央3个农业文件，而第1个和第3个重要，第3个农业文件就是中央5号文件。邓小平不提5号文件，是因为他所做报告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而回避了给专政对象摘帽，取消了地富反坏这个反动阶级，阶级敌人越来越少这个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态吗？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干部大会上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邓在历数3年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时，政治方面之第4，“我们”“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邓在历数经济工作成就时，提到“在农村工作方面，做出了两个决议。”（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10页）他指的仍然是上述两个农业文件，还是没有提中央5号文件。

1月7日，胡耀邦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并讲话。胡耀邦指出，怎么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争取各种可能，把我们的政治局面稳定20到30年，这是我们战略上的出发点。他说，要使政治上安定下来，必须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比如，冤案、假案、错案必须平反、解决，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三中全会上特别强调的问题。9亿人口中，牵涉到的有1亿人口，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安定得了？针对有的地方，有的同志对平反工作反应迟钝，考虑个人得失太多，有的部门搞得非常被动，胡耀邦强调：这么多冤案、假案、错案，不组织大的力量，不亲自干，行吗？胡耀邦说：

最近中央又有一个决定，要摘农村中地富反坏的帽子，要坚决摘。30多年了，有人孙子、重孙子都有了，还是地富子弟，说得过去吗？还有，团结95%以上这个概念，……，但是不能团结的5%又是什么概念？我国9亿人口，5%是4500万，都看作敌人、敌对阶级吗？干部有1700万，2%就是34万，这怎么得了？！从绝对数字看不得了。

胡耀邦强调，一是冤、错、假案的问题，一是今后路线斗争问题，要总结过去的经验，不要重复过去那种打击面太宽的教训。批评要铁面无私，不讲情面。但是处理要谨慎，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给出路、不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

1月9日，作为即将担任中央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央纪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胡耀邦说：三中全会公报，两个农业文件，都讲今后除了有外敌入侵(帝国主义、苏修打进来，不是边境上的骚扰)，就要下定决心，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精力，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今后20年、30年，如果不死死抓住这一点，就会重犯路线上的大错误，同样会把中国革命引向邪路，引向失败。

懂得了这点，对于我们防止犯“左”的和右的错误是极为重要的。从搞一般的阶级斗争转到集中主要精力搞四个现代化，对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来说，都是崭新的事业。

胡耀邦说，怎样想办法，千方百计使党和国家长期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再象前十几年那样全面内战，反反复复，那是非常危险的。公报上写的，主席、副主席讲话，都一再提到这个问题。要达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解决几个主要问题：

现在我们要抓紧解决的是冤案、错案的平反。三中全会叶副主席讲话说，据中组部估计，冤案、错案可能牵涉影响1亿人口，包括他们的亲属朋友。文化大革命中，冤错案是大量的。文化大革命前，“四清”运动打了多少“走资派”？还有反右派问题，就算50万右派分子。前些天开了个座谈会，我问要纠正的有多少，估计10万能不能打住？他们说打不住，可能20万。

三中全会后，中央又要发一个文件，关于地、富、反、坏摘帽子问题，要下决心搞。已经30年了，有些地方搞了三十几年了，连他们的子孙，又牵涉几千万人。不把政策落实不行，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如果不落实政策，不平反冤错案，你说要安定团结，能安定团结得了？

1月11日，胡耀邦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座谈会结束时又发表讲话。关于传达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精神的几点建议，他说：今天，中央发了3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即中央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修改后的农村人民公社60条，中央关于地富摘帽问题及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这方面的工作量很大。

他说：三中全会的传达很重要，不是什么一步、两步可以做好的，恐怕要走三步。第一步，各省市召开省、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只可能领会文件精神，主要是主席、副主席的8个讲话，统一思想，发扬民主，解决一批本省、市的重大遗留问题。第二步，主要是在全党、全民（包括县、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中间，广泛深入讨论中央有关农业问题的3个文件，特别是第一和第三两个（注：所谓第三个文件，即地富摘帽的中央5号文件），边讨论，边贯彻。采取什么办法为好，请各省郑重考虑一下。不要在省上开，主要在县上开。开三级干部会或四级干部会，生产队也来。这种会也是个大学习班，一边讨论，一边还可以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省上和地委的同志都到县里去参加会议。这种会10天恐怕开不好，开短了可能走过场，是不是开3个星期，至少两个星期为好。中央要求，春耕前一定把3个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在公社大队里讨论清楚，把农村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争取今年的农业有个全面的大丰收。不光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都要大丰收。

胡耀邦特别强调：许多问题，不能慢慢腾腾地解决。解决冤、错、假案，要快刀斩乱麻。他说：请大家回去捎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前，特别是南方，如不把3个文件讨论清楚，把一系列政策问题解决好，就会又耽误一年的时间。十多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上，我们一些同志习惯于慢慢腾腾，优柔寡断。在政治斗争上，在处理人的问题上，我赞成要多考虑考虑，要三思而后行。但落实政策，处理遗留问题，把工作搞上去，不能慢慢腾腾，像京戏里走台步那样，一年没走几步，这样不行。据我了解，在农村几百万不脱产干部中，冤、错、假案和成份的纠正等问题，在大部分省市都还基本上没动，急待解决。

胡耀邦最后说：我再说一遍，请大家带个口信回去，一定要把3个有关农业的文件特别是第一、三两个文件讨论好，争取今年的农业全面大丰收。

1月11日，中央下发了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决定》即中央5号文件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考虑到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适合新的情况的相应规定。中央认为，各地在“新六十条”的讨论和试行过程中，落实好这方面的规定，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中央决定如下：

一、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二、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

三、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四、对确定摘帽子的四类分子和新订成份的地富子女，要在公社和生产大队范围内张榜公布。同时，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四类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和改造，并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就摘掉他们的帽子。（见《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

中央5号文件讲了三代人的三件事：一是（第一代）四类分子本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四类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二是（第二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三是（第三代）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这份文件使得上亿人口摆脱了政治贱民的身份，是一次政治的大解放。

中央5号文件的不足之处是，仅讲了农村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子女的改订成分和出身问题，没有讲到农村之外的四类分子如何摘帽和子女改订成分和出身问题。在后来公安部发出的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中，弥补了中央5号文件的不足之处。

邓胡赵在主席台上

1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一、二部第二期学员结业会上发表讲话。胡耀邦说，同志们要回去了，现在各个省、市、区传达三中全会精神情况如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才好？同大家交换交换意见，通通情况。

中央三中全会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讨论了农业问题，有关农业问题的文件实际上是3个，第一个是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二是《六十条》的修改草案：第三个是关于地富摘帽子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文件。春耕之前这段时间，如果我们又要抓发扬民主，解决一系列问题：又要抓农业问题，弄得不好，很可能象湖南人讲的“扁担没扎，两头失塌”，两个问题都抓，结果都抓不好。中央反复强调，今年我们的农业要争取一个全面的大丰收。中央同志认为，这对于稳定、巩固和发展我们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有决定性的意义。

为此，中央认为，首先抓的一条就是要把3个文件，特别是第一个同第三个文件很好地贯彻下去。中央估计，只要把这一环抓住了，广大干部、广大社员的积极性，就可能有个大的调动。所以有些省的同志和中央有些部门的同志提议，能不能从过了春节，最迟过了元宵之后，采取这么一个办法，不再在省上开会了，也不在地委开会了，干脆以县为单位开三级干部会议或四级干部会议，集中主要精力讨论今年的农业问题，讨论中央3个农业文件，主要是讨论第一个和第三个文件。胡耀邦的工作部署，华国锋也是同意的。

2月10日，胡耀邦在全国艺术教育等几个文化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针对坚定不移地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各项社会政策，胡耀邦说：冤案、错案、假案，我们已经平反了一大部分，解决了一大部分，但是还有许多冤案、错案、假案还没有解决，还有许多问题，还没有落实。文化大革命搞了多少万，我弄不清楚，死了多少人，我弄不清楚，打死了的，弄不清楚。还有57年反右派的，后来一查，不是这两年才查的，是十几年以前，有些同志就说，反右派中有许多错案。究竟定了多少右派也不清楚，大体是50万；有些同志说是45万，有的说是48万，有的说是50万，有的说是52万，还有同志们说不止。大概是50万。

还有四清，1965年开始的四清又搞了一批，主要是非脱产干部。这是四清搞的。还有地富反坏，地富摘帽子问题，家庭成份问题。十几年，经过了20年，每次都说是不超过百分之五，过两年又百分之五，过几年又百分之五；每次说是百分之二，不超过百分之五；你这里百分之五，他这里百分之五，两三年百分之五，一个人活六十岁，可以经历多少个百分之五啊，同志们！累计下来，两年来一个百分之五、百分之二，我看受不了，不知道你们受得了受不了。不能这么干！同志们，那个冤案、错案、假案，许多政策的落实，能不能一年半载把它搞完呢？中央有几十万干部工作，县委就没有那么多人，县委的工作量最大。不管怎样，解决冤错假案，干部的政策落实，各种政策的落实，我们中央是下了决心的：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落实各项政策，坚定不移地平反昭雪冤错假案。……落实政策，平反冤错假案还有大量事情要做。我同各级党委打了招呼：我们能不能下个决心，在今年国庆节以前基本上把它完成。我估计，还得花很大的努力，人力不够。

胡耀邦乐观地指出：经济问题，四个现代化问题。我们生产破坏得这样一塌糊涂。生产如果搞不上去，谈什么上层建筑哟。今年怎么样呢？最主要的还是个农业问题。现在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的3个决定。这3个决定，农村的干部、社员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北京城里有些物价在涨，好些农村里的物价在降。我所知道的合肥、石家庄、郑州，猪肉在春节前几天还是八毛五，春节以后，八毛。许多群众、干部说，今年只要按中央的决定干，就会大丰收，农林牧副渔都会这样。但是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

六、 羊年春节喜讯来

面临羊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胡耀邦提出过春节和传达三中全会文件精神的时间安排问题，胡耀邦在1月7日讲话的结尾提到，要想到广大人民群众，冤假错案最好上半年能解决，作风上我们要有一个大的转变。

春节快要来了，执政党、执政者不能怕麻烦，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向政治局反映。这个想法在羊年春节得到了体现。胡耀邦的讲话，预示着羊年春节将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晚年胡耀邦。盛禹九摄于1989年3月24日

1月28日，正是农历己未年正月初一，在全国人民喜迎羊年春节的第一天，新华社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同时，新华社还公布了1月23日公安部发出的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地富分子摘帽文件的通知。公安部的通知说，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是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这对于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通知指出，贯彻落实中央的决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一个地方、一个单位来说，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要搞什么比例数字。

通知说，对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以及正确对待他们子女的问题，也应按照中央决定的精神处理。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人，今后不要称他们为摘帽的地主分子等，而应依照他们的工作或职业，相应地称为社员、工人等，同人民群众一样享有公民权。

中央5号文件是针对农村四类分子的摘帽问题的，没有涉及到城市街道、厂矿、企业、机关、学校的四类分子摘帽问题，公安部的通知补充了中央5号文件的不足之处。

通知说，在四类分子中，对少数错定了的人，必须认真负责地做好平反改正工作。凡是错定的，即便已经死亡，也应平反纠正。

通知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起来，按照中央规定，把群众评议，报县（市或市辖区）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这几个程序，衔接紧密，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这件事全部办好。

1月29日，大年初二，《人民日报》全文转发了中共中央决定和公安部的有关通知，同时在头版发表社论《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社论说：党中央的决定是继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采取的又一项重大政策措施，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改造地主、富农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党中央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摘帽问题实事求是地作出相应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大得人心的。

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部长赵苍璧同志答本报记者问》，公安部门是贯彻落实摘帽工作的主要执行机构，赵苍璧回答了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些问题。

关于摘帽决定的重大意义，赵苍璧回答说：有相当一部分四类分子经过努力改造，已经陆续摘掉了帽子，恢复了公民政治权利。现在，中央决定对绝大多数得到改造的四类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完全符合四类分子改造的实际情况。解决好他们的摘帽问题，不仅解放了这部分人，而且使他们的家属子女能够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轻装前进，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将起到极大的积极作用。这项重大措施是大得人心的，将进一步发展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

赵苍璧指出，不能摘帽、需要继续监督改造的四类分子是极少数，就一个具体地方、一个具体单位来说，这样的人可能有，也可能一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只要是具备摘帽条件的四类分子，就应当一律给他们摘掉帽子，不要顾虑重重，怕这怕那。

关于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进行纠正的问题，赵苍璧承认：根据各地公安机关的调查，确实有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问题。对这种情况不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认真负责地予以纠正。

关于今后应当怎样对待摘帽人员？赵苍璧认为：他们应当享有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一切基本权利，不能把他们继续列为“专政对象”。

关于对四类分子的子女落实政策问题，赵苍璧从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高度指出：出身于地富家庭从事各种社会职业的人，他们的父辈属于剥削阶级，他们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反、坏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辈犯了罪，他们自己是无辜的。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受歧视的现象，是社会主义法制不健全，社会民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表现，必须坚决彻底地予以纠正。要全面地彻底地解决地富家庭第二代定成份和第三代改出身的问题。今后，四类分子家庭出身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全国各地为“四类分子”摘帽的工作，从春节后即开始进行。按照中央5号文件规定的群众评议、报县革委会批准、张榜公布摘帽名单的程序，迅速开展摘帽工作。有的地方还发放“摘帽通知书”给摘帽人员。各级政府部门认真执行中央5号文件，精心组织评审摘帽工作。很多地区在半年内基本完成评审摘帽工作，快的地区仅用两个月时间。各地摘帽率大多在90%以上。绝大多数的“四类分子”摘掉了戴在头上几十年的帽子。只有很少数“四类分子”在评审中没有通过。到1980年初，600多万“四类分子”的帽子被摘掉。

1979年10月20日，公安部又发出《关于今冬明春继续做好“四类分子”摘帽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检查一次摘帽人员是否同其他社员、职工享受同等待遇，没有落实的地方抓紧落实。对未摘帽的“四类分子”，要按照中央5号文件精神，继续做好评审摘帽工作。全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自治区，到1980年初，完成了“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本文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