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的另一面：贫富分化、失业焦虑、末人危机

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点击小程序直接阅读）

上周，SpaceX上市，创造了全球第一位万亿富豪。

更夸张的是，本周一，SpaceX大涨19.6%，马斯克的身价达到1.3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第二到第六富豪身价的总和，相当于8.8个巴菲特；马斯克一天新增的财富（1600亿美元）就超过了96岁高龄的巴菲特一辈子所积累的财富总量（1464亿美元）。谁曾想过，巴菲特有一天会沦为计量单位。

AI正在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造富传奇，同时也在加剧K型财富分化。在这轮AI浪潮中，微观乐观、资本狂欢，宏观悲观、社会焦虑。这个社会准备好接纳AI了吗？

本文探讨AI的另一面：社会财富分化、白领失业焦虑、技术控制威胁、制度建设缺失、政府强制干预、价值存在危机，及其对AI的反噬。

本文逻辑

一、贫富分化

二、失业焦虑

三、末人危机

【正文6000字，阅读时间15'，感谢分享】

贫富分化

针对马斯克成为全球第一位万亿富豪，‌纽约市长、民主社会主义者佐赫兰·马姆达尼在X上发表评论：“我们应该向富人征税的第1万亿个理由。”

左翼人士、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要求政府对亿万富豪一次性征收‌60%的税‌，所得资金用于支付普通民众的医疗费用。

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呼吁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每年征收‌2%的财富税‌，对亿万富翁额外征收1%，对资产超10亿美元的家庭征收3%。作为《2026年超级富豪税法案》的主要推动者，沃伦提出“AI税”，认为AI取代劳动力所产生的效率收益应由社会共享。

沃伦还多次抨击马斯克避税，后者对其回应：沃伦就像是一个乱发脾气的母亲。

AI制造的财富失衡，不仅引发左翼人士的关注，正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问题。

韩国政府官员此前提出，考虑建立“公民红利”机制，由国民来分享半导体的超额利润。

特朗普称，他的团队也在研究此事，考虑把AI企业的一部分股权收益分配给美国民众。OpenAI创始人奥特曼主动请缨，试图将一部分股权捐赠给政府，用于建立“公共财富基金”，民众可以分享其中的收益。

怎么理解AI沸腾之下的财富分化？

首先，财富分化，是不是一个问题。

分歧很大。偏左翼人士、社会主义者强调结果平等，可以牺牲自由，追求财富均等；偏右翼人士、新自由主义者强调机会平等，对贫富差距更包容，追求个人自由。

过去100年的历史表明，极致追求结果平等、财富均等，结果是“共同贫穷”，经济崩溃，通往奴役之路，最典型的是苏联计划经济；漠视贫富差距，鼓励创富猎富，结果往往是金融危机，经济停滞，社会动乱，革命不止，最典型的是1929年金融危机。

对此，政府的态度，从放任主义到干预主义，然后在其中摇摆。

大萧条时期，凯恩斯主张政府介入救市，财政支出拯救就业，避免欧美彻底倒向社会主义。二战后，英国工党上台，建设福利国家；欧洲大陆和美国仿效之，贫富差距在五六十年代有所收敛。70年代开始，欧美经济陷入滞胀，放松管制成为主流。1983年开始，美国经济复苏，进入景气周期，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社会学，这个问题似乎说不清、争不明。我的观点是：

其一，财富不平等不是大问题，公平与正义才是大问题。

在历史与现实中，诸多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其实是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掠夺富人、均分财富，对创富者来说是不公正的。那些以平等之名、以自由之名的行动，最终可能伤害每个人。

政府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正义的法律、公平的市场，允许每个人在其中自由竞争、积极创造。

财富分配的首要任务应该交给市场，让自由价格来裁决——奖励或惩罚，以及分配财富。

SpaceX上市即突破2万亿美元，这是对马斯克及其创业伙伴，以及富有远见的投资人的奖励。半导体行业利润与市值大涨，这是对英伟达、台积电、三星电子等技术投资的奖励。正是这种超额回报才激励他们投身高风险的事业、投资高风险的技术。反过来，失败意味着惩罚，包括亏损、破产与失业。

当前，AI将财富主要集中到半导体和资本市场上。过度集中的财富是否导致市场失灵、经济失衡？

其实，AI财富具有扩散效应：在供给端，AI应用到各企业，企业成本下降或收入增加，投资者与工人收入也增加；在需求端，AI和半导体的获益者扩大消费，相关企业和工人收入也增加。或许，我们需要更多耐心。

劳资谈判是不是一种市场手段？

去年以来，三星电子利润暴增，三星电子工会今年6月份以罢工相威胁要求加薪。最终劳资双方谈判达成初步薪资协议，约7.8万名半导体部门员工，将获得公司年度经营利润的10.5%作为股票奖金，另加1.5%现金奖励，存续期长达十年。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工会罢工不是正常的市场手段，因为工会带有卡特尔性质。早年，美国司法部门就将工会界定为垄断组织，并加以惩戒。后来，反垄断法对工会网开一面，多数国家允许工会以罢工与资方博弈。

三星电子的案例告诉我们，劳资谈判是AI财富从资方到劳方的重要一步。7万多工人分享三星电子超过10%的利润，更多财富流入工人家庭，进而流入广泛的消费市场。

但是，工会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这依然是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欧美国家过度强势的工会把企业赶往弱工会国家。最终的受害者，既包括欧美的工人，也包括弱工会国家的工人和消费者。

所以，财富分配的首要原则是尊重市场、敬畏市场。

其二，财富不平等是一个问题，但需在公平与正义下处理。

当今，多数经济学家支持政府有限、谨慎地干预财富分配。理由是什么？市场失灵？

这是一个挑战。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

一是现实中缺乏足够正义的法律与公平的市场，富人阶层可能获得某些“红利”。如货币超发推动股票资产大涨；资本在全球投资获得低税收、低工资、低环保等红利，而工人被限制在本土失业与征税。

二是由于交易费用高与外部性，自由市场存在失灵问题。如全球主要国家投入大量的税收建设学校与发展高等教育，并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而多数有价值的信息因外部性被全球免费或廉价分享，未能被价格发现，纳税人也未能从中获得回报，而全球科技公司获得信息外溢的红利。

三是财富分配或许是国家的责任。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经济学没有很好地解释国家的存在。我的“国家市场理论”认为，国家是一个对冲市场，竞争性政府负责帮助国民对冲风险。如社会保障就是一种对冲产品。在AI时代，技术性失业增加，白领债务风险上升，政府需要提供更多社会保障，尤其是失业金。

但是，二次分配应该建立在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不可强行征税、巧取豪夺。

其三，如何分配财富，对社会危害最小。

有人说兼顾效率与公平，实际上，只要公平，肯定有效率。具体怎么操作，是一个技术问题、现实问题。

我认为，在AI时代，政府应该改革二次分配制度：

第一，考虑国家竞争与冲突的风险，竞争性政府建立股权方案，设立技术投资基金（国债融资）。

根据李嘉图等价理论，韩国政府的征税方案与美国政府的股权方案（假设借债持股），没有本质区别，都可以调节收入、降低贫富差距，但考虑到交易费用与国别竞争，我认为股权方案更优。

我不建议单独对AI企业征税，这涉嫌税收歧视，可能是民主的，但违背公平与正义。而且，对AI单独征税容易打击投资与创新，挤走技术创新企业。股权方案的好处是，不仅可以为AI注入资本，还可以让国民分享其中的红利。但是，政府只能作为财务投资者，避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

第二，为每个新生婴儿设立证券基金账户，政府出原始资本，家庭可追加，公益机构可捐赠，基金锚定AI和科技指数，由政府托管18年，然后交给已经成年的账户本人，如此既可鼓励生育，又可让新生儿分享AI红利。

第三，政府将更多技术投资基金、财政收入和社保基金向失业金、养老金倾斜，以对冲AI带来的技术性失业与养老风险。

第四，待AI生产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政府可以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将技术投资红利和部分税收收入注入全民基本收入账户，每个国民每月固定领取一笔收入，无差异地分享AI财富。

除了财富失衡，AI还带来哪些社会焦虑与担忧？是否加剧人类的精神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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