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年男人的倾诉：为了大家庭，我失去了婚姻，后悔莫及。

文:柳叶 来源:狗尾巴草

1

人这一辈子，你永远都想不到意外什么时候会来，我以为我会和其他的同学们一样，顺利毕业，然后结婚生子。

没想到，命运和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那年我二十一岁，大三学生，对未来最大的憧憬不过是想考研、进大厂、在城市里扎根。可父亲在那一年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

在安葬父亲的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瘫软在地上，弟弟妹妹站成一排，像三只受了惊的小鸟——弟弟十五岁，刚上高中，妹妹十三岁，还在读初中。

我听见自己说：“妈，别哭了，有我呢。”

这句话我说了二十八年，说到两鬓生了白发，说到腰背不再挺直，说到我终于在四十九岁的年纪里，被他们从那个我亲手建起来的家里赶了出来。

此刻是凌晨三点，我坐在出租屋的窗前，桌上摊着离婚协议书和一封女儿三年前写给我的信。每个字都像刀子划在我心上：“爸，你的心里只有奶奶和叔叔姑姑，我和妈妈算什么？”

我今年四十九岁，一无所有，孑然一身。母亲和弟弟妹妹住在我建的大房子里，而我，连进门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

他们说我活该。我想了又想，觉得他们说得对。

1996年，父亲走的那年。

父亲是心梗，走得很突然。他是镇上建筑队的瓦工，那天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赔偿款没多少钱，3万块，拿到钱的时候母亲攥着存折哭，弟弟和妹妹站在旁边也跟着哭。我没有哭，不是不想哭，是不敢哭。我怕我一哭，这个家就真的撑不住了。

丧事办完后的第一个星期，我办了休学。辅导员打电话来劝，说我成绩这么好，休学太可惜了，可以申请助学金，可以申请困难补助。我说谢谢老师，但我弟弟妹妹还要上学。挂了电话我翻来覆去地想了一整夜，最后把课本塞进箱子底，第二天就去了县城找工作。

第一份工是在工地搬砖，一天十八块钱。老板是我爸生前的工友，姓周，看我可怜，让我住工棚。每天天不亮起来搬砖、和水泥、扛钢筋，干到天黑，手上全是血泡，晚上躺在工棚里想，要是父亲还在，我是不是还能坐在教室里上课？

我才二十出头，浑身上下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双大学发的白球鞋，我舍不得穿，怕穿烂了没钱买新的。

第一个月工资发了五百四十块，我留了四十块买日用品，剩下五百块全部寄回家。打电话到村委会，让村长转告母亲去取钱。母亲在电话那头哭，说建国你要照顾好自己啊。我说妈你放心，我在城里挺好的。

其实不好。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工棚漏风，我盖着一床薄被子冻得整晚睡不着。隔壁床的老张看不过去，把自己的军大衣给了我，说小伙子你还年轻，别冻坏了身子。我穿着那件军大衣过了一冬，后来洗得发白了也没舍得扔，一直穿了好几年。

第二年开春，工地上的活少了，我去了一家印刷厂当学徒。一个月八百块，比工地强，包吃住。我学东西快，三个月就能独立开机器，半年后工资涨到一千二。我把每个月的大部分钱都寄回家，自己省吃俭用，住最便宜的宿舍，吃食堂最便宜的菜，一根油条掰成两半，早上吃一半，中午吃一半。

弟弟妹妹的学费、生活费，母亲的医药费，全是我来出。母亲有高血压，常年吃药，每个月药钱就要两百多。我对自己抠得不能再抠，但给家里寄钱从不含糊。

1999年，弟弟考上省重点高中，我在电话里听到消息，高兴得在宿舍里蹦了起来。那天我特意去小馆子吃了一碗肉丝面，花了三块钱，心疼了半天，但心里是真高兴。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值了，只要弟弟妹妹能出息，我再苦再累都认。

那时候我二十四岁，除了青春什么都没有，但我有希望。

2

2001年，我遇到了刘慧。

她是我们厂的会计，比我小两岁，扎着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看到我每天中午吃馒头就咸菜，偷偷给我带过好几次饭。我一开始不好意思要，她就直接放在我工位上，也不多说什么。

我们谈恋爱谈了两年。她对我很好，知道我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家，从来不让我花钱。我们约会就是去公园走走，或者在她租的小屋里做饭吃。她说她不在乎我穷，只要人好就行。

2003年，我们结了婚。没有彩礼，没有婚房，甚至连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我们在镇上办了六桌酒席，来的都是亲戚。母亲那天很高兴，拉着刘慧的手说：“慧啊，你放心，建国这孩子有本事，以后日子会好起来的。”

刘慧笑着点头，眼睛里充满了柔情。

婚后的日子紧巴巴的。我们租了一间平房，月租一百二，屋子很小，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柜子就转不开身了。刘慧从来不抱怨，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墙纸，窗台上摆了她养的绿萝，简陋但温馨。

2004年，女儿出生。2006年，儿子出生。

我记得女儿出生的那天晚上，我抱着她在医院走廊里走来走去，心里又欢喜又发愁。欢喜的是当了爸爸，发愁的是养孩子的开销。奶粉要钱，尿片要钱，什么都涨了，就工资没怎么涨。

那些年我换了好几份工作，从印刷厂出来跑过业务，做过销售，后来跟着一个老乡做建材。慢慢摸出了门道，攒了点钱，2009年开了自己的建材店。

开店的钱大部分是借的，刘慧把她攒的私房钱也全拿出来了。我那时候特别感激她，心想这辈子一定要对她好，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是“对她好”这三个字，我后来做到了几分？

建材店刚开起来的时候，生意不好做，前三个月几乎没进账。我急得嘴角起了泡，每天早上五点出门跑业务，晚上九十点才回来。刘慧一个人在家带孩子，又要照顾小的又要接送大的，忙得团团转。她偶尔抱怨两句，我不耐烦地说：“我也在挣钱，你以为我不累吗？”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太混蛋了。

3

2010年，弟弟考上大学，被一所中部省份的二本录取。学费一年五千多，生活费一个月至少得七八百。母亲打电话来说：“建国，你弟弟的学费你想想办法。”

我想都没想就说：“行，我来。”

挂了电话才想起来，这个月店里要进货，货款还没凑齐。我跟刘慧商量，说弟弟的学费能不能从家里的钱里挪一下。刘慧沉默了一会儿说：“咱家的钱一共就一万多块，还要给孩子买奶粉，能不能让你弟弟先办助学贷款？”

我想也没想就回绝了：“我妈说了，贷款有压力，家里能帮就帮一把。再说弟弟以后出息了，还能不帮我们？”

刘慧没再说什么。第二天我取走了五千块，寄给了弟弟。

后来我才知道，那笔钱里有三千块是刘慧本来打算给女儿报学前班的。女儿当年没上成学前班，直接上了小学一年级，拼音跟不上，数学跟不上，老师找我谈话，说我女儿基础差，家长要多辅导。我嘴上答应着，转头就忙着店里的生意，根本没管。

女儿的学习成绩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太好。刘慧后来跟我说过很多次，让我多关心孩子，我嘴上答应，但每次一接到家里的电话就全忘了。母亲的电话、弟弟妹妹的电话，永远排在第一位。

2011年，妹妹考上大专。同样是学费的问题，同样是家里来电话，我又一次从店里的流动资金里挤出了几千块寄回去。那次刘慧红了眼睛，说：“咱们的孩子也要上学，你能不能也为他们想想？”

我那时候不知道怎么了，特别反感她说这种话。我觉得她是在跟我家里人计较，是在跟我母亲顶嘴。我语气很冲地说：“那是我亲弟弟亲妹妹，我能不管吗？你也是当嫂子的，你就不能理解理解？”

刘慧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转身去了厨房，背影很瘦。

我为什么就没有追上去呢？哪怕说一句软话也好。

2012年，我做建材生意赚了一笔钱，大概二十来万。我想着终于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了，给刘慧买件好衣服，给孩子换个好学区。可钱刚到手，母亲的电话就来了。

她说：“建国，你弟弟谈了个女朋友，女方家里要求在县城买房。你看你能不能帮帮你弟弟？”

我问：“妈，要多少钱？”

母亲说：“首付十万就行，剩下的他自己还。”

当天我就转了十万过去。

刘慧知道以后，在卧室里哭了一整晚。我推门进去，她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没回头。我站在门口站了很久，不知道说什么，最后说了句“早点睡吧”，就关门出去了。

那一晚，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盼着我说点什么。

但她什么也没等到。

4

后来，妹妹大专毕业，想去欧洲留学。她说她学的是艺术设计，出国镀金回来才好找工作。学费加生活费一年至少十五万，读两年就是三十万。

母亲又来电话了，说：“建国，你妹妹的事你可不能不管。你弟弟的房子你都帮了，你妹妹的留学你也要帮一帮，手心手背都是肉。”

我算了算店里的钱，加上这年赚的，凑凑能拿出二十来万。我说：“行，我出二十万，剩下的让妹妹自己想办法。”

刘慧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在给孩子洗澡。我走进卫生间跟她说，她手里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没说话，继续给孩子搓背。我站在旁边等了半天，她才说了一句：“那你答应给孩子换学区房的事呢？”

我愣住。

我想起来了。上个月女儿小升初，划片的学校不好，刘慧说想换一套学区房。我说行，再等等，等钱凑够了就换。

可是钱每次刚凑够，就又被家里的事用掉了。

那天晚上我们爆发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吵。

刘慧说：“林建国，你心里到底有没有这个小家？你有没有把我和孩子当回事？你弟弟买房你掏十万，你妹妹留学你出二十万，你女儿上个好学校你连个学区房都舍不得换！在你心里，到底是你的弟弟妹妹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孩子重要？”

我不甘示弱：“那是我亲弟弟亲妹妹！父亲走得早，我不管他们谁管？你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我大度了十年了！”刘慧的声音都在发抖，“我大度了十年了，你跟家里打电话永远背着我说，寄钱永远不跟我商量，我有说过一个不字吗？可是你的孩子也要长大，也要上学，也要过好日子！你就不能为他们考虑考虑吗？”

我被她说得理屈词穷，但还是嘴硬：“反正我已经答应我妈了，钱已经转了，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刘慧看着我，眼泪慢慢流了出来，咬着嘴唇没再说话。

5

那天之后，我们之间有了很大的隔阂。

（后面的内容在今天的第二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