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婚罪中“明知”——民事诉讼确认事实与刑事证明标准的区分

——入库案例：罗某某重婚案——重婚罪中“明知”的认定

审理法院 ：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 （2022）川13刑终309号

入库编号： 2024-06-1-212-001

关键词：重婚罪 明知 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

裁判要旨：重婚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当事人在收到一审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判决后，其后的开庭传票、裁定均采用公告或邮寄送达方式，不能据此认定其主观上对开庭传票、裁定存在明知。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公告送达即意味着送达对象已收到相关文书，但民事诉讼所确认的事实并不必然适用于刑事案件。从证明标准来看，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而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达到“高度盖然性”即可。

一、案件事实与争议焦点 （一）案件事实

自诉人张某某与被告人罗某某于2007年10月25日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2011年8月，罗某某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巴中市巴州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张某某不服提起上诉，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5月9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该二审程序中的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均通过邮寄送达，且系他人代收。

在二审裁定作出后、重审程序尚未审结之前，罗某某于2011年12月14日与郑某在蓬安县民政局登记结婚，此后双方又经历两次结婚、两次离婚。张某某遂以罗某某构成重婚罪为由提起刑事自诉，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并赔偿精神损害。

（二）争议焦点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罗某某在民事诉讼二审裁定撤销离婚判决、案件发回重审后，与郑某登记结婚的行为是否构成重婚罪？具体而言，焦点可细分为两个层面：

1. 主观方面：罗某某是否“明知”其与张某某的婚姻关系尚未合法解除，即是否具备重婚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
2. 证明标准：民事诉讼中通过公告送达或邮寄送达（他人代收）所认定的“视为送达”事实，能否直接作为刑事案件中认定被告人“明知”的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重婚罪包括两种行为类型：一是有配偶而重婚；二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无论哪一种类型，均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备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确知晓其自身或对方存在有效婚姻关系，仍决意实施重婚行为。

在刑法理论中，直接故意要求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事实具有“明知”，且对行为结果持“希望”态度。就重婚罪而言，“明知”的内容至少包括：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或对方）正处于一个尚未依法解除的婚姻关系之中。倘若行为人基于合理理由相信前一段婚姻已经合法终结，则缺乏重婚罪的主观故意，不构成本罪。

本案中，罗某某辩称其仅收到一审法院作出的准予离婚的民事判决书，而未曾收到二审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民事裁定书，亦未收到重审程序中按撤诉处理的裁定书。换言之，罗某某有理由相信：其一审离婚判决已经生效，其与张某某的婚姻关系已经依法解除。在此认知基础上，其与郑某登记结婚的行为，缺乏对“前婚尚未解除”这一事实的明知，因而不具备重婚罪所要求的主观直接故意。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独立性：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适用

本案更深层次的法律问题在于：民事诉讼中已经确认的程序性事实（如公告送达或邮寄送达的效力），能否直接作为刑事案件中认定被告人“明知”的依据？对此，法院给出了明确否定的回答。

1.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差异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只要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使法院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即可认定该事实成立。在送达问题上，民事诉讼法规定公告送达期满即“视为送达”，邮寄送达由他人代收亦产生送达效力——这是基于程序效率与当事人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所作的制度安排。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则远为严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及第二百条第三项，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排除合理怀疑”意味着：基于全案证据，不存在一个符合逻辑与常理的、能够支持被告人无罪的解释；任何合理怀疑都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

2. 民事诉讼确认的事实对刑事程序不具有当然拘束力

本案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民事诉讼所确认的事实并不必然适用于刑事案件。”这一判断具有重要的法理依据：

• 程序价值差异：民事诉讼侧重于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允许在一定程序瑕疵下“视为”法律效果；刑事诉讼则关乎被告人的自由乃至生命，要求最大限度地防止错误定罪，对事实认定的精确性要求更高。
• 证据规则差异：刑事证据规则更为严格，非法证据排除、传闻证据限制、直接言词原则等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远高于民事诉讼。
• 证明责任分配：在刑事自诉案件中，自诉人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且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不能以民事诉讼中“视为送达”的程序推定，替代对被告人主观“明知”的直接证明。

本案中，虽然从民事诉讼角度看，相关法律文书的邮寄送达（他人代收）或公告送达可以“视为”罗某某已收到文书，但这一认定并不能当然推出罗某某“实际知悉”文书内容的结论。在刑事诉讼中，自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罗某某实际收到了二审裁定书及重审裁定书，亦未能证明罗某某以其他途径知悉离婚判决已被撤销的事实。在此情况下，罗某某关于“我以为已经离婚了”的辩解构成一个符合逻辑的、无法被排除的合理怀疑，法院据此宣告无罪，是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必然要求。

三、辩护思路总结与裁判要旨启示 （一）辩护思路总结：辩护律师在类似案件中的策略构建

在重婚罪案件中，被告人是否“明知”前婚尚未解除，是决定罪与非罪的关键。辩护律师若欲为当事人作无罪辩护，应当围绕“主观明知”这一核心要素，从以下三个维度系统构建辩护思路：

第一维度：积极构建“缺乏明知”的事实基础——以客观证据破除推定

辩护律师的首要任务，是向法庭证明被告人具有“相信前婚已合法终结”的合理依据。具体策略包括：

1. 收集并固定对被告人有利的法律文书：如本案中被告人仅收到一审离婚判决书，该文书形式上已经准予离婚，足以使一般理性人产生婚姻关系已解除的信赖。辩护律师应重点出示该文书，强调其作为国家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件所具有的公信力。
2. 逆向证明被告人未收到关键文书：对于撤销原判、驳回上诉等维持婚姻关系的裁定书或判决书，辩护律师应主动调查送达记录。若系邮寄送达且由他人代收，应进一步查明代收人与被告人的关系、代收后是否实际转交、被告人是否有合理理由不知情。若系公告送达，则应指出公告送达的本质是“拟制送达”，其制度目的在于推进诉讼程序，而非确保当事人实际知悉文书内容。
3. 挖掘被告人行为的反证：如果被告人在“再婚”后，仍与前配偶保持正常联系、从未刻意隐瞒婚姻状况，或者曾主动询问前婚诉讼进展等，均可作为其不具备逃避重婚罪责意图的旁证，从侧面印证其“确实不知道前婚未解”。

第二维度：严格区分民刑证明标准——以程序法理瓦解自诉人的证据链

自诉人往往试图将民事诉讼中的送达记录、视为送达的裁定等直接搬入刑事程序，用以证明被告人“明知”。辩护律师应当敏锐识别这一逻辑跳跃，并予以有力驳斥：

1. 明确指出证明标准的不相容性：民事诉讼的“高度盖然性”与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自诉人仅凭民事送达记录证明被告人“应当知道”，充其量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却无法排除“被告人确实不知道”的合理怀疑。辩护律师应反复强调：在刑事程序中，“视为知道”不等于“实际知道”。
2. 举证责任的转移策略：在被告人已提出“收到离婚判决、未收到后续裁定”这一合理解释后，证明责任并未完全转移，但自诉人需承担更重的举证义务——即证明被告人“实际知悉”前婚存续。若自诉人无法提供直接证据（如被告人曾承认知情的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在诉讼中签收文书的回执等），则应当场指出证据不足。
3. 利用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原则：辩护律师应强调，只要被告人的无知情由在逻辑上具有可能性，且自诉人无法予以排除，法院就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本案中，罗某某“只收到离婚判决、没收到撤销裁定”的解释完全符合常理，自诉人未能提供反证，即应宣告无罪。

第三维度：强化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从犯罪故意结构上进行理论辩护

重婚罪是典型的目的犯或故意犯，缺乏故意则不构成本罪。辩护律师可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进行如下论证：

1. 明确“明知”的内容与程度：重婚罪要求的“明知”是对于“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依然存续”这一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行为人对于离婚判决的上诉、发回重审等程序性事项缺乏认知，本质上是对法律状态的认识错误（法律错误），但此种法律错误若源于对事实的误解（如不知道有后续裁定），则属于事实认识错误，阻却故意。
2. 区分“过失重婚”与“故意重婚”：如果被告人在再婚前未尽到充分的审慎义务（例如未主动向法院查询案件进展），可能构成过失，但我国刑法不处罚过失重婚行为。辩护律师应当论证，即便被告人在核实婚姻状态上存在疏忽，那也只是民事上的过错，不能因此升格为刑事犯罪故意。
3. 运用期待可能性理论作为补充：一个已经收到法院准予离婚判决的普通人，通常会合理地认为自己已是自由身，法律不能期待其再去怀疑判决的效力、主动查询是否有上诉或改判。缺乏期待可能性，从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角度，亦不应以重婚罪论处。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协同论证，辩护律师可以构建一个逻辑严密、理论与事实并重的无罪辩护体系。其核心精髓在于：将“程序上的送达推定”与“事实上的实际知悉”彻底剥离，严格坚持刑事证明标准的独立性和严格性，最终凭借“合理怀疑”的存在，推翻自诉人对被告人主观明知的指控。

（二）裁判要旨的启示

本案裁判要旨的核心启示在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上的差异，决定了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推定（如公告送达的“视为知悉”）不能直接替代刑事程序中对被告人主观“明知”的实质性证明。

这一裁判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 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法院在审理涉民刑交叉案件时，应当明确区分民事诉讼“视为送达”与刑事证明“实际知悉”之间的界限。不能因为民事程序上已经“送达”，就当然认定被告人“明知”相关事实。
2. 对被告人权利保障的意义：本案体现了刑法谦抑原则和对被告人有利原则的精神。在事实存疑、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宁可放纵一个可能构成重婚的行为人，也不能错误地将一个基于合理认知而行为的人定罪。
3. 对自诉案件的警示意义：刑事自诉人应当认识到，自诉案件的证明标准与公诉案件完全相同，均要求“排除合理怀疑”。仅凭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文件或送达记录，往往不足以证明被告人主观上的“明知”，自诉人需要提供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4. 对民刑程序衔接的理论启示：本案提醒我们，同一事实在不同法律程序中可能具有不同的法律评价。民事诉讼追求的是程序公正与效率的平衡，刑事诉讼追求的是事实真相与权利保障的最大化。二者不可简单等同，更不可相互替代。

结语

罗某某重婚案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是否收到法律文书”的事实认定问题，深刻揭示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独立价值与严格性。它告诉我们：在刑事审判中，程序上的“视为送达”不等于事实上的“实际知悉”；民事上的“高度盖然性”不足以支撑刑事上的“排除合理怀疑”。对于辩护律师而言，本案提供了在重婚罪案件中开展无罪辩护的系统性方法——以“缺乏明知”为核心，以民刑证明标准差异为武器，以合理怀疑为突破口，最终实现对当事人权利的最大化保障。这一裁判要旨，既是对被告人权利的坚实保障，也是对刑事司法证明标准的忠诚坚守。

游涛，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公安大学本科、硕士，人民大学刑法学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长，曾任某网络科技（直播、娱乐社交）上市公司集团安全总监。

业务领域：网络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电信诈骗等刑事法律服务，以及数据、直播、娱乐社交等领域合规建设。

从事审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调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导大量案件外，还亲自办理1500余件各类刑事案件，“数据”“爬虫”“外挂”“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确定为最高检指导性案例、全国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参阅案例。还为包括上市公司在内的多家企业完成全面合规体系建设以及数据安全、商业秘密、网络游戏、直播、1v1、语音房等专项合规。

多次受国家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请，为全国各地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授课；多次受北大、清华等高校邀请讲座；连续十届担任北京市高校模拟法庭竞赛评委。在《政治与法律》等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审判参考》等发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专著《普通诈骗罪研究》。

金川，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

职业资格：具有中国律师执业资格，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

业务领域: 民商事诉讼 国内仲裁 破产重组 保险纠纷 职务犯罪

工作经历：曾在北京某法院工作十四年，曾在民、商事审判庭、劳动争议庭历任审判员、审判长、副庭长，分管重大疑难及新型案件的审理及全庭案件的审核。长期从事民商事法律实务及研究工作。撰写的多篇判决书及论文在国家级法律刊物发表，常年在北京大学、政法大学、外交学院、司法局、律师协会进行专题讲座。因业绩突出，先后荣获两次个人三等功、两次集体三等功、一次市级优秀法官及多次院级嘉奖，有一定的社会影响。

金川律师 2013年加入君合后，主要从事诉讼仲裁、破产重整业务与保险纠纷。擅长合同纠纷、公司争议、产品责任、建设工程、劳动纠纷、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争议解决。金川律师同时为跨国公司和大型企业提供日常法律服务，在企业合规审查、重大项目法律风险评估、职务犯罪等方面有丰富经验。

教育背景：于2001年获外交学院国际法法学学士;2007年获对外经贸大学民商法专业法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