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应该从高考仪式感中解脱出来了

每到高考，我们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仪式。母亲统一身着旗袍（象征“旗开得胜”），父亲们手持向日葵，寓意“一举夺魁”，升级版甚至是父亲身着旗袍，手持向日葵。此外，还有拉横幅的、游行的。

公共管理层面，中高考来临之时，“禁噪”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每个人的手机里或许都会收到停止施工、减少噪声、公交线路调整等短信的提醒。

在AI时代，禁令有了新的扩展。今年高考期间，国内主流 AI 软件将集体限制部分功能。豆包、阿里通义千问、腾讯元宝、Kimi、DeepSeek百度文心一言这些 AI 平台，都要对拍题识图、拍照讲题、学科大题解答、作文生成等特定功能进行受限或暂停。

中国社会对这种禁止措施一般是赞同的，但是，这只是一种朴素的反应，而不是基于权利、义务、法治等现代社会原则的结论。

行政法有一个比例原则，这是一个规范行政权力行使的核心基本原则，其核心要求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时，应当在实现行政管理目标与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之间保持平衡，禁止过度侵害相对人权益。手段与目的之间具有合理关联性，要最小侵害，损害不得超过目标的公共利益价值。

高考期间的禁噪令，有一定合理性。在考点学校周边，考试时实行严格静音，或者在夜间21:00/22:00至次日早晨禁止施工，都是合理的。但有些地方，把这些措施扩展到了整个行政区域，明显违反了行政比例原则。

去年光明网关于高考“静音模式”的报道，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对6月演出安排进行调整，在6月5日—9日、13日—17日所有演出暂停。湖南浏阳市博物馆，四川天全县体育馆，在6月7日至6月9日都全天闭馆。去博物馆看展、去看一场黄梅戏，去体育馆打球，难道会影响考生吗？

今年高考期间，黑龙江饶河县全天禁止所有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的一切经营活动。江西全南县禁掉了全部KTV经营业务。陕西扶风县规定，高考期间，网吧、歌舞娱乐场所，晚上6点至次日早上8:00暂停营业。文艺演出团体（含广场舞、露天演出等）8:00至18:00暂停一切演出活动。

KTV一般都在商场，也会做各种隔音措施，难道有人在高考期间，去了KTV就会影响考生？难道有考生会去通宵上网？这通宵上网的考生，不管他也罢。如果卡拉OK扰民，网吧扰民，任何时候，都应该被查处。如果没有达到扰民的程度，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权利和顾客的娱乐权利，就没有必要被牺牲。

KTV禁止营业了，但房租、工资等成本并不会减少。一年365天，牺牲中高考6天，占到整个营业天数的2%，利润比例就更大，这并不是一个九牛一毫的比例。这种牺牲是不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原则的，自然也谈不上行政的均衡性。

至于AI，也是如此。实际上，既然都处心积虑地作弊了，又提前就知道国内AI会禁止服务，自然会找一个国外AI来答题，这并不困难。所以，禁止是否能实现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存疑的，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主义，自然也不符合适当性原则。禁令对AI厂商损害不大，但对行政原则的伤害很大。这是一个更重要、更深刻的问题。

公共服务还有一个辅助性原则，这是公共服务的首要组织原则，即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仅在个人凭自身努力或依靠社会帮助无法（有效率地）获得时方有必要。简单地说，当一个人可以自己走路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要求其他人抬着他走。

高考公平，是除了作弊者之外，最广大的考生的共同利益。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己利益的第一责任人，自己的利益应该自己去维护，自己去付出。考生之外，高考公平，也是教育系统的利益和责任。那么，一个更合理的逻辑就是，优先在这个范围内去找应对AI的办法，而不是让全社会一起来担责。

如今的智能眼镜，外形和普通眼镜还是有着明显区别的，还没有达到能躲过监考老师审视的程度。这个问题可以在考场解决。另外，对于串通作弊，可以规定即便提前交卷后，考生也不能离开考场，考场为提前交卷的考生设置一个场所，让他们休息，或者复习其他科目。这个场所也设置工作人员，杜绝使用任何电子通讯设备。

考生都唯恐出错，即便提前做完也会检查，真正提前交卷的人，少之又少，一个考场拿一个教室出来，甚至一个小房间就完全足够。这个办法的成本更低，从权益、义务角度来说，也更合理，更符合行政的比例原则。

对于公共问题，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时候，既要尽可能地解决问题，同时也要兼顾各方利益。而兼顾的原则，就是分析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不能凭人数、凭声量、凭舆论去压倒某一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是现代社会的观念。

这些明显过度的禁令，某种程度上，这是在追求一种仪式感。高考期间的仪式感，包括家长的服装、出征仪式、采访第一个跑出来的考生、各种禁令、社会的议论、写高考作文。

追求这种仪式感之下，其实是权力感。这里所说的仪式感、权力感，并非单指行政机关。家长也在追求一种仪式感和权力感。家长有着较强的动机，在公共议题上发声协同性强，在舆论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声势较大。整个社会也顺应家长的这种索求。但是，这种索求会毒害整个社会。

过度的仪式化，反而会塑造紧张的氛围，让考生处于紧张状态。实际上，奇装异服，给孩子带来的未必是振奋，而是一种羞辱。试想一下，一个成绩并不顶尖的孩子，父母穿着好笑的衣服，在成绩好的同学看来，难道不是毫无意义的、可笑的、无力的自我羞辱吗？

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没有这么大仪式感，没有家长送，没有敲锣打鼓，心态会稍微特殊一些，但活动上一切如常，早上起来、集合、进考场、考完、回家，休息、玩。

更长远的是，这种声势大的群体压倒声势小的群体的现象，各个群体、个人都拼声势，而不是讲道理、讲权利、讲法治，已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大学，改变着中国的教育。

仪式感会带来神圣化，神圣化会带来朝圣心态。在过去多年，大学并不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家长带着孩子到了北京上海，也不会想着北大清华看一看——那只是学校，考得上考不上，和看不看一眼没有关系。如今，在多年自媒体所渲染的氛围下，围绕高考出现了各种仪式。仪式感会带来神圣感，高校自然也成了朝圣的打卡之地，连学校的土和水都能在电商平台上卖钱。作为对应，大学自然会关闭校门。

严格的不仅是校门。大学生本是成年人，享有成年人的各种权利，但现在很多大学管理学生的方式，越来越像高中。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大学怕出事，一旦学生出事，不管是在校内校外、校方有无责任，家长一定找上门来，不管是否有理，不管权利义务如何，大闹一通，在舆论上也会有较大声势。大学往往就会息事宁人，接受各种不合理的要求。然后，接下来就是严管学生。而这些学生毕业后，当上公务员，也只会以声势代替权利、义务判断，代替是非判断、法治判断。

神圣化高考之后，是神圣化教育。一个被神圣化的体系，是不会计算成本、牺牲、代价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减负几乎无用，学生心理疾病率高企，自杀屡见不鲜。某种程度上，所谓神圣的仪式，都必然伴随献祭。社会在推高高考的仪式感、神圣感的时候，献祭也在潜移默化的发生。

人生有太多太多唯一一次，失去就永远无法弥补的机会，但高考不是。

即便失利，复读两三年也不过是人生很短的一个阶段。

现代社会，所有行业、所有人、所有活动，都应该是法治下的平等。中国社会应该从高考神圣化的叙事中解脱出来，减弱高考的仪式感，以平常心视之。这是很多事情变得更好、更合理的开端。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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