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英归来→调入西电→援建桂电，他始终服从国家需要

为西电早期每一位教授写一篇传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传略：第一卷（1949—1962）》编纂工作正式启动以来，在多方支持与编纂团队的潜心打磨下，现已顺利完稿。在此基础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传略：第二卷（1980—1982）》的编纂工作已正式开启，本卷聚焦改革开放初期11位知名教授的治学风采与育人担当，以人物为脉络，以史实为依据，记录一代教育工作者坚守讲台、潜心科研的奋斗历程。欢迎广大师生、校友及各界读者持续关注，共忆师者风范，共传西电精神。

教书育人，桃李天下

——追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陶栻教授

个人简介

陶栻（1922-2016）

陶栻，字望平，汉族，1922年1月15日出生，江苏崇明（今上海崇明）人。 194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获电机学士工程师学位。1946年6月至1948年8月在中建电机厂、中华无线电社、香港马可尼无线电公司任实习工程师。1948年8月至1951年10月在英国马可尼无线电学院及工厂学习无线电通信和雷达技术。1951年11月回国工作。1952年4月至1965年2月，在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雷达系任教，任副教授；1965年2月至1980年8月，在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二系雷达教研室任教，历任副教授、教授；1980年2月，被提升为教授。1980年9月至1984年6月，在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系任教授、系主任。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起任名誉系主任。曾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电子部计算机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广西电子学会顾问等职。1991年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津贴，1992年退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6年12月5日在深圳逝世，享年94岁。

陶栻，字望平，192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今上海崇明）。父亲陶胜百是中国近代无线电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自幼受家庭熏陶，对电机和无线电产生浓厚兴趣。

1929年至1941年，因全面抗战爆发和时局动荡，陶栻辗转就读于上海、武汉、昆明、重庆等地的十余所中小学，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学业。1941年，他从重庆清华中学毕业，同年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彼时浙江大学已西迁贵州遵义，在校长竺可桢带领下坚持办学。大学期间，陶栻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马列主义小组，担任地下图书管理员和联络员，曾多次冒险赴重庆新华书店取送进步书刊，较早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

1945年，陶栻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获电机学士及工程师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重庆中建电机厂、上海中华无线电厂任实习工程师，学习电动机、变压器及收发报机的制造技术，积累了扎实的工程实践经验。

1947年，陶栻转至香港永华电影制片厂任录音工程师。1948年，他进入香港马可尼无线电公司任实习工程师，学习大型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船用收讯机的维修技术。同年8月，他远赴英国，进入马可尼无线电学院深造，留英期间先后在通讯工程班和雷达工程班学习，同时参加工厂试验、制造训练、绘图设计等实践环节，获得特许工程师（chartered Engineer）称号。在英期间，他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伦敦分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主席等职，组织留英学生座谈会，出版刊物，号召海外学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1951年，陶栻响应祖国召唤，放弃国外优渥条件回到北京。

1952年4月，经教育部人事司分配至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雷达系工作。同年，陶栻被北京工业学院授予副教授职称。作为雷达专业的奠基人之一，他主讲雷达原理课程，并着手编写教材。

1953年，北京工业学院正式成立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从苏联引进雷达专家，陶栻与苏联专家密切合作，从无到有参与构建了雷达专业的教学体系。

1965年，陶栻响应国家加强西北国防院校建设的号召，从北京工业学院调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二系雷达教研室，与戴树荪、丁鹭飞等学者共事。他先后主讲过工业电子学、电磁测量、无线电通信设备、雷达原理与雷达站、半导体原理等多门课程，并开设出国教师英语进修班，帮助青年教师提升英语水平。

1966年至1976年，陶栻虽受到冲击，但在困难时期他依然心系他人，自费为在疏散期间认识的乡亲购买药品治病，还为村子自制高音喇叭。这一时期他虽然无法正常开展教学科研，但经常受其他单位邀请维修雷达，始终坚守学术初心。

1980年2月，陶栻被授予教授职称。同年，他担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业余时间撰写科普读物，如《国防的眼睛——雷达》《激光雷达》《卫星通信》等。

1980年3月，电子工业部决定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对口支援新建的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同年，陶栻再次服从组织安排调往桂林，负责电子计算机系的建设和学校的职称评定工作。这一年他已经58岁。从雷达专业转向计算机领域，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英语能力，刻苦自学，带领全系从零开始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建设实验室。

1981年至1987年，陶栻担任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积极为地方发展建言献策。1982年，他作为四机部组织的“中国高校‘IBM计算机’访美代表团”成员赴美考察，开阔国际视野，为桂电计算机专业建设提供借鉴。同年，他被评为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全院先进工作者，并获电子工业部“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1983年12月15日，陶栻在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多年夙愿。他在入党思想汇报中写道：“对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坚信不渝。”

1984年9月，陶栻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电子计算机系主任，改任名誉系主任。同年，他担任电子部计算机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广西电子学会顾问。

1986年，陶栻被评为桂林市教育工作优秀党员。同年起，他受电子工业部委托，担任深圳赛格电子集团高级顾问，每两月赴深圳参加咨询会议，为特区电子工业发展出谋划策。

1987年，他获评桂林市年度优秀党员。同年，陶栻年满65岁达到退休年龄，但学校要求他延聘五年，继续为学科建设和职称评定工作把关。他定下规矩：家中不谈职称，来访不带礼物，一切按程序公平公正办理。

1992年，陶栻正式离休，后随家人迁居深圳。

2016年12月5日，陶栻在深圳逝世，享年94岁。

他一生从北京工业学院到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再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三度服从国家需要，辗转三校，每一次转身都毫无怨言，始终耕耘在电子信息高等教育第一线。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关于信念、选择与坚守的故事——这个故事，始于上海崇明岛上一个电信世家的灯火，贯穿了整整一个世纪。他用自己的毕生精力，诠释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心怀家国、无私奉献的精神底色。

家学渊源：电信先驱的精神传承

陶栻，原名陶望平，192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庙镇（今上海崇明）。崇明岛，长江入海处的一方水土。这里虽为悬海之岛，却素来人杰地灵。近代中国电信史上流传着一句美谈：“无崇不成台（电台）”，意即若无崇明人，电台便难以设立。这句话指向的核心人物，正是陶栻的父亲——陶胜百。

陶胜百（图片来源：家属提供）

陶胜百（1890—1982），名钧，以号行世，是中国近代电信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读中学时就对电机专业大有兴趣。1911年，陶胜百就读于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电机系，是该校电机系的第一届大学生。

1914年毕业后以突出成绩，由交大保送北京交大无线电工程班深造，1915年5月毕业。旋即由北洋政府交通部录用为北京电报局工程师。同年8月，陶胜百兼任海军部技士职，在军务司工作，不久晋升为海军部无线电工程师。他先后任职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和海军部，成为中国早期身兼两部要职的电信工程师。1920年，他骑着骆驼穿越荒漠，历经月余抵达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架设无线电台，与同乡邹驾白赴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建台之举，并称为中国电信史上两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但陶胜百的传奇远不止于此。1926年，他在上海创办中华无线电研究社，将进口的马可尼长波收发报机改装为国产第一台短波收发报机，开创了中国无线电设备制造的先河。次年，他又创建了中华无线电厂，规模化生产各类无线电设备，打破了外国产品的垄断。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于1927年创办中华无线电夜校，系统培养无线电技术人才。

研究社、工厂、夜校三位一体，理论与实践结合、生产与育人并重，形成了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一种典范模式。三届毕业生共180余人，其中崇明籍占绝大多数，这些人才随后遍布全国各地电台，成为“无崇不成台”这一说法的真实注脚。

陶胜百还是中国有声电影录音机的研制先驱。1936年，他成功研制出“中华通”录音机，为国产有声电影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秋回到阔别10年的家乡崇明，将自己120亩土地作为资产，独资接办庙镇宏仁中学（今崇西中学前身），自任校董事会董事长。

1949年，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员找到他，嘱托保护广州一批电信材料，免得运往台湾，他欣然受命，顺利完成任务。同年10月，他应好友黄炎培之邀回到大陆，投身新中国建设，先后任职于中国工程公司、北京电机厂、北京市工业局、北京市电工研究所等单位。

陶胜百为《中华无线电学校同学会会刊》写的序（图片来源：《中华无线电学校同学会会刊》）

陶胜百一生兼具工程师、企业家、教育家多重身份，以其卓越的技术才能、前瞻的商业眼光和深厚的家国情怀，为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精神品格——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对国家的赤诚热爱、对教育的重视投入——如同一盏灯，照亮了儿子陶栻的人生道路。

陶栻生长于这样一个充满科学氛围与爱国情怀的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对电机、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家中往来无白丁，常常聚集着电信界的精英人物，他们谈论的无线电技术、通信设备、国内外科技动态，在少年陶栻心中埋下了求知与报国的种子。

父亲“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念，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浸润，化为陶栻日后一切选择的底色。那些陌生的名词和奇妙的电路，在他心中埋下了求知的种子。崇明岛的水土滋养了他的身体，而陶家的家学家风则塑造了他的精神底色。

负笈千里：战火中的求学之路

陶栻的求学经历，是一部在战乱中辗转求索的艰辛史，也是一位青年在时代洪流中坚守志向、孜孜不倦的成长史。1929年至1941年，他的中小学阶段跨越了上海、武汉、昆明、重庆四地，先后就读于十余所学校。每一次转学，背后都是一段家国动荡的故事。

1929年，陶栻入读上海效云小学一年级。1930年，他转入修德小学二年级。1931年，他又转入洁如小学三年级。频繁更换学校，本是因为家庭原因，但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发动“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爆发。为躲避战火，年幼的陶栻随家人被迫搬家。这一年，他进入上海南洋中学第一小学，从四年级读起，直至1935年小学毕业。在南洋中学附小的三年里，他终于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求学时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5年，陶栻升入上海南洋中学初中。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局势日益危急。父亲陶胜百的工厂由上海搬到了汉口，陶栻也随之前往武昌求学，转入武汉第九中学就读初三。1938年初，南京失陷，武汉动摇。父亲决心把工厂搬到四川去，陶栻本想随父亲入川求学，但因等不到从汉口到重庆的船位，只好改变计划，取道昆明继续学业。

陶栻的中学作业本（来源：家属提供）

抵达昆明后，陶栻进入昆华中学，于1938年6月完成初中学业，同年考入昆明的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初，为反抗军训教官强迫一名同学吞下从地上拾起的小石子，他与同学们一同与教官及校方抗争。于是，校长在学期末将他开除，尽管他当时的学业成绩名列第二，操行等第为甲等。

被开除后，陶栻于1939年考入了重庆清华中学高中二年级。在那里，有两位进步先生给予他指导，他参加了进步学生团体的座谈集会，课余时间阅读了《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党史》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民主主义》等著作。

校长曾为此到他父亲那里告状，担心他落下功课。但父亲陶胜百并没有责骂他，只是语重心长地说：“数理化十分重要，必须要好好学习，将来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工程师。”这番话让陶栻铭记一生。重庆清华中学严谨的学风、浓厚的爱国氛围，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也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求知欲与报国志。

民国三十四年陶栻私立重庆清华中学证明书（来源：浙江大学档案馆）

这段看似颠沛流离的求学经历，实则折射出那一代知识青年的共同命运：战火逼迫他们不断迁徙，但从未能阻挡他们求学的脚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继沦陷，大批学校内迁，无数学子跟随学校或家人踏上西行之路。陶栻从上海到武汉、从武汉到昆明、从昆明到重庆，每一步都踩在民族危亡的节拍上。正是这样艰苦的环境，磨砺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的紧迫性。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年仅十五岁的陶栻便参加了学生下乡抗日宣传团，到农村开展宣传工作。在乡村和矿场，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贫苦农民和矿工被剥削的悲惨情形。虽然年幼的他尚不能完全分析这些现象的本质，但这次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同情劳动人民、追求社会公正的种子。

1941年秋，陶栻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此时的浙江大学，正处于校长竺可桢领导下的“西迁办学”时期。自1937年起，浙江大学历经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广西宜山等地辗转，最终于1940年初定居贵州遵义。

陶栻学生成绩册（来源：浙江大学档案馆）

在竺可桢校长的亲自带领下，浙大师生在战火中坚持办学。除了办学条件极端简陋，生活和卫生医疗也相当恶劣。但浙大仍保持一贯严谨的校风，主科成绩不及格者会被除名。当时，与陶栻同宿舍的一位同学不幸染上肺病被迫休学，而陶栻自己也出现了类似症状，低烧数周不退。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不耽误各门课程，并顺利通过考试。若干年后每次体检，他的肺部胸透片中总有一个明显的钙化斑块阴影，医生评估说，这可能是当年患上肺结核留下的后遗症。

陶栻在浙大期间热爱体育运动，尤其喜欢踢足球，这一习惯伴随他终生。在遵义的简陋操场上，他与同学们奔跑、传球、射门，汗水洒在泥土地上，青春的活力在战火中依然蓬勃。陶栻上学期间最崇拜的老师就是竺可桢校长。他常说，竺校长“求是”二字的精神，影响了他一辈子。后来，他还与十多位同学共同撰写了一本关于竺可桢对他们人生影响的书，怀念竺校长对自己的教诲与指引。

遵义工学院实验室奠基纪念碑（来源：浙江大学工学部网站）

更为重要的是，陶栻在浙大期间接触到了进步思想。1943年2月，一位比他高一年级的同学约他密谈，问他是否愿意为共产党革命力量出力。陶栻毫不犹豫地回答“愿意”。于是他便加入学校的地下组织——马列主义小组，在地下党员吕东明同志领导下开展工作。小组的工作包括：联络消息，从重庆新华日报等书店获取陕北的消息；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共产主义，团结进步同学；管理秘密图书馆，出借革命书籍。

他在这个团体中担任地下图书管理员，负责保管约四百本进步书籍。其中包括马列选集、华文课本、资本论中文本和德文本全套、斯大林选集，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为了安全，他将书籍分成三批，部分存放在校外，部分藏在宿舍隐蔽处。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重庆新华书店秘密取书，然后将书刊巧妙伪装，通过层层关卡安全带回遵义浙大校园。

1944年12月，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降临了。由于形势突变，陶栻奉命紧急转移他保管的马列书籍。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国民党特务已经开始在校园周围活动，嗅查进步力量的踪迹。他正将校外一部分书籍搬回校内，途中迎面遇到三个特务稽查员。特务尾随了一段后，喝令他停下，要求开箱检查。陶栻镇定地推说衣袋中没有箱子的钥匙，坚决不肯开锁。双方僵持了三、四分钟。幸好有几位散步的同学路过，上前帮他解释，特务才悻悻离去。这次遭遇险些使他被捕，但他临危不乱，最终将全部书籍安全转移，无一册落入敌手。一旦这些书籍被查获，不仅藏书尽失，陶栻本人也将面临被捕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这次险情，让陶栻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也更加坚定了他追随中国共产党的信念。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认同，也锻炼了他的组织能力和革命意志。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遵义浙大的校园里，一盏盏不灭的灯，既照亮了知识的殿堂，也点燃了理想的火焰。陶栻，正是这灯火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

陶栻学生成绩簿（来源：浙江大学档案馆）

1945年，陶栻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获得电机学士工程师学位。毕业之际，抗战已近尾声，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时。他没有选择安逸，而是投身于重庆中建电机厂，任实习工程师，学习电动机和变压器的制造，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从书本到车间，从理论到实践，他感受到了工程技术的力量，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远洋淬火：英伦深造与报国之志

1945年至1951年，是陶栻从一名青年工程师蜕变为具有国际视野的雷达专家的关键六年。这六年里，他从重庆到上海，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到英国，足迹踏遍半个地球。

陶栻（来源：家属提供）

抗战胜利后，陶栻于1946年初回到上海，进入中华无线电厂任实习工程师，学习收发报机和扩大机的制造。在这里，他将大学所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熟悉了无线电设备的生产流程，积累了宝贵的工程技术经验。1947年，他转至香港永华电影制片厂任录音工程师，次年起又进入香港马可尼无线电公司实习，学习大型无线电发射设备和船用收讯机的制造与维修。

1948年8月，陶栻远渡重洋，赴英国深造。他乘坐货轮，在海上漂泊了三个月。漫长的航程中，他没有浪费一天时间——随身带着书本，在摇晃的船舱里学习英语，背诵单词。货轮条件艰苦，他却甘之如饴。

陶栻与友人在船上合影（来源：家属提供）

抵达英国后，陶栻进入了马可尼公司体系下学习与工作。两年半的时间里，他的训练安排紧凑而有序：先是在车间工厂进行扎实的实习，内容涵盖工厂试验、制造训练、绘图设计、机工操作等全流程环节，为期半年；随后进入附设学校，系统学习通讯工程的前沿理论，为期半年；接着转到制造厂和试验部继续工作半年；最后半年又回到学校，专攻雷达工程的前沿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交替进行、各占约一半时间的模式，使他在学术素养和动手能力上得到了均衡而深厚的锻造。1950年，他获得马可尼公司特许工程师（Chartered Engineer）称号。

陶栻（前排左一）与马可尼学院同学留影（来源：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档案与现代手稿部）

陶栻去英国马可尼学院是半工半读。因父亲陶胜百当时处境不稳定，拿不出太多钱供他留学，他必须靠自己。他住在一个英国钣金工人家中，有时也去工厂上班实习，学习钣金手艺。为了维持学业和生活，他靠敲铁皮、做烟囱、打水桶等手艺活挣钱补贴开销。他的动手能力很强，可以制作各种金属物件。从英国回国时，行李中就有一个他自己敲出来的工具箱——那是他在英国数年辛苦的见证。

1949年4月20日，陶栻（前排右一）与马可尼公司同学在训练所留影（来源：家属提供）

这段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也为他日后在雷达工程领域的实践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他不仅会维修各式各样的雷达，还在多年后买不到电视的年代，自己购买配件，花费一两年时间成功组装了当时家里第一台电视机——一台4.5寸的小电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是一个奇迹。

陶栻自己做的铜盒子（来源：家属提供）

在英期间，陶栻不仅专注于专业技术的学习，还积极投身于留英学生的工作。他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伦敦分会主席和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主席等职务，组织留英学生开展活动，出版杂志，号召留学生学成后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伦敦留英学生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分会这两个组织当时是受中共驻英党员陈天声领导和支持的，开展一些进步活动。

当时国民党大使馆解散时留下一批特务，专门破坏海外学生运动。陶栻与几位进步同学察觉到特务的活动后，立即向中共驻英代表陈天生报告，协助揭露和防范特务的破坏行为。在伦敦学生会中，陶栻每月组织两次座谈会，讨论和报告国内革命后的形势与发展，团结广大留英学子，增进留英学生对祖国的了解和认同，号召大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陶栻在马可尼学院留影（来源：家属提供）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英国，留英中国学生欢欣鼓舞。陶栻激动万分，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动员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中。他深知，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类专业人才，特别是在国防科技领域。雷达技术作为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电子装备，对于巩固国防、保卫新政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51年从马可尼无线电学院毕业后，陶栻先在香港马可尼公司船舶雷达部工作，任船用雷达工程师。不久，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回国。

据家属回忆，当时国内正通过在香港的机构呼吁海外学者回国建设新中国。陶栻通过联络机构与国内取得联系。然而，因他在马可尼公司从事的技术具有一定保密性，涉及英国军方设备，若直接告诉公司，公司肯定不会轻易放行。于是，他与另外四、五位处境相同的同仁一同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报告情况。了解情况后，总理立即派人从香港将他们接回。

陶栻一行人没有走正常海关，因为一旦通过海关，英方必然会知晓并可能加以阻拦。于是，在一个夜晚，他们乘船从香港出发，次日白天便抵达广州。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正式从马可尼公司辞职，只是请了几天假，便毅然踏上了归途。从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完全交付给了新中国。

从1945年大学毕业到1951年回国，六年时间，他从国内到香港再到英国，从工厂实习到学院深造，从技术实践到学术研究，从专业学习到社会活动，完成了一个青年才俊向成熟专业人才的蜕变。这六年，是他人生中最为关键的成长期，也是他报国之志最终定型的时期。

荒原播种：北京工业学院的初创岁月

1951年秋，陶栻正式回国。他从香港到达广州后，国家有关部门向他了解回国后的工作意愿及希望从事的行业，陶栻坚定表示：服从国家需要的前提下，希望从事雷达事业及相关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当时还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及国家教委负责同志的接见和面谈。随后在等待专业匹配的几个月时间里，陶栻奔波于上海、北京等地，寻找合适的专业对口工作职位和国内相关行业的动态，并在此时与妻子邱淑慎在上海结婚。

陶栻妻子邱淑慎（照片来源：家属提供）

这一时期，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前身）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面向全国广纳科学教育人才，其中不乏有名望、有留学经历的专家、教授。在电机系，汇聚了马士修、厉宽、陶栻、王发庆、郑维敏、葛修怀等一批优秀学者。马士修先生1925年毕业于法国加恩大学理学院，获数学硕士、国家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在法国潘加赉学院研究理论物理；王发庆、郑维敏和陶栻均从英国归来，葛修怀先生则从美国归来。在这批留学归国的学者中，陶栻因其在马可尼公司实习的经历，较早接触了雷达技术，这为他日后投身雷达教育事业埋下了伏笔。

陶栻（照片来源：家属提供）

1952年初，当接到组织调令到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从事雷达专业教育工作时，陶栻十分兴奋地欣然接受了派遣。同年4月，陶栻开始在北京工业学院工作，由此开启了他作为雷达教育家的生涯。

一份泛黄的《干部简历表》上，陶栻在“系别”一栏工整地写下“电机专业组”，这张表格记录了他在北京工业学院的起点。也是在这一年，他被评为副教授。这不仅是对他留学英国、多年工程实践和学术能力的充分肯定，也体现了新中国初创时期对稀缺雷达人才的渴求与尊重。

1952年正值新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大调整。这一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当年3月8日，北京工业学院授命调整办学方向，开启建设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的历史新征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急需，全力建设新中国第一批正规兵工专业，培养新中国第一代“红色国防工程师”。北京工业学院的前身是1940年创办于延安的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49年后，学校迁入北京，逐步发展成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

1953年，北京工业学院建立了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当时称为九专业），成为我国地方院校中第一个设立雷达专业的学校，开始为新中国的雷达事业培育红色人才。而就在前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已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雷达专业。

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成立后，学校将1951年、1952年和1953年入学的电机工程系学生整体转入，其中1951级的9511班成为最早的一届学生。

如今北京理工大学的信息与电子学院，正是始建于北工这个专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学校建立了专业教研组，制定了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雷达系的专业建设开始走上正轨。当时雷达专业下设三个教研组：电工基础教研组（第四教研组）、无线电基础教研组（第五教研组）和雷达教研组（第六教研组）。

陶栻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奠基者之一。从1954年10月开始，直到1960年，先后有4位苏联专家到雷达专业指导教学、实验室建设以及实习实践活动，陶栻是最早参与创建雷达专业的主要骨干教师之一。他与苏联专家合作，从教学计划到实验室建设，从教材编写到课程讲授，一切从零开始。

陶栻工作照（照片来源：家属提供）

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成立以后，学校在课程设置和主讲教师方面进行了精心安排，很多优秀的老师都被派到该专业任教。但是系里没有一个教师真正搞过雷达，陶栻是唯一在英国马可尼公司接触过雷达的人。据学生柯有安后来回忆：“1953年，北京工业学院正式转向军工方向，我们9511班学生转向了雷达专业。当时请到两位老师，其中一位就是陶栻，陶老师手头有一套雷达丛书，给同学们讲雷达。”

初创时期的雷达专业，面临着师资匮乏、教材短缺、实验设备奇缺等诸多困难。陶栻与同事们迎难而上，一方面借助自己留学英国时积累的学术资源和工程经验，一方面积极向苏联专家学习，翻译苏联教材，引进苏联教学经验。他先后主讲了雷达原理等多门课程，几乎涵盖了雷达专业的核心课程体系，足见其学识之渊博、功底之深厚。他的课堂从不照本宣科，总是结合自己在英国的工程实践，把复杂的理论讲得通俗易懂。

陶栻使用过的文具（照片来源：家属提供）

当时开设的课程门类繁多，要求极高：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体育、俄语、数学、化学、物理、工程制图、金属工学、机械原理、机器零件、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电工数学、电工学的理论基础、电机学、无线电基础、电磁测量、无线电测量、电子管、电磁波传播、天线、超高频技术、脉冲技术、雷达自动装置、雷达原理、雷达站等。每门课学时都不少，对师生的要求都非常高。

在主要课程的任课教师中，电工学的基础理论由厉宽教授主讲，发射设备由戚叔纬老师主讲，接收设备、天线馈线、电磁波传播、脉冲技术等课程也均由经验丰富的教师承担。两门压轴课——雷达原理和雷达站，由陶栻和俞宝传分别主讲，这两门课都很有创新意义。

当年教师在考试记录上的签字（来源：《信系寰宇：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学科（专业）发展史》）

陶栻在实验室建设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带领实验室技术人员和部分高年级学生一起动手，建立了雷达原理实验室。当时，系里把实验室的建设任务作为学生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题目，要求学生设计、加工、调试出实验装置和设备，既促进了实验室建设，又锻炼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956年9月26日，北京工业学院以雷达设计与制造专业为基础，建立了无线电工程系（五系）。此后，系内教研室的设置逐步完善。1962年，各教研组统一改称教研室，陶栻被任命为“雷达技术教研室（代号511）”主任。

在教材建设方面，陶栻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1957年的《雷达原理实验指导书》开始，他陆续编写出版了《雷达基础》《无线电技术和雷达》《线性电路分析》等多部教材，分别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和中国电子学会印行。这些著作奠定了国内雷达专业早期教学的重要基础。

陶栻编写的《无线电技术和雷达》（上、下册）（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陶栻撰写的论文《由模型测量雷达目标有效散射面积的理论原则探讨》（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值得一提的是，在雷达专业创办初期，通用技术课程如发射设备、接收设备等可以借鉴欧美或苏联的教材，但雷达原理、雷达系统等专业课则无现成教材可用。陶栻主讲的“雷达原理”课程，讲义都是他课前亲手准备、上课前从学校印刷厂领来单篇在课堂上分发给学生的。由于雷达技术涉及军事领域，他的大部分著作和科普读物都使用笔名“陶望平”发表。

陶栻在科研方面同样成果斐然。20世纪60年代，他主持了“十公分雷达接收机行波管高放的研究和试制”项目，成功研制出样机，其技术水平在当时达到国外先进水平，曾在北京高等院校科研展览会上展出。他还主持了“雷达目标有效面积测量实验的研究”，研制出两套测量设备，一套供工程兵司令部研究所使用，一套留校用于教学科研。这些成果不仅展示了北京工业学院雷达专业的科研实力，也为我国雷达技术的自主发展作出了贡献。

1963年，经教育部批准，北京工业学院共有10名教师有资格带研究生，陶栻位列其中。此后的几年里，他先后指导了四名研究生完成学业。作为导师，他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他的指导风格严谨而不失亲切，要求严格而富有启发性，深受学生尊敬。同年6月30日，经高教部及北京工业学院评审，陶栻被提升为高教四级。

陶栻工作照（照片来源：家属提供）

截至1964年3月，五系有教师128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4人、讲师15人、助教105人，陶栻是当时系里仅有的四位副教授之一。

此外，陶栻还积极参与国家层面的科技活动。据其儿子陶法回忆，他几乎每年都参加中国科协组织的科学家座谈会，会上常有国家领导人出席并讲话。他还多次出席国家领导人接见科学家的活动，并担任北京电子学会理事，活跃于学术交流领域。陶栻曾珍藏一张毛主席接见全国科协学会工作会议及六个学会学术会议的照片，视其为最珍贵的纪念。晚年，他将这张照片郑重交给女儿，叮嘱道：“这是我一生最珍贵的纪念，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1963年11月，毛泽东主席暨中共中央负责同志接见全国科协学会工作会议及电子、计量、动物、微生物、地质、建筑六个学会学术会议全体代表合影（来源：家属提供）

在北京工业学院的那些年，陶栻经历了事业上的风风雨雨。尤其是当援助专业建设的苏联专家被撤走回国后，他承受了更重的教学和科研压力。好在首届雷达专业学生毕业，陶栻教出来的优秀学生毛二可等一批人留校任教，与他共同努力建立起完全自主的团队，创建了当时国内领先的雷达实验室和研究所。毛二可后来更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雷达信号处理领域的奠基人。陶栻不仅传授知识，更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学生们——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国家的赤诚之心，深深烙印在一代学子的心中。

北京工业学院时期，是陶栻教育生涯的奠基阶段。十三年间，他主讲了多门雷达专业课程，编写了七八种教材，指导了多名研究生，为中国雷达教育事业的开创作出了重要贡献。那十三年，是他精力最充沛、创造力最旺盛的岁月，也是我国地方院校雷达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的创业期。他用青春和汗水，为这片荒原播下了第一茬种子。

西迁秦川：红色电波铸忠诚

1965年，一纸调令又改变了陶栻的人生轨迹。国防科工委领导亲自找他谈话，希望他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建设。这是一次服从国家调配的工作调动。没有犹豫，没有讨价还价，陶栻回答：“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于是，陶栻以国家需要为重，只身来到西安，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约一年后，家人才随迁过去。

陶栻证件（照片来源：家属提供）

对于这次从北京调往西安，陶栻的妻子邱淑慎给予了全力支持。在女儿陶兰的记忆里：母亲是上海人，饮食习惯以米饭为主，到了西安后供应以面食为主，细粮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大米，大部分时间只能吃馒头、窝窝头。母亲虽然很不习惯，但从未抱怨过一句。她总是说，“组织上需要他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陶栻的子女也理解父亲的工作性质，全家毫无怨言地随他西迁。这种无怨无悔的陪伴与理解，成为陶栻能够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

西电的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宁都小布创办的红一方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的专门学校，延续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校史上有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半部电台起家”。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半部电台起家”的故事中，那台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电台，正是英国马可尼公司生产的。

而二十年后，陶栻远赴英国，在马可尼无线电学院深造并实习，掌握了雷达与无线电通信的尖端技术。仿佛是命运的牵引，他又被调入这所与马可尼有着特殊渊源的学府，成为西电雷达专业的中坚力量。从江西小布镇的半部电台，到陶栻手中的雷达教材，红色通信的薪火就这样代代相传。

1965年6月陶栻在西安参军时留影（来源：家属提供）

陶栻调入西电后，被分配到二系雷达教研室，与戴树荪、丁鹭飞、强伯涵等人成为同事。1965年5月，他被任命为训练部第十二教研室副教授。

全国电子协会参观通信工程学院留念（来源：家属提供）

在西电期间，陶栻继续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他先后主讲过工业电子学、电磁测量、无线电通信设备、雷达原理与雷达站、线性系统分析、概率论及噪声分析、半导体原理、英语等课程，共计二十多个班次。他还开设了出国教师英语进修班，帮助青年教师提高英语水平。他的讲课风格深入浅出，善于将复杂的理论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受学生欢迎。许多听过他课的学生后来回忆，陶老师上课从不照本宣科，总是结合自己的工程实践和科研经验，将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使学生在掌握知识的同时，也学会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1965年，陶栻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此后，他在1977年至197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全校先进工作者。执教生涯中，他收获了诸多荣誉。

陶栻的外语能力十分突出。他熟练掌握英语，能够做到听、说、读、写“四会”，这在当时学者中并不多见。他还能够借助字典阅读俄语和日语的科技书籍。这种外语能力使他能够及时跟踪国际科技发展动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然而在特殊时期，陶栻因曾留学英国、在马可尼公司工作，教学科研工作遭受冲击。陶栻曾被安排拉牛车——车上装满沙子，一般一匹马都很难拉动，却要他一个人牵引。

陶栻使用过的煤油灯（来源：家属提供）

1969年冬，中苏冲突爆发，西电遵命进行战备疏散。西电二系部分教职工疏散到陕西眉县小法仪公社，陶栻带了儿子一同前往。当时二系去的教工分散居住在五六个村庄，每个村庄之间隔着好几里崎岖的山路。原本大家打算集体开火做饭，但居住的村庄到集合点要步行四十多分钟山路，雨天甚至要一个多小时。大家笑着调侃道：“吃完午餐回来喝口水，不一会儿又要赶路去吃下一餐了 。”后来干脆一次带两三天的干粮。

陶栻和儿子住在村长家对面的一间土坯房里，村长对他们很客气，特意拉了电灯线。陶栻看到周边老乡缺医少药，便自掏腰包准备了一些常用药，免费给乡亲们治病。让儿子陶法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发现这个村子没有广播设备，便把西安家中一台据说是爷爷工厂生产的四、五十年代的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拿到村里，将功率放大线路做了改装，变成了一台收音兼扩音两用机，还在村里一棵大树上安装了高音喇叭。

开播那天，村民们欢天喜地。从那天起，每天早晚村民们都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了。这台改装收扩音机在几个月疏散结束后，就送给了村里的乡亲们。他还教农民唱歌，陶栻的口琴吹得很好，一边吹口琴伴奏，一边教大家唱红色歌曲，与农民关系处得很好。 这些点点滴滴，都折射出他淳朴善良的品格。

陶栻（来源：家属提供）

在70年代中期，陶栻与戴树荪、丁鹭飞、强伯涵、耿富禄等同事共同研究雷达方面的高难度课题。据家属回忆，陶栻花了大量时间收集国外相关资料，撰写过一些论文和内部文稿——但当年可能受环境限制无法公开发表。那些年里，国外科技信息和文献获取渠道非常少。

陶栻每次去北京出差，必去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的内部参考书区，那里有有关部门通过不同渠道从国外购回的期刊和文献，大部分是孤本无法买走，只能就地翻拍或复印。陶栻从那里获得了不少最新国外技术资料，用在科研工作中。当时国内常有生产军用和民用雷达的工厂请他去做技术指导和攻关实践，陶栻也乐于接受邀请。

优秀教材名单（西电档案馆馆藏）

在科研方面，陶栻撰写了多篇科学论文，1976年在《国外电子技术》上发表了《三坐标雷达性能分析和发展动向》一文，及时介绍和评述国际雷达技术的最新进展。还撰写了《雷达目标有效反射面积模型测量理论探讨》《我国发展计算机数控机床技术的重要意义和对策》等论文。

《三坐标雷达的发展概况及其趋势》（来源：知网）

陶栻在西电工作期间也非常注重体育锻炼。他爱好踢足球，是西电教工足球队的成员，司职后卫。在球场上，他奔跑积极，防守稳健，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踢球。

陶栻锻炼照（来源：家属提供）

他还经常带女儿陶淳去学校的游泳池游泳。他教导子女：“一定要学会游泳，这是自己逃生的技能。”这种言传身教，成为子女们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是陶栻最遗憾的时光，在年富力强时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四、五十岁，正是学者的黄金年华，却在动荡中蹉跎。但他没有沉沦，在那段教学科研任务不重的日子里，他将大量精力投入科普工作，撰写了许多文章和科普小册子。为了让青少年了解雷达常识，他编写了一套系列单行本科普读物，共七八集，每集几十页。这些薄薄的小册子，走进了无数青少年的书桌，在他们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雷达》（来源：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档案馆）

《人造地球卫星通信》（来源：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档案馆）

在科普领域，陶栻成果丰硕，他对科普宣传抱有极高的热情。他先后撰写了《国防的眼睛——雷达》《激光雷达》《声纳》《人造地球卫星通信》等科普读物。这些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公众介绍现代电子科技知识，深受读者欢迎。他在多次讲座和文章中，善于用生动的比喻把雷达讲得通俗易懂——比如他把雷达比作“千里眼和顺风耳”，无论机载还是舰载雷达，都是飞行和航海不可或缺的关键设备。

他撰写科普读物既源于与科普作家叶永烈的友谊，也出于面向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教学需要——很多学生基础薄弱，需要先通过科普读物建立基本概念以及他对科普的热爱。陶栻还曾担任科普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在雷达学界享有良好声誉。

1978年12月，王震副总理和国防工业高等院校教授座谈会代表合影留念（来源：家属提供）

1977年恢复高考后，西电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只有极少数教师才能带研究生，陶栻便是其中之一。他当时正在进行雷达信号处理的研究，准备指导1978年招收的一名研究生。陶栻在培养学生方面很尽心，跟学生以“师徒”关系相处，经常利用周末甚至晚上的时间与学生一对一地讲课、讨论问题。

1978年研究生录取名单（西电档案馆馆藏）

1977届雷达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西电档案馆馆藏）

1980年2月，陶栻与蔡希尧、叶尚辉、吴万春等人一同被授予教授职称。从1952年被评为副教授到1980年晋升教授，整整28年的等待，见证了他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的持之以恒。这是一段漫长的等待，也是一份无悔的坚守。

关于吴万春等五名同志被提升为教授的通知（西电档案馆馆藏）

在组织对他多年工作的评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自回国以来，积极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一心扑在教学上，勤恳踏实，干劲十足，无论任务大小都尽力完成；他生活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关心集体，对专业建设和青年教师培养积极建言，勇于承担，多次将自己的稿费和藏书奉献给集体；他学识广博，基础坚实，能主讲雷达专业核心课程，英语熟练，始终站在国际科技动态的前沿。多年的教学科研实践，成就了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这，就是陶栻在西电十五年最真实的写照。

在西电工作期间，陶栻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他曾经担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同时担任科普协会副主席，为推动我国电子科技的发展和科学普及作出了不懈努力。

南国拓荒：桂电的奠基岁月

1980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同意在桂林无线电学校的基础上建立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由第四机械工业部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双重领导。这是一所新组建的本科院校，底子薄、基础弱。为了尽快办起这所学校，第四机械工业部决定由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对口支援。领导曾找陶栻谈话，希望他能够作为专家支援桂电。陶栻的回答简短而坚定：“假如组织决定我去，我就去。”这一年，他已经58岁。

对于这次南调，陶栻的妻子邱淑慎依然像当年从北京到西安时一样，毫不犹豫地支持丈夫的决定。她随陶栻迁居桂林，继续默默承担着家庭的后勤保障。女儿后来回忆：“母亲对我父亲所有的决定都非常支持，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关于抽调陶栻等九十五名同志支援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通知（西电档案馆馆藏）

1980年7月30日，学校正式下达文件，抽调陶栻等九十五名同志支援桂林电子工业学院。连同随调家属、技术人员、医生、会计等，共计122人，分三批南下奔赴桂林援建办学。

支援桂林人员登记表（西电档案馆馆藏）

作为队伍中的资深专家，陶栻亦毅然投身此行，开启了南下拓荒的崭新征程，正式投身桂电的初创建设事业。彼时的桂电尚处于初创阶段，条件颇为艰苦。金鸡岭校区彼时还未建设，直到1987年才在那里建起第二教学楼和两栋宿舍楼。但艰苦的环境，从未动摇这批自西电南下援建开拓者的初心与担当。

陶栻一行抵达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来源：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档案馆）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成立之初，便传承了西电严谨教学和严格管理的教学模式。援建教师们的行囊里，装着西电使用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规章制度等宝贵资料。他们以这些资料为基础，结合桂电实际，制定各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学工作规章制度，健全学生管理与成绩考核的各项制度，迅速形成了一套高起点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

回忆起建校早期的教学工作，援建教师杨恩耀感慨良多：“那个时候，老师们备课都极其认真。援建教师传承了西电严谨教学和严格管理的教学模式，也保证了学院在建院初期就能够培养出我国电子工业领域里的优秀人才。”

陶栻抵达桂林后，被分配到电子计算机系工作，任系主任。从雷达专业转向计算机专业，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女儿陶兰回忆：父亲到哪里出差都会带回厚厚的书籍，全是英文原版教材，通过刻苦自学迅速掌握了计算机领域的知识。他每天凌晨四点钟便起床读书、做笔记，雷打不动，晚上也常去办公室工作。

陶栻教授学习整理的剪报（来源：家属提供）

陶栻教授伏案工作（来源：家属提供）

陶栻阅读了大量英文原版专业书籍，写下了许多手稿。尽管桂电的条件无法与西电相比——每天需要骑着自行车，绕过羊角山上班——但他从未抱怨。女儿陶兰感慨道：“他从小家庭条件优越，却极能吃苦。他在任何时候都与人为善，助人为乐，去真心地帮助大家。”

陶栻教授（来源：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档案馆）

桂电的师生对陶栻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去世后，女儿陶淳回桂电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主动上门说：“我这一辈子都没见过陶教授和邱老师这么好的人。”这句发自肺腑的话，令她深受感动。

电子计算机系的初创时期困难重重。没有现成的教学计划，没有完备的教材，实验设备严重短缺。陶栻带领全系教师从零开始，制定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建设实验室。他先后主讲过多门课程，凭借在北工和西电时期积累的扎实功底，以及刻苦自学的精神，使他能够胜任新课程的讲授。

陶栻在桂电与教研组人员讨论工作（来源：家属提供）

作为系主任，陶栻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他担任桂电学术委员会委员，负责职称评定工作。当时桂电只有几位教授，职称评定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等级、规模和招生条件。陶栻在职称评定工作中始终坚持廉洁公正，他定下规矩：家中不谈职称，来访不带礼物，所有事情到办公室谈。对于不熟悉评定流程的教师，他还会耐心指导，帮助他们做好准备。他还担任过广西自治区高级职称评委的办公室主任，多次为桂电教师奔走协调，为他们争取利益。

关于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建立学士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批复（西电档案馆馆藏）

在陶栻和全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电子计算机系迅速走上正轨。1985年，电子计算机系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在西电的全面援助下，桂电的本科生培养质量很快获得社会认可。1984年7月，学校培养的第一届本科生——来自全国十五个省、市、自治区的284名学生顺利毕业，毕业率达到94.6%，其中有多人考取了重点大学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电子计算机系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陶栻成为首批硕士生导师。

1983年8月，桂电M6800培训班留影（来源：家属提供）

援建的队伍中，先后涌现出教授20人、副教授26人，为学校培养了大批师资人才，夯实了桂电的办学基础。他们还为桂电培养了一批后来走上领导岗位的博士、教授，成为桂电今日发展的中坚力量。

陶栻在桂电授课场景（来源：家属提供）

在桂电期间，陶栻还于1981年至1987年担任桂林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继续担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科普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电子部计算机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广西电子学会顾问等职务。1982年3月，他作为四机部组织的“中国高校‘IBM计算机’访美代表团”成员之一赴美考察，开阔了国际视野，为桂电计算机专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1982年4月，陶栻访问美国宾州大学在校园与美国计算机教授合影（来源：家属提供）

1982年8月，陶栻被电子工业部评为部先进教育工作者。1984年9月，他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系主任职务，改任名誉系主任，但仍坚守在教学科研第一线。1986年7月，他被评为桂林市教育工作优秀党员。1987年，他被评为桂林市年度优秀党员。

陶栻被电子工业部评为“部先进教育工作者”（西电档案馆馆藏）

除了校内工作，陶栻在64岁时还担任了电子工业部赛格电子集团的高级顾问，每两个月就要到深圳参加咨询会议，为特区电子工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在他65岁时，原则上可以退休，但学校要求他延长五年，主要为了职称评定工作的延续性。

陶栻（中）与友人合影（西电档案馆馆藏）

陶栻（中）与友人合影（西电档案馆馆藏）

1991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陶栻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津贴。1992年，他被评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工作到70岁才退休。退休后，他仍关心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的建设和发展，为加强桂电对外联系、提高办学水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赤子之心与精神传承

陶栻的政治生涯和思想发展，与其学术生涯紧密交织。他早年深受父亲陶胜百“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通过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马列主义小组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45年从浙大毕业后，陶栻在重庆一个电机工厂实习期间，专程去见了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由施复亮介绍，他加入了民主建国会，这是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开端。

在英国留学期间，陶栻积极参与留英学生工作，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伦敦分会主席和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主席，举办了许多爱国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驻英代表陈天声的领导和支持，也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感情。

回国后，陶栻长期在教学科研一线工作，兢兢业业，以实际行动向党组织靠拢。经历了这些磨难，他对党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在桂电期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儿子陶法深情地回忆道：“我父亲即便经历了这些事情，他仍旧热爱这个社会，热爱祖国发展。”

1983年12月15日，陶栻在桂林电子工业学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他61岁。他在入党思想汇报中坦陈心迹：对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他坚信不渝。而谈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深知这需要极大的努力，必须时时刻刻以党员八项义务来要求自己。曾有公司多次邀请他出任兼职培训中心主任，但经过反复思考，陶栻最终决定以学院工作为主，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角度出发，婉拒了这项兼职。

在组织的眼中，陶栻是一位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同志。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即便早已超过退休年龄，仍服从需要，以饱满的热情出谋献策、承担繁重的社会工作，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发挥着一位老教授的带头作用。这些朴素的评价，正是他晚年最真实的写照。

陶栻的一生，可以概括为“追求极致、无私奉献”。他的儿女评价父亲：“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特别有目标，特别有追求的一个人。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会做好，到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发光发热。”

陶栻的动手能力极强，得益于他在英国半工半读的经历。儿子陶法回忆：“他比别的教授拥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许多单位如黄河机械厂、六安某军工厂等请他维修各种型号的雷达，他都会修，因为他在马可尼公司做过这些工作。”

在家庭生活中，陶栻非常重视子女的身体健康和全面发展。他不仅自己坚持踢足球、游泳，还要求子女学会游泳。女儿至今仍坚持游泳，认为这是父亲留给她的宝贵财富。陶栻的子女回忆，父亲每个周末会有半天时间陪家人，剩下的时间则到教研室备课、搞科研或指导研究生。

陶栻的儿女觉得，父亲一生给他们留下了几点重要的启示：一是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做有信仰、有抱负的人；二是要诚实做人、与人为善，亲友同事有困难时要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三是要善用逻辑思维，听取不同意见及资讯来源，独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断。

1997年，陶栻与家人合影（来源：家属提供）

2016年12月5日，陶栻于深圳辞世，享年94岁。

他出身崇明电信世家，从战火中求学，到远洋深造，再到三所高校辛勤耕耘。他的足迹，既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侧影，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见证。

彼时的先辈学人，一身风骨，心怀理想，以赤诚的初心躬身治学、坚守使命。这份纯粹的风骨与追求，亦是无数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底色，值得我们永远尊崇与效仿。陶栻为雷达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史册之中。他赤诚报国、笃行治学、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也必将生生不息，持续激励着后辈学人砥砺前行。若要用最凝练的语言总结陶栻教授的一生，他墓碑上镌刻的那几个金色大字便是最好的注脚——“教书育人，桃李天下”。

【附录】

谈谈桂电的教改方向

陶栻

桂电成立十年，今后如何发展？我就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谈谈对我院教育改革方向的看法。

1

办学结构的多样化——大力发展专科

根据我院的历史条件和办学环境，应以主要精力把本科办好，这是立院之本，以后争取独立地办少量的研究生班，并逐步大力发展专科教育。

现代化的生产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级人才，国际上专科招生规模往往与本科并驾齐驱。美国的社区学院或大学中的初级学院已发展到1500 多所，学生人数达650万，占全美大学生总数的一半；联邦德国初级技术大学有155所，学生28万，也占一半左右。日本的短期大学有 548 所，比本科大学还多100余所。

国外的地区学院或短期大学一般与本科大学分开，我国的体制是少量的分开办专业，大量的附设在高校中，这种格局估计在几十年内不会改变。由于专科学制短，培养目标具体，注重工程实践训练，毕业生容易为生产部门接受，有些生产技术性较强的企业更欢迎大专生。因此在工业迅速发展、办学经费不足的条件下，专科较易办成，又符合社会需要。

2

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建立科技联合体

高校面向社会，与工业界合作，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例如美国的“硅谷”和波士顿的“科学工业联合体”，英国的大学“科学公园”，瑞典的“工业交流中心”，日本的“产学合作制”。日本用50亿美元创办了世界著名的“筑波科学城”，还计划建立“未来型的信息化实验城市”。苏联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仅在白俄罗斯就建立了36个联合体。桂林的新技术开发区正在筹建，我院应逐步与有关企业建立稳固的科技联合体，把高校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优势。

3

课程综合化改革——创立电子技术综合化课程

现代科技和生产的发展以综合化为基本特征，反映到教育中就是课程综合化，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具有解决复杂课题的能力。我国高校当前的专业和课程实际上定型于四十年代，与五十年后的今天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现实已经不相适应了。

苏联在 1989 年通过了《关于发展高等教育和提高培养专门人才质量的决议》，“要求在课程改革上，打破原有的课程界限，实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创设新型的综合课程”。

苏联的高校注重对社会的服务，工科院校利用工程知识解决诸如保护环境、开发不污染能源等都市问题，从而使工程教育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建立起以往从未有过的密切联系，由此出现了许多新兴的边缘综合课程。这类课程突破了传统的狭窄专业领域，采取完全综合性的内容和形式。

日本筑波大学已把综合科学纳入教学计划，重新组织课程内容，全校不设系而设6个学群，引起国际教育界的瞩目。教学综合化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新动向，它是一个关系到教育规律的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我院现有四个系的专业方向，从九十年代的发展来看，课程如不经过综合化的改革，就不可能培养出满足 21世纪需要的人才。通信专业，目前是卫星通信、光纤通信、移动通信、无线通信，有线通信的相互综合化，通信网络与计算机网络完全综合在一起。通信专业和课程本身完全是综合化的。

计算机专业，软件与硬件的综合，高级通用语言与专用语言的综合，管理软件与工业控制软件的综合，抓管理软件的必须与企业管理相综合，搞工业控制的必须与电子线路和自动化相综合，计算机通信网络远程的与数据通信相综合，近程的与有线电话线路相综合，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机械制造，无论生产装备或产品目前已朝着机电一体化综合方向发展。21世纪，懂机械的不懂电子，懂电子的不懂机械，将无法解决机电一体化的技术问题，也无法在机械生产领域中立足。

工业造型设计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它综合了技术与艺术，而近年来又要求与工程技术设计综合在一起。如果单纯追求工业造型，不考虑能否简易加工和模具的生产，这样的造型设计仍不能为企业所接受。

课程综合化的改革是科学技术本身发展所要求的，我院如何迎接这个挑战？我以为最主要的是要培养一批勇于改革创新的高水平的师资。

4

大力开展继续教育——高等教育的终身化

迅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和生产，对在职工作人员提出了重新就职的要求，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已与本科、专科、研究生列为高等教育四大组成部分之一。

日本近年提出的高校改革报告，主张 “把大学看作是终身教育机构的基础机构”，要 “依据社会经济变化，适应科技信息化发展，将大学改革和调整成为社会成员可以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地方”。苏联在1987年正式提出，要 “加强高等教育在专门人才的进修和再培训中的作用”。国外许多著名大学都担负着为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的任务。

目前我院已开设过相当多的进修班和专业证书班，宜进一步扩大规模，与企业达成协议，把继续教育经常化、制度化。

5

高等教育协作的国际化——加强国际交流

国际上众多国家的高等教育几乎无例外以面向世界为前提，国际交往主要体现在交流经验和情报、参加国际学术活动和合作项目、交换学者和互派师生等方面。

我们当前要做的工作有：

（1）切实加强外语教学，可以聘请外籍教师讲授外语课；

（2）与国外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开展有计划的交流；

（3）大学课程的国际化，让大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

个人生平

192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苏省崇明县（今上海市崇明区）。

1929-1941年，辗转就读于上海、武汉、昆明、重庆等地十余所中小学。

1941年，毕业于重庆清华中学；同年考入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

1945年，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获学士学位。

1946-1948年，先后在重庆中建电机厂、上海中华无线电厂、香港永华电影制片厂、香港马可尼无线电公司任实习工程师。

1948年8月-1951年10月，赴英国进入马可尼无线电学院深造，先后学习通讯工程、雷达工程，获特许工程师称号。在英期间担任中国留英学生会伦敦分会主席、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主席。

1951年底，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1952年4月，分配至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雷达系工作，同年，被授予副教授职称。

1963年6月30日，晋升为高教四级。

1965年2月，调入西北电讯工程学院（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二系雷达教研室任教。

1980年2月，被授予教授职称。

1980年9月，调至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任电子计算机系教授、系主任。

1982年，被评为电子工业部“先进教育工作者”。

1983年12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4年9月，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电子计算机系主任，改任名誉系主任。

1991年，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享受早期回国定居专家津贴。

1992年，正式离休，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6年12月5日，在深圳逝世，享年94岁。

【参考文献】

[1] 张利钧. 话说上海·崇明卷[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2]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校史编写组.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校史（1947-1987）[M]. 西安: 西北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 1987.

[3] 史倩云. 西电援建桂电40周年丨将一片赤诚和最美好的年华全部献给你[EB/OL]. 西电记忆,2020-08-22. https://mp.weixin.qq.com/s/L9C3iilYh5I5we3Vmdmr2g.

[4] 王再新, 胡小敏, 冼欣宜. 举家南迁，韶华倾负——写在西电援建桂电40周年之际[EB/OL]. 西电新闻网, 2020-09-09. https://news.xidian.edu.cn/info/1482/210576.htm.

[5] 《北京理工大学学科（专业）发展史丛书》编委会. 信系寰宇: 北京理工大学信息与电子学院学科（专业）发展史[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

[6] 陶栻个人档案[Z]. 桂林: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人事处干部人事档案科.

【开栏语】

按照《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25年重点工作补充安排》，为了做好优势学科专家传略编撰工作，记录学科先驱、弘扬教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梳理了1949年9月至1987年11月间，学校从全国聘请教授教师和教师评定为教授的情况，特策划推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传略”专题（共计44人）。这些前辈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深耕不辍，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深厚的学术造诣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西电学科发展与学术水平提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丰富了学校开展红色通信教育的深厚历史底蕴。

来源 /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

通讯员 / 田鸽

排版 / 王子墨涵（融光工作室）

编辑 / 王冠玉

责编 / 王 格

出品 /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