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经典文章｜刘守华：蛇郎故事比较研究

刘守华

蛇郎故事

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

刘守华（1935-），男，湖北仙桃人。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中国故事学会副主席、亚洲民间叙事文学学会理事。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代表作有《道教与中国民间文学》、《中国民间童话概说》、《比较故事学》、《民间文学导论》、《中国民间故事史》等。

一、一个巨大的故事圈

《蛇郎》是一个在民众口头传诵上千年，至今依然受人称道的著名童话故事，而它的空间分布，则几乎覆盖了大半个地球。中国的蛇郎故事，见于文字记载的已有106篇之多，流行于从西北高原到东南沿海，从北方草原到西南边陲的22个省区的24个兄弟民族之中。

它在中国的邻邦印度、缅甸、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各国，也流行较广，仅在近几年中被译成汉文发表的就有十余篇之多。令人惊奇的是，它还盛传于西方。芬兰学者阿尔奈和美国学者汤普逊编撰的《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简称AT分类法）中，将它命名为《蛇王子》，编排为神奇故事433型。共收录主要来自欧洲，也包含少量来自亚洲、非洲、北美和拉美的故事共127篇。

综上所述，已见于著录的蛇郎故事的各国异文已达250余篇。其中东方的约占一半，中国异文占了五分之二。这个跨越广大时空领域的巨大故事圈，实在是我们作比较故事学研究的极好对象。其中蕴含着一些很有价值而又难于理解的人类文化之谜。本文以它的亚洲形态为主，试作初步比较。

二、中国的《蛇郎》

AT分类法将神奇故事433型《蛇王子》分做433A、433B和433C三个亚型，其中收录中国材料甚少，这三个亚型，主要是从印欧故事中抽取出来的。了乃通先生编撰《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时，依据他搜罗的中国蛇郎故事异文的普遍形态，另立了一个433D型，这个类型的故事最为流行，还有不常见的另外两个类型，我把它们列为433E和433F。

其中433F型为蛇氏族的始祖传说，形态最为古老。到433E型出现，蛇郎形象起了大转变，由人们尊崇的始祖，变成了“淫人妻女”，罪孽深重的妖精。它见于《太平广记》所载的几个蛇精故事中。《太平广记》为宋人编撰，上述故事出自魏、晋、隋、唐志怪书中，实则渊源于中古时期的民间传说。

在中国近现代最流行而又最具有代表性的蛇郎故事是433D型。它的构思特点是，以蛇之变形来象征人的境遇变幻，将蛇郎塑造成一个由贫贱走向富贵的男子，在它命运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将两姐妹——实际上是两种女性的思想性格进行鲜明对比。心地善良淳朴的妹妹不嫌蛇郎贫贱、以身相许，终获幸福。开始嫌弃蛇郎的大姐后来又以卑劣手段害死妹妹，企图攫取富贵，落得可耻下场。中国故事大都具备三妹灵魂不灭，连续变幻的精彩情节。妹妹不仅有着善良的品格，还有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从而成为一大特点。以蛇郎象征境遇变幻的普通男子，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它赋予中国蛇郎故事以特殊的思想与艺术光彩。这样说是否符合作品实际呢？请看：

（1）中国蛇郎故事，大都是以一老汉或寡妇身旁没有男人作帮手，在山野间干活有困难，呼唤他人帮忙来开头。蛇因帮他们干活，才得到求亲的许诺。这不是暗示他是一个好小伙子么？

（2）蛇求亲时，三姐妹都没有产生作牺牲的惊惶恐惧心理，大姐嫌弃它形体丑陋，满身腥气，不愿同他共同生活。妹妹却表示：“我家爹咋个说就咋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老蛇我坐地守”（仡佬族《蛇大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旧时中国劳动妇女择偶时的一句口头禅，它含有不得不屈从父母之命的意思，有一定消极性；也含有和处于贫困境地的丈夫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美好愿望。

（3）中国有些地方和民族的蛇郎故事，如河北汉族的《姐妹俩》，西北东乡族的《沙郎哥》和撒拉族的《老生巴姑》，其中的男主人公——家郎、沙郎哥，已经被人们抹掉蛇形，完全现实化了，变成了一个由贫寒走向富裕的小伙子，大姐不愿嫁他，只因“他是个穷光蛋，嫁过去还不是活受罪”（《姐妹俩》)。这类特殊异文虽然只有少数几篇，却可以从它在民众口头合理演变的轨迹看出其本来的象征意味。

（4）在蛇郎变形的幻想情节中，寄托着旧时人们企求扭转自己不幸命运的期望和信心。特别是山野乡村的少女们在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对自己未来命运捉摸不定，惴惴不安的情况下，蛇郎故事就是她们的抒情诗篇。她们是巴不得找到一个像蛇郎那样的男人的。正像许多情歌所唱的那样：“茄子开花球打球，心愿嫁郎不怕穷，只要俩人情意好，做来做去天会红。”“墙里开花墙外红，有心跟哥莫嫌穷。有朝一日天变了，两朵鲜花一齐红。”故事和歌谣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不约而同，异曲同工。

（5）蛇郎故事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型。中国封建社会以来的家庭，以男子为中心。男人由贫困潦倒，骤至富贵，常引起家庭生活的重大变故。这种变故深刻地触及当时社会的人情世态，成为有力叩击民众心扉的文学题材。在通俗小说和戏曲中更为流行。其主题大致有二，或斥责男方发迹后的忘恩负义，如《秦香莲》，多以悲剧形式来表现；或嘲讽女方的嫌贫爱富，如《姊妹易嫁》，具有浓厚喜剧色彩。《姊妹易嫁》的构思同《蛇郎》不谋而合，令人惊奇。试看它的梗概：放牛娃毛纪小时同张家长女素花订婚。若干年后，张家暴富，毛纪前去张家求亲。素花见他不过是个穷书生模样，拒不允婚，妹妹素梅同情毛生，毅然与之结合。原来，毛生勤学苦读，已科考得中，不过是以旧时模样来试探素花罢了。穷汉转眼变贵人，于是素梅获得意外幸福，素花悔恨不已。中国自隋代开始，即实行开科取士制度。在科举考试中，“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虽只是极少数人，可它却成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唯一的进身之阶，给予社会文化生活以巨大影响，文学中人物命运的升降，也常常以科考为背景。吕蒙正、朱买臣和我们刚才提到的毛生，就是活跃在戏曲舞台上为广大民众所熟悉的几个人物。蛇郎故事的构思与此完全一致，所不同的只是用了童话艺术的幻想与象征手法来表达而已。这类故事还延续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具有惊人的稳固性。《天云山传奇》、《真情假意》等作品，写一个命运坷坎的男人同两个女人的纠葛，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蛇郎》的影子。《真情假意》原是一部弹词，叙述一对外貌相同的孪生姐妹董琴琴和董佩佩，在对待一位因公致伤的工程师的爱情上，展现出美丑两种心灵的故事。陈云同志称赞说：“这部书有切合现实的时代气息，对广大青年有教育意义。”后被改编成广播剧《真与假》，还被人改编成连环画本，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它在构思上和蛇郎的一致性一眼即可看出。我们很难说《蛇郎》、《姊妹易嫁》、《真情假意》之间有过实际影响，究其原因，恐怕只能用“原型说”来解释。在《蛇郎》中，已凝聚着一种具有中国历史文化特征的民族心理与审美情趣，构成了一个为中国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原型。

三、日本的《蛇女婿》

我们所要研究的这类故事，在日本也十分流行，通称为《蛇女婿》。日本著名学者关敬吾在他的代表作《日本的昔话——比较研究序说》一书中，将蛇婿故事归纳为以下四种类型：

蛇婿1——一个漂亮小伙每天晚上来找姑娘玩，因来历不明，引起家人怀疑。姑娘按照父母的主意，把一根带刺的线刺进小伙子的头发中，第二天顺着线绳追踪至山野，发现原来是一条受伤死去的蛇。

蛇婿2——一条蛇正吞食青蛙，一对夫妇为救青蛙，答应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蛇。正当站娘要被蛇带走的时候，被救的青蛙又救了姑娘。

蛇婿3——农民为救青蛙，愿将女儿嫁给蛇，蛇女婿每天夜晚上门和姑娘同居，白天即悄然离去。青蛙变成占卦人给姑娘出主意，要这小伙子上树取鹰蛋给自己吃。上树后小伙子现出原形，变成一条大蛇，被老鹰啄死。

蛇婿4——因天大旱，田地干枯，农民为了求蛇浇水灌田，许愿将三个女儿中的一个嫁给蛇。姑娘用计杀蛇后逃了出来。

蛇这个角色，也可换成猿猴或鬼，演变成猴女婿或鬼女婿故事。

近年在我国翻译出版的一些日本民间故事选集中所收的《蛇女婿》、《鬼女婿》、《青蛀报恩》及《老鹰的蛋》、《猴女婿》等，就是上述故事的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

日本的蛇女婿属于433型故事是毫无疑义的。它们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接近于中同故事的地方，中国最流行的433D型，在日木某些地区也有。可是日本最流行的上述几类蛇婿故事，又有许多地方和中国故事大异其趣，显出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色彩。

日本的蛇女婿是妖，中国的蛇郎是神，一正一反，因而故事的结局也就截然不同，中国故事是以妹妹复活与蛇郎团聚，象征善良战胜邪恶，日本故事却以女主人公杀死蛇郎来表达这一主题，日本著名学者柳田国男在《传说论》中，已将这一特点揭示得很清楚，他承认日本也有类似中国以大团圆结束的433D型故事的存在，“不仅有不少传说，为各家各户歌颂了这种奇怪而美满的婚姻，就是民间的故事，也总是渲染了委曲求全，逆来顺受，嫁给大蛇的孝顺孩子，最后能够得到善报。于长辈于自己都是有益的……但这非常不符合民意，所以人们总是把故事的结尾部分给改成了不是讨伐，就是诛灭，置之死地而后快。”小女儿虽然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并未真心诚意嫁给蛇，而是用各种巧妙办法杀死了蛇，脱逃回家。或用针刺中了蛇的眼珠；或用一千根针插在一千个葫芦上，投进水里，要蛇婿把葫芦一一弄沉，最后被针刺死；或故意要猴女婿爬到悬崖边的树上去摘花，一下跌死；或让鬼女婿背着自己涉水过河，被激流冲走了，等等。情节发展和中国蛇郎故事迥然有别，也有故事讲小女儿出嫁后获得美满结局的，那是在她杀死蛇女婿之后，另找了一位公子。仍然不同于中国蛇郎故事。日本民间文艺学家将中日两国故事相比较之后说：“日本的蛇郎从古以来就不曾得到（中国）彝族蛇郎的运气。”“彝族的蛇郎故事中，姑娘被蛇钟情，或为了亲人的利益舍身忘死来到蛇的居处。结果她的命运是很好的，过的是富足的生活，而这一点成为展开以后的情节（姐姐破坏，几次转生，重过幸福生活等）的导因。口本的蛇郎是姑娘战胜的，情节的展开必然取别种形式。”这是符合实际的。这种差异是怎样造成的呢？

日本民间文艺学家从民俗学角度作了细致剖析，他们指出，日本故事中的蛇是水神的象征，古时从事水神祭祀的巫女用处女，所以女嫁蛇故事是把姑娘作为祭祀的牺牲，蛇是邪神之一，人们希望姑娘击败邪神，逃脱厄运，便形成了“日本民间故事中的蛇郎故事恐惧成分多，并与击败邪神故事相联系”的特殊形态。

中国故事中的蛇郎是一个美好高贵的艺术形象，这与中国南方诸民族尊崇龙蛇的古老信仰有关，就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象征意义而言，则代表着由贫贱而骤至富贵的男子的命运，也代表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女人对未来丈夫的期望。那末，作为日本蛇女婿或猴女婿的人的本质是什么呢？

这些故事中的蛇，有的是残害生灵的恶魔，它们强迫农民把女儿嫁给自己，自然不怀好意，被姑娘用计杀死确是罪有应得。人们用这类故事来象征被压迫者用计谋战胜压迫他们的凶恶残暴的敌对势力是显而易见的。还有许多故事中的蛇女婿，其象征意义较为复杂。试看高知县流行的《蛇女婿》的开头：

从前，在一个地方、有个娇生惯养的姑娘。每天晚上都有个漂亮的青年来找姑娘玩，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姑娘的母亲见青年人长得挺漂亮，开始也很喜欢，可是后来见他不管打雷下雨，都来家玩，就对他产生了怀疑。

这种不同于中国故事的开头，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婚姻习俗的反映。中国很早就普遍流行着一夫一妻明媒正娶的嫁娶制，女子从夫而居，因此蛇郎故事开头，常有蜜蜂作媒说亲，经父母主婚，姑娘远嫁蛇家，在一年一度的菜花黄或中秋节之际回娘家探亲的情节。其中所反映的中国民族的生活习俗，鲜明如画。这样的开头，常常预示着结局的美满。上述日本故事中的小伙子夜访情人，则是日本古时流行的“访妻婚”的遗留。它是招婿制的初期形式，开始男子到女方访问幽会，后来才经父母认可到女方落户，成为女婿，他们的地位较低贱，家长大都由女子担任，具有浓厚的母权制族外婚的色彩。“虽然世界上其它民族也时有招婿这种婚姻形式，但是把招婿作为一种普遍婚姻形态，持续这样长时间的情况却很少见。日本古代社会招婿制是日本历史发展的特殊产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由访妻的小伙子自然不都是坏人，故事中的蛇女婿并没有什么坏的表现。可是因为来历不明，便引起女方父母怀疑；或者是有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寻花问柳，激起人们的愤恨，于是这类人物在故事中成了批判的对象。其实有些故事中的蛇女婿，憨厚得可爱，却无端受人歧视，遭到自己所追求的女人的折磨，死得很冤枉。就像中国《白蛇传》中白娘子的遭遇那样。这类故事具有悲剧色彩，人们怀着复杂的情绪讲述了蛇女婿之死，它和中国民间口头流传至今的蛇郎故事相比，差异甚为明显。

可是，向前追溯，这类故事又同中国唐宋典籍中所载的433E型蛇精故事十分接近。宋人编纂的《太平广记》，共收关于蛇的各种奇闻逸事一百多则，其中关于蛇变幻成男性娶女或与女性私通的故事计有《太元士人》、《楚王英女》、《朱觏》、《薛重》、《王真妻》等五篇，讲的都是由蛇化身的美少年或伟丈夫同已婚或未婚的女性私通，被视为“淫人妻女”的罪恶行为而受到严厉惩罚的故事，同日本蛇女婿故事的内容很接近。其间联系，耐人寻觅。把它放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上来考察，我以为日本的蛇女婿故事中烙印着中国古代蛇精故事的深刻影响。美少年夜间上门同女子幽会，男欢女爱，在人类早期婚俗中本是很正当的。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将这样的婚俗一直保持到近现代。而《太平广记》所载文字，却将男主人公斥之为淫人妻女的鬼魅妖孽，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斩杀。故事本出自虚构，如此安排不过是杀鸡吓猴，以警戒现实社会中敢于自己寻求爱情自由的男男女女罢了，它有着宋代文化思想统治的鲜明烙印。而日本正是深受其影响的国家之一，正如有关著作所指出的，十二世纪末武士阶级掌权以后，“把中国儒学推到了顶峰的宋代理学也传到了日本，尤其是三纲五常，忠孝和礼的学说，得到了广泛传播。”“儒家所提倡的调整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这套伦理纲常，从上到下，渗透到每个人的思想之中。”访妻，在日本中古时期本是一种常见的婚姻形态，为什么人们后来对故事中的蛇女婿如此憎恶，我以为是接受了包括上述蛇精故事在内的宋代文化影响以及本身婚姻制度演变的结果。

那末，为何这类蛇精故事流行于日本，而在中国本土反而传播不广呢？究其原因，除了如同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尊崇龙蛇的民族心理根深蒂固，故一般不以龙蛇作为鄙薄诛杀对象之外，更为重要的，我以为是中国很早就普遍实行了以男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蛇郎正是这种婚姻家庭形态的象征性反映，而且是依附于这一社会制度与习俗而获得广泛传播与不断完善的。日本却长时期流行具有母权制特征的访妻、招婿制，女婿地位较为低贱，中国古代的蛇精故事同它一拍即合，正好提供了个与之相对应的文学原型。故事中的蛇女婿虽然死得不明不白，但他的死却标志着一种社会习俗的变革——招婿制被嫁娶制所代替，也许正是这种巨大变革造成的心理冲击，使这类故事在人们记忆中保留下来，并构成了它颇为独特的形态。日本学者在比较中日两国蛇郎故事异同之成因时，从民俗学角度探求其原始信仰、原始意象的差异是于我们有启发的，但未触及它们同两国现实的社会制度与习俗心理的紧密联系，就不免使人感到有些不足了。

四、印度的《蛇大夫》与

缅甸的《蛇王子》

AT分类法中所列的三个蛇郎类型——433A、433B和433C，流行于欧美和南亚的印度、缅甸等国，其梗概是：

433A 蛇带一个公主到他家中，姑娘吻他，使他从魔法中解脱，又变成个青年。

433B 王后生下一个蛇形男孩，孩子要娶媳妇，父亲给他找了一个贤慧姑娘做伴侣。姑娘给他洗澡，解脱了魔法，或当他变形为人后，烧掉了蛇皮。

433C 蛇丈夫与嫉妒的女人。一个姑娘嫁给一条蛇后，蛇变形为英俊富有的青年，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一个嫉妒的姑娘也要嫁给蛇，她父亲便捉来一条蛇，让她和蛇呆在一起，结果被蛇咬死了。

433A和433B实际上是一个类型，只是情节繁简不同而已。印度《五卷书》中的《蛇丈夫》，印度民间流行的《银色的蛇》和《龙王子》，印度尼西亚的《本苏与蟒蛇》，大体都可以归属于这个类型。

它们都是围绕蛇丈夫的变形来展开曲折生动的叙述。可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却赋予变形以特殊的含义、有的是无辜的好人受魔法折磨变成蛇，如《银色的蛇》中的王子：“我原是离此很远的西邻国的王子，只因受了魔术的作弄，变成了一条小蛇。”《公主与蛇成亲》中的那条蛇也是一位王子，“由于得罪了森林女神，受到她的诅咒，变成了蛇。只有到一位公主同我结婚的那一天，我才能重新变成人。”也有的是干了坏事，受人诅咒，轮回转生成为蛇，《蛇儿子》中的蛇儿子说：“我前世本为富人，攒了许多金银财宝，但是我一分钱也舍不得给别人，甚至连我母亲都没给过，最后她被饿死了。我的罪过太大了，所以受人组咒，今生变成了蛇。”《本苏与蟒蛇》中的那条大蟒蛇讲：“过去我是一个有权势的国王，但由于我对老百姓残暴，真主惩罚了我，把我变成了蟒蛇，真主说只有当好心的年轻姑娘敲打我的身子时，我才有可能恢复原形。”这些蛇丈夫后来遇到了倾心相爱的女子，她们勇敢地破除魔法，施以爱情，历经凶险，终于把丈夫从异类中解脱出来，于是回复人形，恢复良知，情爱更深，皆大欢喜。

另一个亚型433C，以印度《公主与蛇成亲》，缅甸的《蛇王子》和《蛇王子与三姐妹》为代表，它以情节发展上插入一个嫉妒女人为标志，和中国蛇郎故事一样，这个女人多半以姐姐身份出现，但是没有将妹妹害死，因而也没有中国故事中被害者变形复仇的精彩情节，只是对姐姐给予适当的惩罚和嘲弄罢了。将印度、缅甸的蛇丈夫、蛇王子和中国、日本的蛇郎、蛇女婿故事相比较，有哪些显著的不同之处呢？

1、首先，自然还是故事中的幻想形象——蛇的特征与含义不同

缅甸故事中的蛇，原型是一种神物。它不是普通的蛇，而是名叫拿特（Naga）的蛇龙。传说他们住在海底，雄的常化作人形跟人类女子结婚。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变化形体，不需要他人为之解脱。蛇龙形象虽源自印度神话，在缅甸民间文学中却具有自己的独特光彩。

他们的出现是为了给心地善良的少女带来幸福，而不是自己遭难求助于人。其原型与象征意义较为接近于中国的蛇郎。

印度和东南亚一些地方的蛇丈夫、蛇儿子，他们的原形则是属于畜类的普通的蛇，是好人受诅咒，或者恶人遭报应变成的。人遭惩罚变成蛇，蛇比人低贱，须用法术或积累善行方能解脱，这里有着佛教哲学的鲜明烙印。佛家有“五道（或六道）轮回”之说，五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人、天。众生依据自己生前的善恶行为，在上述五道中轮回转生，概莫能外。蛇属畜道，用以惩罚恶行，所以印度故事中的蛇丈夫，是受难者的象征，由于他们获得了女主人公忠贞不渝的爱情，才得以从畜类即苦难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的面貌和良知。故事具有佛教色彩，但它着重表现的是爱情的力量，寄托着苦难中的民众对美好崇高爱情的憧憬，这又是超脱宗教精神的。因而激起了人们的强烈共鸣，得以流传不衰。

2、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缅甸学者貌阵昂在《缅甸民间故事》一书的《绪论》里指出，“《蛇王子》这一类的民间故事可以在别的许多国家里找到，而且也有类似的快乐的结局和悲惨的结局。不过缅甸的故事里，幽默的色彩比较浓厚，即使在悲惨的结局里，也描写了大姐怎样一步步地被蟒蛇吞吃掉，格调非常轻松。”这个故事的结局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两个嫉妒的姐姐，吵着要妈妈也给她们找一个蛇丈夫，于是抓来一条大蟒蛇关在房里，等候奇迹出现。可这条蛇后来却要吞吃大女儿，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

大女儿醒来，大声喊道：“妈妈，妈妈，蛇已经吞到我的脚踝上了。”

“胡说！”妈妈笑着说，“你的丈夫爱你，是跟你闹着玩儿呢。”

女儿不断叫喊，妈妈不断用“丈夫爱你，跟你问着玩儿”来回答。最后女儿被蛇吞掉，再也发不出叫唤的声音了。“老太婆暗自好笑，说：‘哈哈，我的女儿已经不怕她的丈夫了’。”第二天早晨打开房门，不见女儿的影子，而那条蟒蛇的肚子却鼓得高高的在酣睡。这时老太婆才哭起女儿来。她央求蛇王子，用剑剖开蟒蛇肚子，“大女儿从蟒蛇肚子里走出来，依旧跟过去一样完整。”

另一种讲法说蛇王子经商乘船回家，在途中找到了被两个姐姐迫害而流落海岛的妻子和孩子。可他并没有愤怒地去惩罚两位姐姐，竟然同她们开起玩笑来。他把妻儿塞在一只贵重的木箱里，让两个姐姐抬到自己房问去，怀着实现贪欲的喜悦打开箱子。这时，“小姑娘和她的孩子从箱子里走了出来，两个姐姐见了手足无措，只好求她原谅，邻人们从窗口把这情形看得清清楚楚，都讥笑两个姐姐，拿她们作了笑柄。”类似插曲在印度故事中也可以找到。

日本的蛇女婿带有悲剧色彩。这种悲剧性在朝鲜的《相思蛇》、《龙风匹配》等433型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浓重。可是朝鲜故事中尊崇龙蛇的观念又接近于中国而有别于日本，赋予蛇郎之死以崇高意味。中国的蛇郎多采取富于道德伦理色彩的正剧格调。南亚地区特别是缅甸的《蛇王子》，则在叙述中洋溢着喜剧的诙谐幽默情趣，对恶人恶行的惩处并不严厉，而是给予辛辣的嘲笑讽刺。叙述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常以欢快轻松的笑声代替催人泪下的深沉感慨。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从同一情节的变异中，也可窥见一斑。

3、背景有所不同

中国、日本的433型故事，多以山野间的农家生活为背景。南亚故事的背景较为广阔，他们时而过着富丽豪华的宫廷生活，时而沉沦在荒野洞窟的蛇群之中，时而出海经商，在水天茫茫的孤岛上与亲人团聚。这种变异不但反映出南亚地区的自然特色，还穿插着对残暴不仁的国王财主的抨击，和对安宁幸福社会的向往，扩展了故事的社会生活内容。《本苏与蟒蛇》中，少女本苏将纯真的爱情奉献给蛇，不仅使他回复了人形，还使他明白了“一个好国王应当怎样治理国家，怎样安抚百姓”这类故事深人人心的结果，最后构成为南亚文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型——由贤明王后辅佐国王施行仁政，借以表达民众的社会政治理想。

五、蛇郎故事的起源和演变

我们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几个亚洲国家的蛇郎故事作了初步比较，着重辨析了它们的同中之异。就其总的思想艺术特点而言，可以说中国蛇郎故事重伦理，烙印着儒家思想；印度故事重情爱，染有佛教色彩；日本故事的情与理均较为朦胧，显出原始朴野的风貌。朝鲜故事和缅甸故事则分别呈现出介乎中日故事及中印故事之间的中间形态。虽然世人把这些故事看作同一类型，其民族特色却相当鲜明，各有共感人的魅力。

那末，这个故事是从何起源，又是怎样在广大的时间、空间背景上流传演变的呢？

蛇郎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女嫁蛇。人类中的女性同兽类中的蛇相婚配，本是没有任何实际生活依据，而且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意象是怎样产生的呢？从民俗学来考察，它来自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之中。对蛇的崇拜，在世界上相当普遍。据学者们研究，现在世界上生存的蛇类共有三千多种，主要产于热带和亚热带的森林中，以非洲、大洋洲、南美、南欧和亚洲东南部产蛇最多。我国有蛇类一百五十多种，多数分布于长江和西南各省区，如广东、广西、福建、台湾、贵州、四川、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等。愈向北蛇类愈少。蛇郎故事的流行区域和蛇类分布地带正好大体一致，可见蛇郎形象是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所见的蛇为依据而构造出来的。

蛇的形体曲折蜿蜒，行动迅捷，既随处可见，又善于隐形遁迹。不但可用自己的毒牙致人于死地，还可脱皮而逝。因此，处于原始文化背景上的人们，便对蛇形成了一种神秘莫测，既亲切又畏惧的心理。特别是这时人们又怀有崇拜生殖机能的心理，通过联想，把蛇的形体和男性生殖器官联系起来，于是蛇就作为男性始祖的神秘象征，成了民族信仰和民间文学园地的常客了。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指出，“许多在神话和民间传说中代表性器的动物在梦中亦有同样的意思……男性器官最重要的象征则是蛇。”中国也有“蛇人怀中生贵子”的民间习俗信仰，后世民间传说中的蛇精，还可以幻变成女性同人类中的男子成婚，著名的白蛇传就是如此。以蛇为男性始祖，则是更为原始的意象，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这自然是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之后的文化现象了。

在我国南方的怒族、傈僳族中间，直到解放前还有以动物命名的氏族，其中就有蛇氏族，在人们口头上并流传有关于蛇始祖的古老传说。如怒族的传说讲，从前一条大蛇变成小虫爬到姑娘身边听她唱歌，姑娘要把小虫打死，小虫告诉姑娘，如果她答应做它的妻子，它就可以变成人。姑娘答应了，大蛇变成了漂亮的小伙子，两人成婚后，生儿育女，人蛇成了蛇氏族的祖先。白族的《三姑娘和蛇氏族》也讲，三姑娘上山割茅草，嫁给了一条青蛇，生下十几个孩子。后阿妈帮她带孩子，不小心用开水把这些蛇孩子烫死了。“后来，二姑娘又给蛇郎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李保，一个叫李少。两兄弟都有好几个儿子，有的说怒族话，有的说傈傈话，还有的说别的话，他们就叫蛇氏族”这类以始祖传说面貌流传的蛇郎故事，本文把它列为433F型，形态古朴，应看作是后世蛇郎故事的祖型。

然而传说中的这种原始意象，还须结合当时的原始信仰及习俗加以探讨，方能求得明白理解。罗香林先生在《古代百越分布考》一文中，依据国外文化人类学家的论述，对此作过令人感兴趣的推论。他说：

此传说之最足令人玩味的，为以年少貌美之女子，出嫁恶蛇，而恶蛇为能呈现人形之王子。此与远古图腾社会之组织与信仰，有其承袭演进之关系。盖远古之图腾社会，每选择貌美女子贡献与图腾祖，为能使种人繁殖，而其贡献仪节即为以巫术形式献与图腾祖婚配，图腾之标志虽常为非人形之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然实际所与接触之对象，则常为巫者或属于部落首领之真人。

这里说的奉献少女与图腾祖婚配，是采取由巫者扮演图腾祖的象征形式。是否有更野蛮的形式，即将少女奉献给山野洞穴中的蛇，以完成这种仪式的呢？看来也是有的。晋代干宝所撰《搜神记》中，记载了一个很有名的李寄斩蛇的传说，说闽中某山谷中有大蛇，“土俗常惧”，人们每年要给它奉献十二三岁的少女，“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结果都给蛇吞吃了。后有一个勇敢的女孩子李寄，奋力斩蛇，才废除这一恶俗，她因此做了越国的王后。为什么一定要用女孩子来祭蛇，看来正是远古图腾婚习俗的遗留。既然以蛇为图腾的民族，古时曾经一本正经地演出过这种奉献少女与蛇始祖婚配的悲喜剧，后世人们把它作为童话故事来讲述，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蛇崇拜是一个遍及世界的原始文化事象，在此基础上也就产生出各自的少女与蛇婚配的故事传说、非洲班图人中间，有酋长的女儿勇敢地嫁给“蛇人”的传说；美洲印第安人神话传说中，也有一个年轻人变蛇同姑娘幽会，生下一个蛇孩子的故事。我们很难想象它们和印度、中国的蛇郎故事有实际的影响和交流的关系，至于有些情节的类同，只能用不谋而合来解释。

就中国的蛇郎故事而言，罗香林先生在前引《古代百越分布考》中就已指出，它们源出越人，越人自古以来，即“以龙蛇一类的水族为图腾祖”，蛇郎传说的流行区域“适与古代越族之种人分布相合”，这决不是偶然的。从本文开头所述蛇郎故事分布的情况看，虽流行全国，但主要流行区域却是古代百越民族活动的南方长江中下游一带，它被许多民族所传诵，而在同古代百越有渊源关系的高山、布依、吐、壮、水、傣等民族中间，却流行最广。而且早在晋代陶潜的《搜神后记》中，就有了关于《女嫁蛇》的书面记载。因而断定中国广为流行的433D型蛇郎故事系从越人之蛇始祖传说演变而来，是有充分依据的。

由433F即蛇始祖传说演变而来的故事，有433D——流行至今的蛇郎故事和433E——唐宋时期的蛇精故事两个类型。它们都将严肃神圣的始祖传说故事化了，赋予共中的主角——蛇郎以新的象征意义。在433E型故事中，以蛇的形象象征邪恶势力，将远古时期人们对蛇的原始崇拜变为诛杀治罪，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又渗透着扼杀青年男女爱情自由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因而在中国未能深人民问广泛传播开来。但它传到东邻日本之后，在另一种文化背景下，却影响了日本的蛇女婿故事的构成。

中国南方各族居民，仍旧怀着尊崇龙蛇的心理，把蛇郎作为寄托人们美好愿望的象征性形象来表现，从而创造了至今流传不衰的433D型蛇郎故事。

这两个源于433F的亚型，看来是分道扬镳构成的，彼此之间不一定存在传承转变关系。

那末，中国西南地区和毗邻的印度、缅甸民间流行的同类型故事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呢？由于彼此接壤，居民世代交通往来，特别是由于佛教的流行，造成了纵横交错的文化交流关系在中国和印度，缅甸的一部分433型故事之问，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的情况是不容置疑的。但就整体而言，印度、缅甸的433A、433B、433C和中国的433D、433E、433F却是两个不同故事系统，是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上分别开放的两朵奇异花朵。

我在1983年写作《印度 <五卷书> 和中国民问故事》时，曾以《搜神后记》中的《女嫁蛇》的文献记载年代最早，而它又系出于南方越人的创造这一事实，设想南亚地区的同类型故事，可能是越人的后裔支系带着这个故事种子广为传播的结果。现在看来，民间故事流传演变的实际情况比这复杂得多。蛇郎故事在亚洲大陆各国，都有它所由产生的原始文化基因——蛇图腾崇拜。中国有蛇氏族，印度也有蛇氏族和沿袭至今的蛇神祟拜。喀拉拉邦现在的非婆罗门人，主要就是古代蛇族人的后裔。社会不断进化，原始信仰逐渐削弱或者消失，但人们依然把这个关于少女与蛇婚媾的古老奇特的故事保留在集体的记忆中，并联想现实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赋予它以新的象征意义。将不同国家、民族蛇郎故事的类同性加以剖析，便会显露出各自不同的民族生活与心理结构。彼此间的影响渗透，虽使故事呈现出斑驳的色彩，却不能因此而贸然断定它们是移植的外来品种。民间故事的流动现象是很普遍的，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应重视探求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相互交流影响，但也要细心考察那些表面类同，而实为各自生成，或原系各自生成，又在尔后的文化交流中彼此有过影响的故事。欧洲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流传学派，在故事比较研究上成绩显著，受人称道。可是他们孤立地研究民间故事情节的迁徙，把故事的印度起源说和情节流传说绝对化，忽视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同该民族民间文学的深刻联系，这样的局限性在我们今天进行民间故事比较研究时则应该努力避免。否则，我们就难以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一步。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学论坛》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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