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灵六州：宋朝如何亲手养出西夏帝国？

所谓“夏灵六州”，并非当时正式行政区名称，而是后世对夏州、灵州及周边党项控制区域的概括性称呼。

夏州（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一带），灵州（今宁夏灵武市一带），位于黄河“几”字弯南缘。

从地图看，这里正好卡在关中平原西北门户，河套草原南缘，河西走廊东端，因此历代都是战略要地。

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辽朝后，辽朝势力南下。

但西北的夏州、灵州地区却没有完全被辽控制。

于是形成三方博弈，辽朝、中原王朝（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党项李氏集团。

党项人一边接受中原王朝册封，一边不断扩大实际控制范围。

基本背景

李继迁家族是拓跋鲜卑的后裔，祖先拓跋赤辞在唐太宗时期就依附唐朝，被唐太宗赐姓李。

到了唐僖宗时期，李继迁家族在李思恭和李思顺兄弟的带领下参与了唐朝平定黄巢起义的军事行动。

战后被唐朝政府赐予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作为酬功之赏，并将这五州之地赐号定难军，李氏家族以定难军节度使的名义统领五州。

此后历经唐末割据和五代兴替，李继迁家族都是这五州之地的主人，只是不断依附中原政权而已。

宋初对定难军的处置，是新兴的中原统一王朝与历史悠久的边疆世袭政权之间的一次根本性碰撞。

宋朝试图将其纳入标准的郡县体系，而党项李氏则誓死捍卫其自治传统。

这场冲突，开启了之后百余年的宋夏战争。

一：李继捧献地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党项族的首领李继捧因自己年轻，众心不服，主动到东京开封府朝觐，向宋朝交出定难军治权。

宋太宗大喜，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并有重赏。

表面上看，这是一次自愿的内附，李继捧主动进京、主动献地，宋太宗喜出望外，给了他丰厚的补偿。

他即位时年幼，“诸父、昆弟多相怨怼”（《宋史·夏国传》），家族内部不服，政权不稳。

他入朝，确有寻求宋朝支持以稳固地位的个人动机。

但他是否有权“献”？定难军是家族世袭政权，非其一人私产。

他的“献”，更像是一种在困境下向强权投诚、换取个人富贵的行为，未必代表整个家族，尤其是实力派（如族弟李继迁）的意志。

果然李继迁不接受这个安排，逃到地斤泽起兵反宋。

关键的是李继捧与族弟李继迁之间始终存在秘密联络的疑点。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是预谋。

但从事后看，李继迁迅速出逃集结势力，而李继捧在宋夏之间反复摇摆，这种家族行动的“韧性”与“默契”，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次单纯的、意外的内讧。

更可能的是：李继捧的个人投诚引发了家族生存危机，李继迁则代表了家族中坚决捍卫自治的力量，二者的路径看似相反，客观上都为家族在巨变中保留了火种。

这一行为，意外地为李氏家族提供了“分头下注”的历史机会：一支入朝享受富贵，一支在外抵抗以求独立。

宋朝欣喜地接受了“献土”，却没想到自己接下的是一个点燃民族反抗意识的火药桶。

二：赵普的建议

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反宋，宋太宗用赵普之计，重新任命李继捧为定难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

赵普的建议是：既然李继迁已经起兵反宋，不如把李继捧送回去，让他用家族影响力分化党项人、招降李继迁。

这个建议表面上有其逻辑，以夷制夷的老办法，让党项人内斗，宋朝坐收渔利。

但实际执行的结果是一场闹剧。

李继捧懦弱无能，而李继迁狡黠多智。

让李继捧去招降李继迁，结果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但招降不了李继迁，连李继捧也会叛宋。

李继捧高兴没几天，问题就来了。

此时的夏州一带，由于连年的战火，民生凋敝、满目疮痍。

在党项人心中，这一切，都是拜他李继捧所赐。

若不是当年李继捧主动献地、引狼入室，夏州一带也不至于落魄至此；

反观李继迁，经过几年的折腾，尤其是荣升辽国驸马之后，其在党项族中的威望日盛。

李继捧在党项人眼里是卖祖宗土地的败类，李继迁是保卫祖业的英雄。

宋朝把一个在本族人里毫无威望的人送回去招降一个威望日盛的堂弟，这个计策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李继捧难堪大任，眼见困据夏州城内无所作为，又担心完不成任务无法向皇帝交差，便干脆胡乱编造故事，称在其劝说之下，李继迁已经诚恳悔过，愿意归降大宋。

而赵光义得知"喜讯"后龙颜大悦，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便下诏封李继迁为银州刺史，只是当朝廷使节手捧诏书到西北宣布任命时，却遭到了李继迁毫不留情地拒绝。

李继捧谎报军情、赵光义偏听偏信。

整个西北战略在一个懦弱的内奸和一个不经核实就相信好消息的皇帝的配合下，彻底失控。

赵普的这个建议，是宋初最具争议的战略决策之一。

它没有分化党项人，反而给了李继迁喘息和壮大的时间。

它浪费了五年以上的战略时间（982-987年），坐视李继迁从地斤泽的逃亡者成长为有辽国支持的地区强权。

三：西夏地斤泽

李继迁成功还有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地斤泽是天然战略基地。

在西夏开国史中，地斤泽（大约位于今内蒙古乌审旗、陕西靖边与内蒙古交界一带的毛乌素沙漠腹地）是李继迁能够绝处逢生、最终奠定西夏基业的“龙兴之地”。

在公元982年李继捧献土、宋朝派兵接管夏州时，李继迁手下只有区区几十人，几乎是白手起家。

他之所以能以此抗衡强大的北宋王朝，地斤泽作为天然战略基地的独特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沙漠中缺乏地标，宋军的大部队和重骑兵一旦深入，极易迷失方向，沦为活靶子。

宋军惯用的步兵大阵和重装武器在松软的沙地里根本无法展开。

相反，党项骑兵由于熟悉地形，且多使用机动性极强的轻骑，在沙海中如履平地。

对于李继迁而言，这片大漠就是最安全的防盗门。

当宋军组织大规模精锐（如曹光实等名将，史称“北有杨家将，南有曹光实”）前来围剿时，李继迁绝不硬拼，直接往地斤泽或者更深处的荒漠一钻，跟宋军玩“捉迷藏”。

宋军一撤，他又跑出来。

地斤泽南邻定难五州（夏、银、绥、宥、静），东临麟州、府州。

李继迁以此为大本营，可以像幽灵一样随时出击，劫掠宋朝的边境补给线，抢夺人口和物资，抢完就退回沙海，让宋军防不胜防。

正因为有了地斤泽这个天然战略基地的托底，李继迁才熬过了最艰难的初期阶段，通过“以战养战”不断壮大。

四：十年的暧昧

史载李继捧后期“阴通李继迁”，且他统治无方，对李继迁的攻势屡屡败退。

在非此即彼的残酷边疆斗争中，同族血脉的联系、以及对宋朝这个共同“外部势力”的复杂心态，很可能促使他们之间存在某种默契或信息交换。

对李继捧而言，在宋与族弟之间骑墙，是生存之道；

对李继迁而言，这个身在宋营的堂兄是绝佳的信息源和缓冲。

赵光义后来也察觉了，于990年将李继捧罢黜，召回京城。

但这再次证明，宋朝试图在党项人中寻找“忠臣”的尝试彻底失败。

他们无法理解，也无法获得超越家族与民族利益的绝对忠诚。

李继捧并非高明的间谍，而是一个在宋、夏（李继迁）、党项本部三方压力下挣扎的投机者。

他与李继迁的“配合”，更多是形势驱使下的利益趋同，而非精心策划的阴谋。

但正是这种基于血缘和民族认同的、松散而有效的联系，让宋朝精心设计的“以夷制夷”之策，变成了一厢情愿的幻想。

对党项贵族集团而言，宋朝始终是外部政治力量。

五：辽和夏联姻

辽朝先后册封李继迁为夏国公、夏国王，并以宗女下嫁（990年）。

这意味着辽国从战略高度承认并扶持李继迁政权，将其作为牵制、消耗宋朝的战略侧翼。

李继迁从“宋朝叛臣”一跃成为“辽朝驸马”，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合法性背书和安全保障。

宋朝为何没有做出反应？

宋朝可能知情，但初期低估了其意义，仍将李继迁视为可剿可抚的边患，未意识到一个在两大国间纵横捭阖的独立政治实体正在诞生。

赵光义晚年，主要精力用于应对辽国直接威胁（如满城、瓦桥关之战），对西北采取守势。

宋辽处于战争状态，宋朝缺乏有效外交筹码去阻止辽国此举。

直到“澶渊之盟”后，宋辽成为“兄弟之国”，宋朝才得以在条约中加入“各守疆界”、“勿增城堡”等条款，试图约束辽夏关系，但为时已晚。

辽夏同盟的建立，是李继迁外交上的巨大胜利，也是宋朝地缘战略的严重失败。

它标志着西北问题从一个局部边疆叛乱，升级为牵动整个北疆战略安全的核心难题。

宋朝的迟钝反应，源于其未能及时从“大一统”的天下观，切换到“多极并存”的现实地缘政治博弈思维。

六：寇准的洞见

在至道年间（995-997），李继迁势力已坐大，灵州告急。

寇准提出：“若假以宠名，赐之节钺，俾镇抚西陲，则可以不劳兵而定矣。”

核心是授予李继迁定难军节度使的正式名号，换取其称臣纳贡，放弃攻宋。

这个建议被当时的朝廷否决——理由是有损国体、承认叛乱成果。

但宋朝最终的结果比寇准的建议更糟糕，不只是放弃了夏州五州，而是多了几十年的战争消耗、多了李继迁做大的时间，最终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造成了比寇准方案大得多的长期威胁。

宋朝最终在1006年（景德三年），真宗朝时，事实上承认了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的统治，赐其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

但这已是灵州失陷（1002年）、河西走廊断绝之后，用更大的战略损失换来的。

寇准的方案若早十年实行，从结果看，代价可能比后来更小，但是否能够阻止西夏崛起，仍存在争议。

寇准的建议，是一种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羁縻政策，其本质是承认党项事实独立，以经济赎买（岁赐）和政治名分换取边境和平。

这后来成为宋朝应对西夏的长期国策（“庆历和议”、“元祐分疆”）。

但在太宗时代，“天朝上国”的虚荣心和“削藩集权”的路径依赖，扼杀了这一务实选择的可能。

宋朝为“面子”付出的，是此后百余年的“里子”（巨额军费、岁赐）。

七：灵州的陷落

在折腾了二十多年后的李继迁，终于实现了自己回归故地的愿望。

他断续用兵，攻占了大宋西北重镇灵州，即今宁夏吴忠的灵武，并改名西平府。

灵州是宋朝西北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控制河西走廊的锁钥，也是通往西域贸易路线的重要支撑点。

失去灵州意味着宋朝彻底失去了对西北的主动权。

那宋朝为什么没有及时救援？

灵州远离宋朝关中核心区，补给线漫长，穿越旱海（沙漠），“馈运艰阻，军民困乏”。

在缺乏当地后勤基地的情况下，劳师远征，胜算极低。

宋军以步兵为主，机动性差，不擅长在西北戈壁与党项骑兵机动作战。几次救援尝试（如白守荣运粮队）均遭伏击惨败。

而且此时（1001-1004年）正是辽国频繁南侵，澶渊之战前夕。

宋朝的国防资源、精锐部队和皇帝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在河北方向。

西北被定性为“次级战场”。

在朝廷决策者看来，死守灵州的边际成本（巨大伤亡、粮饷消耗）已远超其战略收益。

在“守内虚外”的国策下，收缩防线，确保关中核心区，成为理性选择。

灵州的陷落，并非一次偶然的战役失败，而是宋朝地缘战略劣势和国防资源有限性下的必然结果。

它标志着宋朝彻底丧失了经营西北、压制党项的主动权。

此后，李继迁（及其子李德明）得以从容经营河西，为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宋朝则被迫转入全面的战略防御。

从后来的历史结果看，宋朝在党项问题上的多次决策，客观上推动了西夏政权的成长。

每一次都选择了短期政治阻力最小、或最符合惯性思维的路径，但每一次都将问题推向更复杂、解决成本更高的未来。

宋朝最初倾向于将党项问题视为藩镇遗留问题处理，而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进行的是建立独立政权的事业。

目标维度的差异，决定了策略的有效性。

就这样一个原本可能被扼杀或驯服的边疆势力，在宋、辽两大帝国的夹缝中，成长为一个足以与二者鼎足而立的西夏帝国。

这段历史，是战略短视如何塑造地缘格局的永恒案例。

我在持续做宋朝史系列，下一篇继续，关注不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