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我的童年，不要说WiFi了，就连电视都没有。
我现在还清醒地记得，我平生第一次看电视，看的是毛主席的追悼大会。
那时我们全家都住在一家工厂的宿舍区里，母亲是这家工厂的工人。父亲当时单位上还没有分到房，等他论资排辈分到房的时候，已经是1981年的事了。
换而言之，对我来说，我的整个温馨美好的童年，至少是十岁之前，就是在位于城郊的这个工厂的宿舍区里度过的。
查了一下，毛主席的追悼大会是1976年9月18日召开的。我看的应该不是直播，因为我记得是在晚上看到的，大概是实况录像。
当时整个工厂，即便是厂长家里似乎也没有电视。我们看毛主席追悼大会实况录像的那台电视机是厂里工会的。
大概上级有要求，要组织全厂的工人及家属收看追悼大会的实况录像，所以沾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光，我这才平生第一次看到了电视，也第一次知道电视长什么样。
没有电视的童年，我们还是可以过得很快乐。
这种快乐几乎和物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因为物质匮乏，什么都要凭票供应。到食堂打饭，要饭票菜票。到开水房打开水，要开水票；到澡堂洗澡，要洗澡票；到理发店去理发，要理发票；夏天到了，到冰棒室买冰棒，要冰棒票……
我们的快乐，在夏天是看露天电影。
看电影，是我们童年快乐的重要源泉之一。我现在依然能够把我童年时代看过的电影的名字大差不差地默写出来。既有国产片：《渡江侦察记》《车轮滚滚》《斗鲨》《大闹天宫》《甲午风云》《珊瑚岛上的死光》《侦察兵》《无名岛》《千万不要忘记》《等到满山红叶时》《苦恼人的笑》《红色娘子军》……，也有译制片：《追捕》《瓦尔特保卫沙拉热窝》《桥》《火车司机和他的儿子》《大篷车》《流浪者》……。
那时候我对看电影几乎不挑食，什么电影都想看，什么电影都要看。
我记得，有一次厂里晚上放映一部彩色戏曲片《十五贯》。因为是咿咿呀呀的戏曲片，怕我们不爱看，所以母亲就没有给我们小孩子买票。而我硬是在母亲去看电影的半路上，缠着她给我补了一张票，带我去看。
不过最难忘的、最快乐的看电影的经历，还是夏夜在厂区的篮球场上看露天电影。
我现在也不知道晚上有露天电影的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反正每次总是有消息灵通人士会提前得到消息，然后一传十，十传百，家家户户的小朋友就开始行动，把家里的大大小小的凳子搬到在篮球场上，占好位子。
这天晚上，家家户户都会非常默契地比平时早些开饭。吃罢饭，一家人就会结伴走向篮球场，找到各家的位子，大人们聊着闲天，我们小孩子只要电影没开演，肯定都是满场飞。
当夜幕降临，电影开场，这时偌大的篮球场，几乎鸦雀无声，除了电影里的声音，只有放映机胶片咔咔作响的声音，萦绕在耳旁。
电影散场。此时头顶早已是星辉灿烂。
“满天星斗”，在那个时候绝对不是一句文人的修饰或夸张，而是日常夏夜所见，现在似乎很少见到这样的情形了。
看过的露天电影，现在还有印象的只有《闪闪的红星》和《抓壮丁》这两部了。
我们的快乐，在冬天是过年放鞭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现在不少人，包括我在内，对过年早已没有任何期盼了。
小时候，可不这样。对过年有太多的期盼。
其实，不用大人告诉，就连小孩子也知道，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些好吃的，而且有些食物和吃食，是只有过年才能吃到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添置一件新衣服，这在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有压岁钱。
而压岁钱对我们的诱惑，其实比对美食和新衣的诱惑还要大得多，如果三者不可兼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只要压岁钱。
其实，真正拿到手的压岁钱少得可怜，几乎所有的压岁钱就在我们手上过一下，亲戚走后这些压岁钱都要被父母亲原数收回，私藏或不给是不可能的，想都别想。
这也可以理解，当时每家都过得并不富裕，都要精打细算，压岁钱其实都是大人之间人情往来，何况我们那时还是只有几岁的小孩子，也根本不具备掌控这些压岁钱的能力。
到手的压岁钱，我记得大概也就两三毛钱，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五毛钱，但绝对不会超过一块钱。这些钱，够干什么呢，其实也就购买一两挂我们江西万载生产的鞭炮。
把鞭炮买回来之后，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一个一个拆下来，放在口袋里，鼓鼓囊囊的。这时问大人要来一根香（或是蚊香）点着一根香，呼朋唤友，大家就跑到外面撒欢放鞭炮去了。
在阵阵的鞭炮声中，童年的快乐得到一次次的释放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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